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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春節前,云南元謀縣老城派出所收到一封蓋著“公安廳”大戳的掛號信。
信封已經泛黃,郵戳日期是1996年12月。
所長拆開,里面是一張用復寫紙謄寫的立功獎狀復印件,落款是“云南省公安廳禁毒總隊”。
獎狀上的名字,正是現任玉溪市委書記周建忠。
老所長把獎狀鎖進鐵皮柜,喃喃一句:“周書記又回楚雄了。”
這封信像一枚時光膠囊,把人們帶回三十年前塵土飛揚的滇中公路,也把周建忠的往事一頁頁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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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周建忠出生在牟定縣戌街鄉一個叫迤倉的小山村。
村子掛在哀牢山余脈的半山腰,站在家門口能望見成昆鐵路的隧道口。
道口像一條黑黝黝的龍嘴,每隔半小時便吐出一列綠皮火車,汽笛聲撞在山壁上,回聲悠長。
似有人在云端拖著長腔喊:“嗚——回——來——嘍——
1988年,在村口那棵 200 年的老核桃樹下,母親把煮熟的五個雞蛋塞進他口袋,雞蛋上還沾著木灰。
他踩著羊腸小道下山,坐綠皮火車到昆明,再轉乘長途客車,到云南公安專科學校報到。
刑事偵查專業的教室是一排老舊的蘇式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結冰。
山村出來的娃子沒有選擇,只能刻苦學習。冬練三九,夏練三伏,理論實戰兩不誤。
1991年7月,21歲的周建忠揣著“優秀畢業生”證書回到楚雄,被分到州公安處刑偵隊。
報到那天,隊長扔給他一頂“的確良”警帽:“去武定鍛煉一年,回來再說。”
于是,一輛北京吉普把他送到楚雄下屬的武定縣公安局。
刑偵隊擠在辦公樓二樓,走廊盡頭用三合板隔出半間宿舍,床板是拆下的乒乓球桌。
夜里,隔壁審訊室的燈泡滋啦滋啦響,他就在這種背景音里抄完了《刑法》全文。
1992年10月,周建忠結束鍛煉回楚雄。
車過貓街鎮,他看到公路邊躺著一名渾身是血的卡車司機,旁邊散落著用塑料編織袋裝的黃色粉末。
那是他第一次直面毒品——整整100g海洛因。司機的瞳孔已經放大,嘴角卻帶著詭異的笑。
這一幕深深刺激到了他。
回到刑偵隊,他做了三件事:把案情寫成20頁報告;給自己買了一雙高幫防刺靴;在筆記本扉頁寫下:
“緝毒,不是職業,是命。”
1995年,楚雄州公安局成立緝毒大隊,25歲的周建忠任副大隊長。
大隊只有12個人,卻管轄著滇西、滇中、川南三條毒道交匯的“金三角”北緣。
1996年冬天,情報顯示境外毒梟“老廣”要在永仁縣中和鎮交易。
周建忠帶著三名偵查員化裝成牛販子,在鎮口支起一口鐵鍋賣牛雜。
零下五度,四人蹲守三夜,手腳長滿凍瘡。
第四天凌晨,一輛東風卡車駛來,車廂里藏著90公斤冰毒。
槍戰只持續47秒。
毒販打光了彈夾,周建忠的右手腕被跳彈擦破,血順著指縫滴在雪地上,像一串暗紅的梅花。
此役后,他榮立個人一等功,公安廳發來賀電。
獎狀原件后來隨檔案調走,之后才出現了開篇那封遲到三十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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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周建忠升任禁毒支隊案件偵查大隊長。
他把全隊分成六個小組,每組負責一條鄉道,自己常年跑最危險的永武線。
1999年,他帶隊在元謀縣黃瓜園鎮設伏,繳獲1.6kg 海洛因,抓獲犯罪嫌疑人7名,其中一人是潛逃四年的A級通緝犯。
返程路上,他接到母親電話:“你爸肺上查出東西,縣里治不了。”
那天,他在元謀大橋頭蹲到凌晨三點,抽完一包紅河。
第二天一早,他把繳獲的毒品押回楚雄,再坐班車回牟定。
父親在病房拉著他的手說:“忠兒,穿警服的人,先顧大家。”
2000年,周建忠被破格推薦到楚雄制藥廠掛職總經理助理。
很多人以為他要“轉行”,卻不知他盯上的是藥廠運輸線——毒販正利用藥企冷鏈車運毒。
半年內,他通過物流數據比對,查獲三起利用冷藏車夾層藏毒案,截獲毒品210公斤。
2001年,31歲的周建忠調任元謀縣公安局副局長。
離開楚雄前,他把六年來的緝毒筆記整理成三本《滇中緝毒案例匯編》,后來成為新來警察的教材。
元謀是滇中旱壩,年均蒸發量是降水量的六倍。
2002年7月,周建忠拎著鋪蓋住進水井村委的破土坯房,開始擔任縣公安局局長。
水井村離縣城47公里,進村只有一條機耕道。村民靠種番茄、洋蔥維生,偷盜、械斗卻層出不窮。
周建忠上任第三天,就遇到兩撥菜農因爭水動鐮刀,一人被砍斷手筋。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局里唯一一輛2020吉普改造成“流動派出所”,每周三天蹲在地頭調解糾紛;
第二件事,是跑遍全縣17個派出所,給每個所修通自來水;
第三件事,最出乎所有人意料——他請來省農科院的專家,教農民種冬早蔬菜,并和昆明篆新農貿市場簽下保底收購協議。
2004年,元謀縣刑事發案率下降42%,農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
省廳考核組下來,問村民“周局長怎么樣”,一個大媽說:“他讓我們富起來,誰還打架?”
