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達：全民族抗戰時期淮海區的敵工工作雜憶

淮海區敵工工作雜憶

李文達

一、敵工部門組織概況

在抗日戰爭時期，敵工工作主要是做偽軍工作，對日軍做得不多。1942年冬大“掃蕩”以前，以部隊敵工部門搞為主。大“掃蕩”開始后，根據斗爭形勢的需要，決定加強日偽軍工作，主要由地方來搞，部隊的敵工干部分別轉到各地區的敵工部門工作。我就是這時候開始調做日偽軍工作的。為什么轉到地方上來搞？因為偽軍大多是本地人，與地方上有各種復雜的關聯，做他們的工作得依靠地方上的這些社會條件。

淮海區敵工部長是地委書記金明同志兼的，副部長是劉述周同志，具體抓這項工作。敵工部下設組織、宣傳兩個科，蔣復（捷夫）是組織科長，我曾任過宣傳科長。對內是地委敵工部，對外叫新四軍淮海聯絡部。開始時只有3個人，后來，才逐步增加了文書、總務管理員、幾個干事和武工大隊部，有十幾個人。各縣設有縣委敵工處，對外稱新四軍某某聯絡處，縣委書記兼處長，另有一名副處長具體負責。縣里的人手較多，因為大部分具體工作要靠他們去做。縣以下，每個敵據點附近都設有一個到兩個敵工站（對外稱聯絡站），每個站有三四個人。我還能記得的各縣敵工處長：沭陽是劉鐵英，漣水是宋杰，淮陰是張一樵，泗沭先是我，后是張高，灌云是陳少新（后叛變），宿遷開始是張高，東海是一個瘦老頭，人挺不錯，姓劉，名字記不清了。

我們地區敵工部里還有3個日本同志，一個叫板橋，一個叫吉春，一個叫清水，組成了日本反戰聯盟的一個支部（總部在延安，由野岡野進即野坂參三領導）。他們主要負責做日軍工作：包圍據點時，向日軍喊話；寫日文標語傳單；審問日軍俘虜，以及擔任我軍的拼刺教練等。這3個同志原來都是日軍俘虜。據說，剛抓到時，都很頑強，不肯投降，經過反復教育，都轉變過來了，干得挺不錯。日本投降后，送他們回國去了。

晚年時的李文達

二、關于幫會工作

1942年，黨中央頒發了《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幫會工作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幫會工作的政策》兩個文件，根據這兩個文件精神，黃克誠等同志研究決定，在淮海、鹽阜地區開展幫會工作，因為蘇北地區是安清幫的發源地，幫會的社會基礎較廣泛，勢力較大。

從杭州到北京的大運河，是清王朝漕運的動脈。安清幫開始是為清王朝運漕糧的船戶的組織。那時，漕運有江淮泗、嘉海衛等不同的線路，每一線的漕運船隊稱為一幫，都有自己的標志。這種組織帶有濃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上船入幫有很多規矩，要拜老頭子，認師父。后來，這個組織逐漸擴大，不只吸收弄船的，還吸收小手工業者、破產農民參加。安清幫與紅幫不同，紅幫是稱兄道弟，入幫者無論老少，皆稱“袍哥”，安清幫則講輩份，按“元明興禮，大通悟學，萬象皈依……”等字排輩，輩份愈高，在幫會中地位就愈高。

我們開始利用幫會的時候，安清幫中最高的是“大”字輩，整個淮海區大概只剩一個兩個的。漣水有一個，叫高道衡，那時已經七八十歲了，住在徐州城里。于是，地委派人拿著400塊大洋，化裝進了徐州，找到高道衡，要求他收兩個新徒弟，一個是夏仲芳，一個是我。他就派了兩個看山門的大徒弟到我們這里擺香堂，做手續，辦儀式。

事先，我們就認真研究了安清幫的經典《通草》，擺香堂時，大家都有意識地專心地看他們如何擺。把他們送走后，我們即著手改造舊《通草》。舊《通草》規定的禮節、儀式、法規一般不變，著重增加了愛國主義的內容，把民族英雄岳飛和岳飛的老師宗澤，還有清朝大俠甘鳳池加了進去。這是劉述周同志出的主意。新《通草》也是線裝石印，里面又加了一些插圖，比舊《通草》搞得漂亮，印刷時間大概是寫的民國五年。

新《通草》印好以后，我們就開始到日偽區與根據地的邊緣地帶擺香堂，收徒弟。收的對象主要是偽軍士兵，班長也收，當地與偽軍有關系的老百姓也收，偽鄉保長也收。我們收徒弟，就是靠的兩條：一、我們是“通”字輩的；二、我們都是共產黨干部，夏仲芳是共產黨縣長，我是新四軍聯絡處長，這在當時人的心目中，是不小的官兒。那些偽軍、偽鄉保長所以愿意拜我們做師父，不單是由于我們在幫會中輩份高，這僅僅是個橋梁，真正起作用的是我們頭上的“烏紗帽”，是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新四軍的武裝力量。沒有這個后盾，他就不可能靠著你。但是，如果沒有幫會這個橋梁，他也不信任你。

