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IPO市場陷入干旱，瑞典何以獨領風騷？三大秘訣值得中國借鑒

在歐洲主要金融中心面臨IPO“干旱”之際，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正成為歐洲最活躍的上市平臺。

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瑞典首都的IPO募資額已接近20億美元，達到倫敦的八倍以上，顯著領先于馬德里、蘇黎世和法蘭克福等傳統金融中心。

這一趨勢獲得家庭安全巨頭Verisure和北歐貸款機構NOBA等知名企業即將上市的進一步印證。業內專家指出，瑞典的成功源于其獨特的“公平文化”、多元化的本土資本池和支持性監管框架。

“這里有著歐洲其他地區找不到的特質，”DNB Carnegie的ECM主管Jens Plenov表示，“本土資本生態系統的深度參與和對IPO流程的熟悉度是關鍵推動力。”

北歐聯合銀行的Kasper Dichow補充稱，瑞典民眾投資股市的比例在歐洲脫穎而出，為不同規模的交易提供了堅實基礎。

歐洲傳統金融重鎮目前面臨的挑戰是系統性的。

一方面，它們過度依賴于大型機構資本。

當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時，這些規模龐大的投資基金往往采取保守策略，大幅減少對新上市公司的投資。

另一方面，日益復雜的監管環境增加了企業上市的成本和難度。

以英國為例，脫歐后其金融市場面臨新的規則體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活動。而且在經歷了多次市場波動后，投資者對風險資產的偏好明顯降低，更加青睞現金流穩定的成熟企業，這使得成長型公司通過IPO融資變得困難。

相比瑞典市場，則有著更為強大的韌性。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今年的IPO募資額前面也已提過，是倫敦的八倍之多。

瑞典人口雖說只有那么大約千萬左右，但其資本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卻令人驚嘆。

而“小體量、大能量”的表現背后，實際是一種相對健康和均衡的投資者結構。

分析認為，瑞典IPO市場的繁榮得益于其成熟的投資者基礎和持續的交易流，為歐洲其他市場提供了可借鑒的發展模式。

這種反差不僅揭示了歐洲資本市場的結構性問題，更展現了一個健康IPO生態系統的關鍵要素。我對此尤感興趣，于是深入了解一下，我發現瑞典的成功確乎有可取之處的，幾十年精心培育的結果，已到了收獲的時候了。

1. 瑞典的全民投資意識

瑞典IPO市場繁榮的第一個秘訣，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公平文化”和全民投資意識。

不僅僅是金融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現象。

它為瑞典的資本市場提供了最為深厚和穩定的根基。

據我調查了解，在瑞典，高達70%的家庭財富以股票形式存在，這個數字顯著高于歐盟59%的平均水平。

也就是說，對于一個普通瑞典家庭來說，他們資產的核心組成部分并非僅僅是房產和銀行存款，而是與上市公司的發展緊密相連。進一步看，是十分之七的瑞典居民直接持有投資基金，而他們將金融資產以現金或銀行存款形式持有的比例僅為10%左右，這是全歐洲最低的水平。

這組數據背后反映的是一個社會對金融市場的深度參與和信任。

與許多歐洲國家民眾偏好儲蓄、對股市風險持謹慎態度不同，瑞典人普遍理解并接受“風險與回報并存”這一投資基本邏輯，他們更傾向于讓資產在市場中追求長期增值。

全民投資意識的重參與，便塑造了一種獨特的市場氛圍。

正如一位當地銀行家所描述的：“如果你在斯德哥爾摩，你會和出租車司機聊天，他會告訴你他最新的投資。”

這毫不夸張，瑞典社會就是這樣一個真實的寫照。

在這里，股市投資不是少數金融精英的專屬話題，而是咖啡館、家庭餐桌間常見的交流內容。廣泛的參與度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知識網絡”和“信心基礎”，當一家本土公司宣布上市時，它面對的不是一群陌生的、猶豫不決的資本，而是一大批已經具備基本投資知識、并可能本就對其業務有所了解的潛在本土投資者。

