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鷹律師：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有沒有可能判緩刑、不起訴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作為妨害司法犯罪的重要類型，其設立旨在維護司法公正和訴訟秩序。規定在《刑法》第307條第2款，是指在訴訟活動中，唆使、協助當事人隱匿、毀滅、偽造證據，情節嚴重的行為。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而證據則是司法活動的基石。任何破壞證據真實性、完整性的行為，都將嚴重損害司法公正，削弱司法公信力。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正是通過對這類行為的刑事制裁，捍衛司法權威和訴訟秩序。

在司法實踐中，對"情節嚴重"的認定通常考慮以下因素：幫助毀滅、偽造的是重大案件的關鍵證據；多次實施幫助行為；導致訴訟活動無法進行或造成錯案；手段特別惡劣；造成嚴重后果或惡劣社會影響等。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釋尚未對"情節嚴重"的具體標準作出統一規定，這給司法裁量、刑事辯護留下了一定空間。

以下通過案例，我們可以分析和把握裁判規則和司法傾向。

一、不起訴案例

薛某某幫助毀滅證據案：薛某某的丈夫向某某因故意傷害致人重傷后，要求薛某某幫助將被害人送至其家門前以制造被害人自行回家的假象。薛某某作為傳統農村家庭婦女，長期處于從屬地位，不敢違背丈夫意志，實施了幫助行為。

檢察機關召開聽證會后，綜合考慮薛某某在家庭的從屬地位、認罪認罰態度、家庭有幼童需要照顧等情節，認為其犯罪情節輕微，具有從寬處理情節，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該案體現了司法機關對"親親相隱"傳統倫理的有限度認可，特別是在家庭成員間存在明顯支配關系的情況下，對處于被動從屬地位的一方給予特殊考量。

李乙、李丙幫助毀滅證據案：李甲持刀捅傷他人后，指使其胞妹李乙、胞弟李丙將作案刀具沖洗后丟棄，導致該關鍵物證無法提取。檢察機關審查后認為，二人雖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但具有自首、認罪認罰、初犯、主觀惡性小等情節，且被害人家屬已出具諒解書，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但檢察機關并未就此結案，而是通過"行刑反向銜接"機制，向公安機關發出《檢察意見書》，建議對二人給予行政處罰。后公安機關依法對二人作出行政拘留七日、罰款200元的處罰。該案的處理體現了"不刑不罰"追責盲區的消除，彰顯了對妨害司法行為"零容忍"的立場，同時也展現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靈活運用。

二、適用緩刑案例

朱某幫助毀滅證據案：朱某為幫助妻子逃避醉駕刑事責任，偽裝成醫護人員潛入醫院，將水倒入妻子的血樣試管中進行稀釋，導致血樣無法作為證據使用。公安機關發現后啟用備用血樣重新鑒定，證實其妻確屬醉駕。法院審理后認為，朱某的行為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情節嚴重，但考慮到其具有坦白、認罪認罰情節，且系為配偶而實施犯罪，主觀惡性較小，符合緩刑適用條件，最終判處拘役四個月，緩刑六個月。

該案的裁判要點在于：一是行為人主觀上是為了幫助配偶而實施犯罪，動機具有一定可寬宥性；二是雖然行為性質惡劣，但備用血樣的存在避免了證據完全滅失的嚴重后果；三是行為人認罪態度好，再犯可能性低，適用緩刑不致再危害社會。

趙某某、張某某幫助毀滅證據案：王某駕車撞人后，同車的趙某某和張某某發現車輛底盤、左后輪有血跡和毛發等痕跡，便擅自清除毛發并用沙土摩擦底盤，趙某某還駕駛車輛來回行駛以清除輪胎血跡，后將車輛放回原位。法院認為二人行為構成幫助毀滅證據罪，情節嚴重，但鑒于二人有如實供述、認罪認罰等從輕情節，且社會危害性相對可控，分別判處趙某某有期徒刑六個月緩刑一年，張某某拘役五個月緩刑六個月。

三、判處實刑案例

李某某、彭某某幫助毀滅證據案：李某某的兒子兒媳因制販假證被抓獲后，70歲的李某某伙同親家母彭某某將制假工具、假證件等證據轉移并燒毀。盡管二人年事已高，但法院認為其行為性質惡劣，嚴重妨害司法機關對偽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的偵查，且燒毀的證據數量大、種類多，最終判處二人有期徒刑一年，未適用緩刑。

該案的裁判觀點凸顯了對系統性毀滅證據行為的從嚴懲處，即使行為人年齡較大、動機出于親情，也不影響犯罪的成立和實刑的適用。法院在量刑時特別考慮了以下因素：一是毀滅的證據涉及多件假證件和印章，數量龐大；二是毀滅行為具有預謀性和組織性，非臨時起意；三是可能造成多起假證案件無法查證的嚴重后果。

胡某幫助毀滅、偽造證據案：胡某的朋友劉某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后，胡某幫助劉某拆卸肇事車輛牌照，并連夜將車輛損壞部件（前擋風玻璃、前面罩等）拆卸拋入贛江，企圖掩蓋事故痕跡。法院審理后認為，胡某幫助毀滅證據的行為情節嚴重，已構成犯罪，鑒于其自愿認罪，酌定從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雖然胡某具有認罪情節，但由于毀滅的證據關乎人命案件，社會危害性大，法院未適用緩刑，體現了對嚴重妨害司法行為從嚴懲處的立場。

通過對比分析上述案例，在這個案件的辯護中要考慮以下情況：一是對出于親情、友情動機實施的幫助行為，通常會給予一定寬宥，但寬宥程度有限，特別是當行為嚴重干擾重大案件偵查時；二是對預謀性強、手段惡劣、后果嚴重的幫助行為，通常不適用緩刑；三是對處于從屬地位、受脅迫或支配而實施幫助行為的情形，處理更為寬緩，甚至可能不起訴；四是行為人認罪悔罪態度和事后補救行為對處理結果有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