收徒弟主要由夏仲芳出面，因為他年齡較大，又是本地方很出名的士紳。我太年輕，才二十三四歲，嘴上沒有胡子。我做他的師弟，替他組織。人家認他做師父，我就是當然的師叔了。拜師父時，有本名師、執堂師、穿師之別。本名師是所認的本師；執堂師是主持拜師儀式的長輩，我是經常做執堂師的；穿即搭跳板，穿師大概是拜師時的搭橋人物吧。

開始，我們在泗沭縣搞試點，收徒弟不好公開號召，得慢慢串連，串上十個八個的，就擺香堂。試點成功后，立即在各縣推廣。發展到后來，把偽軍大隊長胡立敬都收下了。胡立敬是作為學生收下的，因為他已拜過師父了。安清幫有這么一條幫規：只能拜一個師父，認了張三做師父，就不能再認李四，實在要認，也只能做李四的學生，拜李四做先生。收學生，同輩份的也可以收。后來，縣城里的偽軍頭頭，竟然向金明、劉震等同志遞起學生帖子來了。沭陽城里的偽軍第一號頭頭都把帖子遞來了。

做徒弟的要聽師父的話，做學生的得聽先生的話，得為師父、先生效忠盡力。你收他做徒弟、學生了，給他個任務，他得完成。當然，要是力所能及的任務。有一天晚上，我到一個鎮子上去擺香堂，那一次到的人真不少，有百把人光景。擺完香堂，我發現派克鋼筆丟了。于是惋惜地自語道：“糟糕，我的派克鋼筆丟啦！”說完也就算了，沒有再找，誰知徒弟們聽了，卻很當個事情。第二天天不亮，就有人替我在路上把鋼筆找來了。從這件小事可以想象出，利用幫會去瓦解和打擊敵人，會起到什么樣的作用。記得大“掃蕩”時，我們的干部家屬和女同志就住到據點旁邊，讓偽軍掩護她們。我們的經驗，后來推廣到了鹽阜等地區。1945年夏天，我們到江南去，盡是走據點旁邊，因為那里有偽軍掩護我們，反而更安全。

和我們建立師徒、師生關系的偽軍，可以說都是我們的情報員。在泗陽八集以西的莊灘周圍，有幾十支零散的反動武裝，有偽軍，有頑軍，多的百十人一股，少的二三十人，總共有六七百人吧。我們就通過徒弟、學生搜集情報，情報十分準確。我們即趁天亮前，分別對這些隊伍發起突襲，很迅速地把這幾十股敵人全殲了。

關于幫會工作的作用，攻新集據點是最典型最有說服力的一例。新集據點里住的是大漢奸郝鵬舉的隊伍，那里面的偽軍士兵、班長都被我們收為徒弟了。攻據點前，我們對那些徒弟分別布置了任務，那個負責放吊橋，那個負責開碉堡大門，那幾個負責看住團長、營長。攻打時，一槍未放，幾百名偽軍官兵就全部做了俘虜。后來，我們對偽軍團長、營長做了些工作，又放他們回去為我們辦事了。

1944年冬，泗沭縣聯絡處（敵工部）敬獻的紀念抗日烈士匾額。

三、補充幾個片段

（一）為了瓦解日軍斗志，我們曾在新浦那邊組織過一次“慰問”，是在過春節的時候，那一年是猴年。我們在日軍必經之路上用松柏扎了一個牌樓，牌樓上掛了很多慰問袋，袋里裝有糖果、糕點等，還有用日語寫的傳單，其主要內容是：你們遠在故國的父母妻兒都很想念你們，你們卻在這里替日本軍國主義者、替日本資本家賣命，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是沒有出路的等等。那一次，日軍出動，就比較老實，沒有什么軍事行動。另外，1944年底，有9個日軍士兵從徐州據點里跑出來，向我們投誠。這9個都是朝鮮籍人，都是大學生。他們投誠，不一定完全是做敵軍工作的結果，因為那時形勢已與抗戰初期不同了，日本失敗的大局已定了。不過，敵軍工作也起了一定作用。

（二）對偽軍，我們還用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故事，畫了一幅“關羽讀史記”的宣傳畫，并散發了有關的傳單，啟發偽軍的民族主義覺悟，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三）在敵人準備對淮北大“掃蕩”、向淮北調兵的時候，我們為了拖住敵人，除了大造對敵人反攻的輿論外，還故意準備擔架隊，擺出要向敵進攻的架勢。劉述周同志還出了個主意：用礬水寫成傳單，看上去是一張白紙，一沾上水，就現出“日本必亡”等字樣，日偽軍一般不知其中奧妙，以為是天意，所以都很害怕，就不敢輕易出動了。

（四）為了提高敵工人員的思想政治水平和業務水平，淮海區敵工部門干部整風班先后辦過三期。第三期是與其他部門一起搞的，敵工與公安編在一個大組中。1943年春天和夏天，先后辦過兩期敵工訓練班，培訓各縣派來的青年學生每期30多人，有效地充實了敵工隊伍。

（五）1943年下半年，召開了一次各縣敵工處長會議，主要是學習對敵斗爭政策，研究對敵斗爭策略，總結交流對敵斗爭經驗。那次會上，我們把對敵斗爭的經驗總結為“三十六計”，我記得里面有“敲山鎮虎”“落井下石”等等，這對于提高斗爭藝術，進一步做好敵工工作，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有著重要的意義。（原載《淮陰黨史資料》總第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