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給錢就不射箭？北宋太原慘敗和靖康之恥，真是因為弓弩手躺平嗎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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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這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一年。金國鐵騎南下，席卷中原，最終攻陷汴京，俘獲徽欽二帝，史稱“靖康之變”。而在這場劇變中，榆次之戰并非規模最大的會戰，但卻稱得上是最關鍵的節點之一。它是北宋第一次東京保衛戰后，為解太原之圍而發起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具決定性的大規模救援行動的終曲。

此戰的慘敗，意味著北方軍事重鎮太原的最終陷落，也讓金軍第二次南下徹底失去了軍事上的掣肘。然而，這場在一定程度上關于北宋危亡的關鍵戰役，如今流傳下來的戰役細節卻極其混亂，不僅參戰人數多寡眾說紛紜，關于宋軍主將種師中的敗亡原因更是莫衷一是。在互聯網上，有一種說法甚囂塵上，認為種師中行軍倉促，沒有帶夠賞賜用的銀碗，作戰時麾下沒得到賞賜的神臂弓手“相與散去”導致戰敗。

不給賞賜就不射箭的說法并非無中生有，而是源于抗金名臣李綱的《靖康傳信錄》：“金人乘間讻突諸軍，（宋軍）以神臂弓射卻之，欲賞射者，而隨行銀碗只數十枚，庫吏告不足而罷，于是士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其余將士退保平定軍”。

誠然，這一細節在一定程度上為種師中這位西北名將的戰死披上了一種悲劇色彩，但過于故事化的表達卻無益于我們去了解這場北宋覆亡前夜的救援之戰。

先讓我們來聊一聊此戰救援的對象：太原府。

太原府，古稱晉陽，地處山西高原中心，控扼太行、呂梁兩山之間的河谷通道，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戰略屏障。對于金軍而言，太原猶如釘在其西路軍南下側翼的一顆釘子。不拔除太原，完顏宗望的東路軍南下汴京時，始終需要擔心側翼會受到太原宋軍的威脅，后勤線也難以保障。因此，攻陷太原，是金帝國實現其鯨吞中原戰略的絕對前提。

公元1125年末，金兵分兩路大舉南侵。西路軍由完顏宗翰（粘罕）率領，圍攻太原；東路軍由完顏宗望（斡離不）率領，直撲汴京。北宋朝廷在驚惶失措之下，答應了金人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的屈辱條件，換取了金軍東路的暫時北撤。

然而，這一決定旋即遭到了以李綱為首的主戰派和三鎮軍民的強烈抵制。太原軍民拒不開城，繼續浴血奮戰。此舉在道義上值得歌頌，但在戰略上卻使北宋朝廷陷入了兩難：既已“割讓”，出兵救援便缺乏法理上的絕對正當性，且給了主和派口實；但若不救，則等同于自毀長城。

金東路軍北撤后，西路軍完顏宗翰卻并未解除對太原的包圍。太原已成為一座孤城，但在守將王稟的領導下，依舊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抵抗。這座歷史上曾經讓朱溫、李從珂、柴榮、趙匡胤等梟雄吃盡苦頭的龍城，再次將金西路軍牢牢拖在城下。對于北宋朝廷而言，拯救太原的窗口期就這樣出現了。

然而此時的宋廷卻陷入戰和不定的糾結當中，李綱等主戰派紛紛上書，力主救援太原，鞏固北方防線，否則金軍卷土重來時，將無險可守。而耿南仲等主和派卻并不愿意放棄剛剛求來的“和平”，認為既然已經議和，再興兵戈會激怒金人，且在恐金癥的影響下，“朝廷縉紳上恬下嬉,幸于無事,恃以為安”，這些主和派對于這種救援顯然并不抱有太大希望。

欽宗本人同樣傾向于茍安，尤其是在姚平仲劫寨之戰失敗狼狽而逃后，欽宗本人猶豫不定，雖然在李綱的一再堅持下，欽宗最終還是做出了救援太原的決定，“詔河北三帥固守三鎮,詔種師道、姚古、種師中往援三鎮。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但由于其本人的搖擺不定，這場姍姍來遲的救援整個過程都充滿著猶豫、反復和掣肘。而這無疑為后續軍事行動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此后，“種師道為河北宣撫,駐滑州;而命姚古為河東制置,種師中副之;古總兵以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此時恰逢河東平陽府義勝軍等部叛亂，引金兵入南北關,連陷威勝軍、隆德府，兵鋒直指澤州高平。