2005年,周建忠在公安部“全國縣級公安局長輪訓班”做經驗交流。
發言稿只有三頁,最后一句話是:“警察的槍要對著罪犯,也要對著貧窮。”
2007年,他調任楚雄州公安局副局長,分管刑偵、禁毒。
臨行那天,水井村的番茄剛好成熟,村民摘了六筐塞滿他后備箱。
他半路停車,把番茄分給路邊修路的工人,自己在滾燙的柏油路上站了很久。
州局副局長是正處級,但對周建忠而言,平臺更大,壓力也更大。
2008年汶川地震,楚雄作為入川通道,承擔了轉運傷員和物資的任務。
周建忠在祿豐縣設立“滇中應急中轉站”,72小時沒合眼,累計轉運傷員1300余人。
2010年,楚雄州公安局啟動“滇中天眼”工程,在全州布建8000個高清探頭。
有人質疑“勞民傷財”,周建忠在州電視臺直播辯論:“探頭照的是壞人,保護的是好人。”
兩年后,楚雄“兩搶”案件下降61%。
2013年,他推動楚雄州公安機關與四川攀枝花、涼山州建立跨區域禁毒協作機制,三年聯合破案276起,繳獲毒品1.8噸。
那天,他把父親的照片揣在左胸口袋,照片被汗水浸出了人形。
2015年7月,周建忠調任麗江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
麗江是旅游大市,也是毒品集散地。
周建忠凌晨兩點召開現場會,第一句話是:“砸掉所有涉毒場所的招牌。”
半年內,麗江警方清查娛樂場所286家,吊銷執照37家,古城涉毒警情下降93%。
6.26”國際禁毒日,麗江公安局將近年來部分結案收繳的毒品241.53公斤海洛因、冰毒、搖頭丸等集中銷毀。
這個大場面,震撼了無數麗江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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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他調任昆明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昆明是省會,也是全國毒品過境地。
2018年,昆明開展“鷹眼”專項行動,由周建忠靠前指揮,國家禁毒辦、公安部禁毒局、省公安廳領導到場觀摩指導。
統一行動組由公安、環保、安監、交運、工商等部門組成,兵分五路分別對全市幾個重點地區開展統一清查行動。
行動共出動 327 人、車輛 31 輛,打掉“黑窩點”“黑倉庫”6 個,現場查獲液體桶裝可疑化學品 1091 桶、袋裝固體可疑化學品 215 袋、化學試劑 319 箱,共計 233 噸;現場抓獲違法犯罪嫌疑人 10 人。
主政三個月破獲毒品案件1123起,抓獲嫌疑人2400余名,被央媒專題報道。
2019年7月,周建忠兼任云南省公安廳副廳長,仍留任昆明公安局長。
同年9月,他率隊赴老撾、緬甸開展邊境聯合掃毒,首次實現中老緬“三國同步收網”,繳獲冰毒片劑200萬粒。
2020年8月,周建忠升任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成為正廳級干部。
這一年,他主導“凈邊2020”專項行動,云南邊境繳獲毒品28.5噸,占全國38%。
2021年,他推動“云南智慧禁毒平臺”上線,實現涉毒前科人員人臉識別、車輛軌跡碰撞、物流寄遞預警。
2022年,新冠疫情最緊張時,他帶隊在德宏邊境駐守63天,每天睡眠時間不足4小時。
2023年,他組織編寫《云南省毒品問題綜合治理白皮書》,首次提出“無毒村寨”創建標準。
2025年1月,周建忠調任玉溪市委書記。
消息一出,朋友圈刷屏:“緝毒局長去管一座城?”
他到任第二天,暗訪了紅塔區的三個菜市場,發現“缺斤短兩”投訴量居高不下。
第三天,他召集市場監管、公安、街道開現場會:“先治秤,再治人。”
一個月,玉溪下架不合格電子秤1200臺,立案查處87人。
2月,他調研撫仙湖保護,看到湖面漂浮的藍藻,當場給環保局長打電話:“明天開始,沿岸所有餐館停業整頓,直到污水零直排。”
3月,他走訪易門縣銅廠鄉,發現村民因礦山糾紛上訪十年。
他把涉事企業、村民代表請到鄉政府大院,擺開八仙桌,泡上普洱茶,從下午三點談到晚上九點,最終達成協議:
企業出資修復尾礦庫,村民成立合作社參與綠化養護。
4月,他在市委常委會上提出“玉溪三問”:
一問干部,有沒有把群眾當親人?
二問企業,有沒有把環境當生命?
三問自己,有沒有把紀律當天條?
5月,他回到牟定老家,給母親過壽:“母親,兒子總算沒有辜負你這么多年的培養,只可惜父親他看不到了....。”
2025年6月,玉溪市舉行“6·26”國際禁毒日集中銷毀毒品儀式,現場焚燒毒品3.2噸。
儀式結束,周建忠一個人走到撫仙湖邊。
夕陽把湖面染成金色,像極了他1992年在雪地里看到的那灘血。
他打開手機,給當年的緝毒大隊老伙計們群發了一條語音:
“兄弟們,山那邊是海。海不藏毒,海只藏藍。”
風吹過,湖面蕩起漣漪,像一封回信,也像一聲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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