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血交易黑市離我們有多近？一場從醫院換血到全球黑產的隱秘生意

一個成年人在三甲醫院做全身換血，費用大約三到五萬元；在黑市交易里，全血的標價可以翻到十萬甚至二十萬，稀有血型甚至被炒到了天價。

2016年3月，蘇州警方接到匿名報案，來電者自稱“血販子”成員。

他曾做過供體，后來被查出感染艾滋，丟了工作，只能做起中間商，靠勸人賣血維持治療。

我們都知道法律禁止血液買賣，醫院只有在危及生命時才會緊急調用。普通住院輸血需要家屬自籌，最常見的辦法是動員親友無償獻血，再拿等量憑證去取血。

這時候血販子就會守在紅十字中心門口，貼小廣告招募“賣血者”，盯上焦急的家屬后談價，組織人去獻血，收走憑證轉交病患，閉環完成。

報價通常是醫院價格的四五倍，利潤率更是能沖到五倍。這樣的單子一天能做二十多筆，作為小弟一年掙二三十萬，而頭目更是有高達百萬的流水。

“窮人賣血，富人飲血”并不是夸張。

2019年央視報道“血荒”的現狀，直指無償獻血的現實困境。五年過去，各大醫院用血緊張仍難緩解。

過去的獻血主力人群是大學生、軍人、公務員，但疾控中心數據顯示，大學生中艾滋病例占比上升，直接沖擊潛在供血群體。

有人問為什么不重開有償獻血？

我們不妨看看歷史：1978年起，義務獻血配合補助費，后來發展為允許個人、機構買賣，短期內供給是很充足。

但隨之而來的，是梅毒、丙肝、艾滋在采供鏈條中的傳播，90年代初出現過大范圍丙肝感染。

看過電影《最愛》，里面取材的“賣血村”正是那段歷史的縮影。

到了1998年，國家全面叫停有償獻血，改推無償。但面臨著宣傳激勵不足、個別血庫負面事件累積，公眾畏懼和抵觸上升這些現實問題。

甚至還有小說情節制造“為官太太抽干一個孩子”的恐懼，這都影響著現實心理。

2023年，中國獻血率為千人12.2，遠低于需求；每年約有六成手術因缺血延期，背后的病情惡化和死亡，很難統計。

血源供不應求，有暴利就會有人冒險。法治報道顯示，2014年后幾乎每月都有“血頭案”公開審理。國內監管趨嚴后，更隱秘的“血制品”開始外移：2021年11月，緬泰警方聯手破獲賣人血案，24名安徽籍嫌疑人落網。

他們以“高薪工作”為餌將受害者誘至果敢清水河，隨后控制人身循環抽血，被稱作“血牛”的人被圈養，甚至有人被抽至死亡。

“血奴”的上游，往往就是人口販運。東南亞黑市里有句冷話講活人不值錢，死人很值錢。

在2023年7月，印尼警方破獲賣腎案，牽出官員共謀。以緬北為例，電詐園區的老板將矛頭對準華裔群體，涉案金額動輒以十億計。

即便大家族被打擊，仍有數以萬計的人依舊在這個灰區游走。

這種歷史可以追溯到西方的“血文化”里。中世紀歐洲把放血當療法，貴族圈子里還迷信處女和兒童之血能延緩衰老。

吸血鬼文學的貴族形象，并非空穴來風。古羅馬貴婦會收集角斗士汗液制成催情配方，甚至吞食角斗士的血肉，幻想移植力量。

聯合國兒童機構更有統計每年有八十多萬兒童消失，每天約兩千人不見蹤影。

歷史文獻里不乏觸目驚心的記錄：1492年，教皇英諾森特八世病重，據傳讓三名男童獻血飲用；1668年，維也納行刑現場，有人捧著罐子接喝死囚的血，用以治癲；17世紀的醫生甚至把“血粉”寫進藥方。

直至現在，科學也沒有徹底阻斷這種執念。

2015年，美國生物公司進行“年輕—年老”小鼠血液并聯實驗，得到“返老還童樣”指標，引發轟動。

2023年，美國企業家布萊恩·約翰遜用17歲兒子的血替換自身血漿，再次把話題推上風口。

2024年5月，英國曝出“毒血丑聞”：超三萬人在醫院輸血后感染艾滋或丙肝，至少三千人死亡。輿論壓力下，首相公開道歉，提出巨額賠償。事后披露的政府備忘錄顯示早在1983年，英國方面就知曉從美國輸入的“高風險血制品”，仍默許用于臨床推廣。

受影響的還有法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等國。技術可以滅活一部分病毒，商業邏輯卻未必會克制貪婪。

現有的人工血液難以替代全部功能，真正的“工廠”依舊是人體。

人們可能會習慣認為人口大=血源大，可現實剛好相反。美國人口只占全球5%，卻提供了全球約七成的血漿相關制品，出口收入超過400億美元，緊追芯片工業，遠超大豆、小麥、棉花。

在美國普通人一周可賣兩次血漿、全年無總量上限；歐盟多為每年45次，中國每年26次。至于誰在賣？更多是迫于生計壓力的底層人。

上世紀70年代，美國醫療巨頭把第一站設在海地，與當局合作，在貧民窟建采集中心，幾美元換一袋血。

可政局變動中心被砸，轉去非洲，仍舊不穩。最后得出還是美國本土好辦，只要把政策和監管打通就暢通無阻。

1979年，阿肯色州監獄委員會與小石城衛生管理公司簽約，名義是購買醫療服務，實為向犯人購血——7美元收，50美元賣給跨國藥企。

600%的利潤，推動門檻不斷下沉，連健康證明都能操作，這導致污染血制品被輸入市場。

到了1983年，FDA吊銷其許可證，但不久又恢復流通。90年代，享樂文化抬頭，美國阿片危機疊加就業凋敝，賣血成為人們獲取現金最快的方式。2008年危機之后，血漿中心數量激增，80%設在低收入地區。

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二的賣血者只是為了買日用品；17.5%的吸毒者有賣血經歷，絕大多數攜帶丙肝，四分之一有梅毒，近3%帶有艾滋病毒，可藥企并不關心是誰的血，口口聲聲強調有成熟的滅活流程，卻很少提供可核驗的溯源。

與此同時，“潤人”被納入供給端。開放邊境的口號里，有人道主義，也有原料供給。資本邏輯的句式很穩定：需求在，渠道就會被打通。

把視線拉回亞洲，“血頭—血牛—血制品”的灰產繞開監管順著灰色通道進入消費端。而東南亞的黑工廠，盯的正是中國市場：人口多、支付能力強、醫療需求大。中間人找人、平臺找貨、訂單找路，打擊一輪，沉寂一陣，又在別處生長。

國家層面要做的是推進無償獻血，提升采供質量，建立應急調配與跨省互濟，是明面上的正途；另一方面，醫療端的透明度、責任追蹤與風險溝通，同樣決定公眾的信任。

從個人角度，是否獻血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判斷，從社會層面，輸血救命的剛需不會消失。

供給不足時，黑產就會趁虛而入。

法律、倫理、技術、財政一環都不能缺，否則代價就會落到最脆弱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