“生猛”的熟悉度極大地降低了溝通成本，提升了交易達成的效率。

這種“生猛”的投資文化是這個國家長達數十年有意識、有步驟地進行政策引導和制度培育的結果。

1958年，當時瑞典推出了第一只共同基金，首次為普通民眾提供了便捷參與資本市場的工具。

1978年，事情開始發生轉折，彼時政府引入了具有稅收優惠的儲蓄基金。這一政策創新直接用實實在在的經濟激勵，引導民眾將儲蓄從銀行賬戶轉向資本市場，到1990年，這個人口僅千萬左右的國家已經開設了超過170萬個基金儲蓄賬戶，投資習慣由此開始大規模普及。

甚至到了2012年，瑞典又推出了專門的投資儲蓄賬戶，進一步鞏固和深化了民眾的投資行為。

通過長期、穩定且不斷優化的政策框架，政府成功地完成了一場宏大的社會啟蒙：它讓一代又一代的瑞典人認識到，通過資本市場進行長期投資，不僅是管理個人財富的有效途徑，也是參與國家經濟發展、分享企業成長紅利的重要方式。

這種由政策引導而內化于心的文化認同，構成了瑞典資本市場活力最源頭、也最難以復制的核心競爭力。

2. 監管政策有何用？

瑞典成功的第二個秘訣在于其支持性且穩定的監管框架。

如果說全民投資文化是瑞典資本市場繁榮的土壤，那么其獨具智慧的監管框架就是精心灌溉這一土壤的系統工程。

瑞典的成功經驗揭示了一個核心原則：有效的監管并非在于制定最嚴苛的規則，而在于能否構建一個穩定、可預期且具有引導性的政策環境，從而培育一個能夠自我良性循環的市場生態。

瑞典監管者最顯著的地方是在“循序漸進”的策略上。

他們避免采取劇烈、顛覆性的市場改革，而是像園丁培育一棵珍稀樹木一樣，通過持續而溫和的政策調校，引導市場行為向期望的方向發展。這種策略的核心工具之一就是長期穩定的稅收優惠政策。

從1978年引入稅收優惠儲蓄基金，到2012年完善投資儲蓄賬戶制度，這些政策并非一時興起，而是跨越數十年的連貫性設計。它們向公眾傳遞了一個清晰且持久的信號，即進行長期股權投資是國家鼓勵的、具有稅收優勢的財富積累方式。

信號的穩定性，為家庭和機構的財務規劃提供了至關重要的確定性，而確定性正是資本進行長期投資最珍視的環境。

這種以引導和激勵為核心的監管模式，與一些歐洲主要市場形成了鮮明對比。

例如，在英國，出于審慎監管的要求，許多養老金基金被引導大幅降低其投資組合中的股權投資比例，有些大型基金甚至完全不持有股票。這雖然旨在控制風險，卻在客觀上減少了支持企業創新和上市的長期資本來源。

反觀瑞典，其監管框架則明確鼓勵長期資本進入股權市場，認可優質上市公司是養老金等長期資金實現保值增值的重要載體，它促使資本更愿意陪伴有潛力的企業共同成長。

因此，瑞典模式的價值在于證明，監管的藝術在于“培育”而非“管制”。它的目標不是設置重重關卡，而是通過構建一個清晰、公平且富有吸引力的游戲規則，激發市場內在的活力。

3. 瑞典IPO流程的創新

瑞典成功的第三個秘訣在于其高效且創新的市場機制。

其中一個關鍵部件是“基石投資者”制度的成熟運用。

在瑞典，當一家公司準備上市時，往往會邀請一些大型的、信譽卓著的機構投資者，如養老金或主權基金，在IPO正式啟動前就承諾認購相當大比例的股份。

這種行為向整個市場發出了一個強烈的質量信號，也意味著這些具備專業分析能力的機構已經對該公司進行了嚴格的盡職調查，并認可其長期價值。

對于其他潛在投資者，尤其是個人投資者來說，這顯著降低了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如同吃了一顆定心丸，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市場信心，為IPO的成功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時，作為斯德哥爾摩證券交易所的運營者，納斯達克集團充分發揮了其平臺優勢，極大地提升了上市程序的效率。