“恐金癥”發作后，宋欽宗將諸將悉數召回，彼時姚古、種師中部距離金軍只剩二十余里，卻不得不奉詔班師。更戲劇性的是，諸將開始班師后，在得知消息的李綱與宋欽宗力爭之下，欽宗再次改弦易轍，復遣諸將追襲，如此朝令夕改，宛如兒戲。前方諸將自此“悉解體矣，不再有邀擊之意”。

靖康元年三月，河東制置使姚古率軍收復隆德府、威勝軍后,繼續北上，與金軍對峙于南北關，一時間無法突破。“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為解圍太原，宋廷計劃姚古部自威勝軍向北，種師中部則自土門路向西，兩路大軍共同支援太原城。這是北宋靖康時期第一次也是最有希望的一次救援計劃。

不過，從現存的史料來看，這場最具希望的救援之戰，其起因之倉促也頗為荒謬，同知樞密院事許翰得知“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術可留兵圍之”的情報后誤認為金軍“勢窮力竭”，催促種師中、姚古出兵解圍太原。

為迫使種師中出兵，許翰“從中督戰無虛日，使者項背相望，詔書以逗撓切責師中。”所謂“逗撓”即怯陣避敵之意，將這樣的罪名按在一個西軍老將的身上，其行為已經頗具侮辱意味。

在許翰“昧于兵機，以峻文繩公，不容頃刻”的催促之下，不堪其辱的種師中不得不倉促集結部隊，“輜重犒賞之物 悉留真定，不以從行”。種師中率軍自從真定府出發,進入土門路,經天威軍(今河北井陘)、承天軍(今山西娘子關)、平定軍(今山西陽泉),出土門路，向太原城逼近。

西路軍占領河東要沖南北關后，已據此阻遏住宋軍姚古一部，而麟延路軍馬使黃迪與陜西將領王迪等會兵進至河東汾州上賢，為金人所敗。到了五月盛夏，不耐酷熱的金軍主力在宗翰的調動下回云中避暑，只留有完顏銀術可等部繼續圍困太原，而在汾州、滁州等地，也留有部分軍隊阻擊北宋援軍部隊。

但宗翰畢竟對于河東地形熟悉程度不足，在布防之時，未能注意他眼中“不能通車馬”的井陘路，而這也是種師中部出援太原的通道。

這一出乎預料的援兵讓正在太原圍城的銀術可部驚慌不已，《三朝北盟會編》稱“不謂師中由平定出關，一旦去太原，不遠一舍，賊眾驚惶，謂自天而下。”回顧北宋對太原的數次救援之戰，種師中部自井陘西，無疑是北宋最接近戰略目的的一次時機。

為了防止種師中部與太原守軍合流，金軍在獲得種師中部援軍消息后，多次派兵阻遏其行軍，在前進至榆次縣途中，雙方自壽陽石坑處開始總計接戰五次，種師中部五戰三勝，已然是稍占上風。相比于金軍南下以來的摧枯拉朽，種師中部此時可謂是高歌猛進。

但此時，榆次之戰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記載出現了，《宋史·種師中傳》載：“五月，（種師中部）抵壽陽之石坑，為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太原百里，而古、 灝失期不至，兵饑甚。敵知之，悉眾攻”。

按照《封氏編年》的記載，種師中部到達壽陽石坑并與金人接戰后，“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有人認為，如果種師中在此時挺近太原，未必沒有機會在守軍的接應下進入太遠城內的機會，若援軍抵達，即使拋開實際物資、軍力層面上的補充，僅僅是支援到來的士氣影響，就足以再次為太原守軍續上一口氣。

令人嘆息的是，種師中卻在此時選擇了回返榆次，等待姚古等部匯合。后世在復盤榆次之戰時認為，種師中的回返并非毫無原由。

前文提到，宗翰領大軍返回云中避暑，這一行為讓當時宋軍斥候誤以為金軍已然力盡，這也是為何朝中文臣屢屢催促種師中立即出援的原因之一。這一錯誤信息未必誤導了種師中，但種師中部在抵達壽陽前“節次斬獲金人首級，開通道路”的順利無疑讓這個老將產生了些許誤判，讓他錯誤估計了敵人對他這一支援軍的阻力強度。

