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智賢塌房和韓國人的心病

全智賢是中國人最熟悉的韓星之一，她飾演的“野蠻女友”一度成為國人在新千年初的記憶錨點，這一次，全智賢出事了，她主演的韓劇《暴風圈》里的臺詞“為什么中國會偏好戰(zhàn)爭”，劇中標注的“中國大連”為破爛棚戶房子，劇中還出現(xiàn)“印有五星圖案的地毯被踩”。

這些細節(jié)足以讓國人對這位“野蠻女友”的觀感急轉(zhuǎn)直下，雖然這個臺詞放在韓劇劇情的語境下似乎有多元化的解讀，而全智賢作為演員也不過是導演操控下的“念稿機器”，但站在第一線的主演必然會承受首當其沖的沖擊，這也是職業(yè)性質(zhì)使然，逃避不了，解釋也顯得多余。

我對這件事本身沒啥好說的，辱華與否，大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便構(gòu)不上“辱華”，韓國人津津樂道于此類影視題材也不是一天兩天了，一言難盡的歷史和地緣政治中的夾縫地位，讓韓國人在涉及國際政治的影視劇時，總有一種“被迫害妄想癥”的憂患意識，當然，就事論事，韓國作為美國在亞洲的橋頭堡，與敵對的朝鮮接壤，又在地理上被中俄日三國團團圍定，其國民文化患有“驚恐癥”便不難理解了。

當下身陷囹圄被官司搞得滿頭白發(fā)、焦頭爛額的尹錫悅前大統(tǒng)領(lǐng)，就是一個跟在拜登屁股后面亦步亦趨的“驚恐癥”患者，這里面有體制原因，韓國部分的外交和軍事主權(quán)攥在美國手里，等于是人在屋檐下。韓國每年耗費巨資給美國上“軍火稅”，就是為了撫平領(lǐng)袖和國民內(nèi)心的驚恐。

特朗普首次上任后的孤立主義收縮政策更是加劇了韓國人的“驚恐癥”，等于是紐約街頭的“黑幫政治”，既然你韓國要讓美國“罩”著，保證爾等的安全，那么，“保護費”就得大把大把地交。即便如此，這位商人出身的總統(tǒng)還嫌不合算，動不動就要撤走駐韓美軍，讓韓國人三番五次成為“驚弓之鳥”。拜登上臺后，向美國一邊倒的尹錫悅自然就要吭哧吭哧抱大腿了，趁著拜登在臺上，把該辦的事兒都辦了，尹錫悅深知，安全感只能自己給自己，北邊已然擁核，那么，當未來某一日，美軍退去，韓國獲得安全感的方法就唯有“發(fā)展核武器”。

這種“驚恐癥”的較近的源頭，就是1950年代的朝鮮戰(zhàn)爭，板門店簽約后，時任韓國總統(tǒng)李承晚說了一句話，鯨魚打架，殃及小蝦。

尹錫悅作為政客，也深知韓國國民的這種缺乏安全感的“驚弓之鳥”心理，不免加以利用，當他那位“肉毒桿菌”夫人接連曝出“名牌包包門”、“論文門”、“錄音門”等各種麻煩事，尹錫悅不堪其擾之際，想出了一個將反對黨一網(wǎng)打盡的一勞永逸方法——宣布戒嚴，而戒嚴的理由就是利用韓國人的“驚恐癥”，扯什么“朝鮮間諜”，將韓國的國家安危跟自己夫妻的私人破事綁定在一起，沒成想，被翻墻老漢李在明瓦解，偷雞不成蝕把米，至今面臨牢獄之災。

韓國的政治電影或多或少都映射出了韓國人的這種缺失安全感的心病。

《鐵雨》是南北分裂下核危機恐懼的心理投射。

《辯護人》是封鎖時期對司法不公的黑暗記憶。

《出租車司機》是光州鎮(zhèn)壓事件的不堪真相。

《南山的部長們》通過對樸正熙遇刺的“復刻”，展現(xiàn)威權(quán)的包袱和韓國在國際上的“孤兒”形象。

《燃燒》是對財閥新貴視平民為玩物的惶惑不安和憤怒。

韓國統(tǒng)治者，除了文在寅這樣的左翼，無論是軍人還是財閥，慣用的一招，就是渲染國際局勢的岌岌可危，以讓國民覺得自己活在一種風雨飄搖的沙塔之上，從而獲得操控國家所需的“精神權(quán)柄”。

全智賢主演的這部《暴風圈》，無疑也是韓國人集體恐懼心理的投射，這是一種基于歷史和地緣的“被迫害妄想癥”的產(chǎn)物，在這種心理之下，許多事情變得啼笑皆非，比如小沈陽的閨女沈佳潤在韓國出道，被韓媒有鼻子有眼地報道沈佳潤是大財閥的女兒，在國內(nèi)還有一座城市，以其父親小沈陽的名字命名。

總體而言，韓國人是有一種集體的神經(jīng)衰弱官能癥的，最好不要過度刺激他們，就像不要過度刺激精神病患者，這種病癥一發(fā)，一方面表現(xiàn)為上述的驚弓之鳥的驚恐，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出外厲內(nèi)荏的莫名自高自大，覺得泡菜是他們的，孔子也是他們的。

特朗普二度上臺，早就掌握了拿捏韓國人的方法，他只需威脅撤離駐韓美軍，韓國就會緊急表態(tài)，愿意在關(guān)稅問題上讓步。

因此，對于驚弓之鳥的韓國人拍攝的這類韓劇，我們真的不用太過較真，認識到這是一種由歷史和現(xiàn)實催生的病態(tài)文化的病態(tài)產(chǎn)物就行了。

全文完

本文作者：哲空空，一個玉樹臨風的歷史學家，專注于硬派歷史故事和雜文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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