一個突出的創新是，它簡化了企業在其管理的北歐多個交易所（如哥本哈根、赫爾辛基等）進行二次上市的程序。

那么，一家在斯德哥爾摩主板上市的公司，就可以相對輕松地將股票交易擴展到其他北歐國家，從而瞬間觸達一個更廣闊、更多元的投資者群體。

此一機制打破了地理限制，為企業吸引了更多國際資本，也使得北歐資本市場形成了一個更具流動性和吸引力的整體。

而且，在我所了解的信息中，瑞典的金融市場上，已然形成了私募股權與公開市場之間健康的良性循環。長期以來，私募股權基金在全球一些市場中的形象是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有時被認為在退出企業時可能“榨干”其價值。

但在瑞典成熟的資本市場環境中，私募基金有良好的克制。

一個成功的、可持續的IPO需要為公開市場的后續投資者留下足夠的價值增長空間。

所以，將一個擁有良好發展前景而非“竭澤而漁”后的企業推向股市，能夠建立聲譽，獲得更高的估值，并為未來退出其他投資組合公司鋪平道路。

著眼于長遠合作共贏的理念，確保了上市公司的質量，保護了公開市場投資者的利益，最終維護了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康與活力。

4. 瑞典經驗之于中國

瑞典資本市場成功的經驗，為我們正處在深化改革中的中國資本市場提供了頗具價值的參照。

當我們擁有近百萬億元人民幣的龐大居民儲蓄規模時，如何將這些“沉睡的資本”激活，轉化為支持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發展的“源頭活水”，瑞典的實踐給我帶來了一些思路。

其一，是投資文化的培育。中國社會歷來有崇尚儲蓄的傳統，居民金融資產中存款占比較高。

瑞典的經驗表明，將儲蓄文化逐步轉向投資文化，并非依靠空洞的口號，而是需要實實在在的政策引導和金融工具創新。

瑞典通過長達數十年的稅收優惠儲蓄賬戶等制度設計，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國民的財務規劃習慣。

對于中國而言，我們可以探索建立更加普惠、便捷的長期投資激勵制度，例如進一步完善個人養老金賬戶的投資功能，或者推出針對特定類型基金投資的稅收遞延政策。

目標是通過持續、穩定的制度信號，引導公眾認識到長期股權投資是財富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徑，從而為資本市場培育最廣泛的群眾基礎。

其次，是監管環境穩定性和可預期性。資本市場最懼怕的是政策的頻繁變動和不可預測性。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正在法治化、市場化的道路上穩步前進。我們需要進一步強化政策的透明度和穩定性，在堅持“建制度、不干預、零容忍”方針的同時，盡可能減少政策出臺的突然性，給市場一個清晰、穩定的長遠預期。穩定的規則遠比激進的刺激措施更能贏得市場的長期信任。

其三，構建一個多元共生的多層次資本市場生態至關重要。瑞典市場并非由單一力量主導，而是形成了零售投資者、機構投資者、私募股權基金等各方力量良性互動、風險共擔的格局。特別是其私募股權市場與公開市場的銜接非常順暢，私募基金愿意培育企業并為其上市后的持續增長留足空間。

這對于我們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具有直接借鑒意義。我們需要繼續大力發展機構投資者力量，同時引導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市場更規范、更長期化地發展，推動形成“投早、投小、投科技”的氛圍，并暢通“投資-退出-再投資”的良性循環機制，讓各類市場主體都能在資本市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發揮獨特作用。

現在市場普遍預測2026年可能成為歐洲IPO市場的復蘇之年。

北歐聯合銀行的Kasper Dichow表示：“我認為2026年將是一個大型IPO的年份，不僅在瑞典，而且在整個北歐地區，將有許多大型公司的IPO。”

這一預測基于積壓的上市需求和市場條件的逐步改善。

然而，歐洲IPO市場的全面復蘇仍面臨挑戰。投資者在2021年市場峰值后的衰退中受傷，因此變得更加挑剔，更加關注企業的過往記錄和盈利增長前景。

對于中國企業和投資者而言，瑞典及北歐市場可能成為進入歐洲的橋梁。

該地區對中國科技的接受度相對較高，可能為中國企業的歐洲上市提供新選擇。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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