但在壽陽石坑前后接連五次與金軍發生交戰，則讓這位老將軍意識到金人已經在集結軍隊，更可怕的是，由于這幾支金人部隊的阻礙，本就輕裝上陣的宋軍部隊才真正到了勢窮力竭的地步，據《靖康小雅》的記載，種師中之所以回軍榆次，正是因為補給不足。“金人先屯兵（榆次）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乏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饑色。”

這里面，“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的記載正好能與《宋史·黃友傳》相印證，前軍參謀黃友奉種師中之命，帶兵攻榆次得糧萬余斛。可以想象，如果這支已經乏食三天、日給豆一勺的疲兵，能夠在榆次當地得到一定的休整，未必不能成功馳援太原。

但歷史并沒有給予種師中多余的時間，就在攻下榆次的翼日，尚未恢復的宋軍就遭遇“金人以數萬騎壓之”的猛烈攻勢。

李綱《靖康傳信錄》中關于神臂弓手和銀碗的故事就發生于此時。《宋史·種師中傳》也有類似的記載：“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 所留者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斗死。”

這樣看來，兩者似乎可相互印證。但根據《宋金榆次之戰三題》的分析，《宋史》基本照抄了《三朝北盟會編》中“師中率麾下死戰， 自卯至巳，所余才百余人。身被數槍，裹創力戰，又一時死之”的記錄，并在中間加上了《靖康傳信錄》關于神臂弓手因賞賚不及憤怨散去的細節。

但如此一來，卻徹底改變了《三朝北盟會編》關于宋軍潰敗的記敘愿意，《三朝北盟會編》原文如下：

金人婁宿（完顏婁室）悉兵來攻右軍，右軍先潰，前軍亦奔。師中率麾下死戰， 自卯至巳，所余才百余人。身被數槍，裹創力戰，又一時死之。”

從這里來看，種師中“所余才百余人”，并非是因為神臂弓手賞賜不及，而是右軍、前軍在完顏婁室的攻勢下悉數潰散，而種師中部獨木難支，在支撐數個時辰后死傷慘重，僅余百余人。賞賜不及或許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宋軍士氣低落，但并非整支軍隊盡數潰散的原因。

榆次之戰中，種師中唯一的失誤，在于大軍屯駐榆次時對金軍戰略意圖的誤判。種師中率軍返回榆次時，駐大軍于榆次城西十里之處。榆次地處汾河谷地的北部，除北面數十里外為山地外，其他三面均地勢平坦，難以有效阻遏騎兵。

前軍參謀黃友曾建議讓大軍入城，種師中并未采納。如果據榆次縣城防守，或許能避免遭遇金軍騎兵馳突的危機。作為一名久經戰陣的老將，種師中不應犯下如此低級的失誤。唯一的解釋就是，種師中認為金軍會龜縮至太原城下集結不再出擊，所以希望迅速補充糧秣，與姚古部匯合后繼續馳援太原。

這種對于局勢的誤判還影響到之后對于金軍兵力的判斷。完顏婁室在進攻種師中部時，“悉兵來攻右軍”。可見種部應是右軍在北，即靠近山地的那一面，意圖自此切斷宋軍轉進的通道，但種師中卻以為榆次之敵為“（金軍）殘零將歸者，令后軍去捉收”。

這種對于軍情的誤判，代價極其殘酷。種師中此時派去“捉收”的是剛剛與種師中部匯合不久，編制完整、士氣尚足的張師正所領勝捷軍，卻在敵情不明之下和右軍一道被金人擊敗。

至于如朱熹等人認為的，“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憤然赴敵以死”，只能說，這些文臣們似乎太過于小看自北宋以來重文輕武的現實以及樞密院官員對于武臣的壓制力了。

參考文獻：

1、張兢兢《宋金榆次之戰三題——關于雙方兵力、戰役時間、宋軍失利原因的考證》

2、趙宇豪《宋金榆次之戰考論》

3、李華瑞《宋金太原之戰》

4、陳樂保《靖康年間宋軍援救太原之戰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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