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小看一桶平常的油,它可能在兩個地方完全不一樣的身價,有的地方簡直是“貴如黃金”!
這幾個國家就是鮮明的例子,就比如英國買可能要花五十多美元,但是在美國卻大打折扣約四十美元,俄羅斯更是讓人驚掉下巴,只有二十美元上下。
這差別可謂是真的天差地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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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石油多產于中東,所以中東的更是離譜,中東普遍不到十美元,個別地方甚至壓到五美元。
能源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更是現代工業的骨架,誰能低成本握住六成全球儲量,等于握住他人的命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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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紀之前的六百多年,中東這片土地是由奧斯曼帝國統治的。
蘇伊士與霍爾木茲扼住了亞非歐的喉嚨,往來貨物都要過這一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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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轉折就發生在十五世紀末,當葡萄牙繞過好望角時,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摸到美洲,就等于說是新航路開辟了,那么結果就是直接把中東從“必經之路”變成“可選項”。
這也使得中東一度陷入兩難的境地。
要知道那個時期工業革命是風起云涌的,奧斯曼卻遲遲不愿引入新技術和新制度,結果可想而知老路越走越窄,一戰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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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也正式在1923年收場,地圖呈現了新的模樣,新的邊界像拼圖,被外力劃開裂縫。
不過當這個國家陷入危機時,英國商人的到達改變了這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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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8年,英國商人達西在波斯發現了大油田,英國石油的前身也是由此起家的。
在這之后的1916年,英法在戰事未停時便以“賽克斯—皮科協定”在地圖上畫線,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伊拉克、巴勒斯坦被分為托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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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以后,英法按圖索驥接管,一手護航一手分利。
土耳其人在1919—1923年打出共和國,伊朗在1925年迎來巴列維王朝,沙特在1932年統一建國,但波斯灣沿岸的命門仍捏在外人手里。
當一個國家發展越來越好時,免不了其他國家的覬覦,中東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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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27年10月,伴隨著伊拉克一號井井噴,八天噴涌不止,美國終于按耐不住了。
誰能想到美國直接聯合英荷的老牌公司,在1928年把全球市場和中東資源劃了條“紅線”,七家巨頭合圍,這也被稱作“七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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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本來不被看好,美國加州標準石油在1933年拿到特許,1938年在加瓦爾找到巨大儲量。
美方建議駐軍護油,王室同意,但要求軍營不插星條旗,既要保護傘,又要面子和回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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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石油畢竟是主人的地里長出來的,不如直接搶過來的痛快。1951年,伊朗總理摩薩臺開始有所行動,他先是推動石油國有化,驅逐英國工程師、接管煉廠。
緊接著美國和英國也開始發起政變想要重新瓜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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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主權的反復拉扯上演了不短時間,而且是直接把“誰說了算”這道題擺到了臺面上。
而且從1960年起,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委內瑞拉等國家就開始牽頭成立歐佩克,想通過聯合定產定價把主動權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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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正改變牌面的,并不是這次,而是1973年的十月。
在這年“贖罪日戰爭”被打響,阿以第四次交鋒,次日多國提價并減產,對公開支持以色列的國家禁運。
戰爭一開始,那肯定當地物價會變高,這是亙古不變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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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不出所料,原油直接從3美元飆到11.65美元,直接翻了三倍還多,歐洲工廠停轉,通脹如火。
可讓人想不到的是,日本和西歐這兩個國家也開始罕見地與美國唱反調,美國轉而給以色列施壓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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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一遭,石油才真正地成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政治工具。
緊接著就是高油價帶來建筑潮和基建潮,港口、道路、海水淡化、灌溉工程一齊上馬。
可富不富可不是從這方面就能夠定論的,界線也并不只是在油井邊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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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這一類國家,可謂是錢包瞬間變得鼓鼓的,親西方、重穩定的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等于說是靠安全換發展。
當然也并不止他們,伊朗、敘利亞、也門、巴勒斯坦等地則在政變、制裁、戰事里反復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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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這次事件之后,這些國家其實也并沒有停止過腳步,就比如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后,歐洲和美國就開始迅速尋找替代:北海、阿拉斯加、墨西哥灣源源上線,蘇聯在烏拉爾西側增產。
上世紀八十年代,非歐佩克產量超過歐佩克,油價從1981年的高位一路跌到十美元出頭,海灣財政像坐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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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說在二十一世紀初的時候,中國便開始加速工業化拉動需求,到2004年后原油進口年均雙位數增長,中東對華出口份額持續抬升,油價隨之回暖。
2010年以后,美國開始用水平鉆井與水力壓裂打開頁巖油閘門,產量從2008年的500多萬桶/日一路沖高到近年的一千三百多萬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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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到2014年的油價大跌,2016年俄羅斯加入“歐佩克+”抱團減產,雖然緩了一口氣企業仍然難以回春。
但是真正讓人心里打鼓的,應當是需求這頭。因為打擊都知道供求和需求總是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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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候碳中和成為共識,新能源就開始跑步追趕,在機構給出的路線圖里,全球石油需求增速逐年放緩,甚至于未來多年可能進入零增長甚至負增長軌道。
單一產業的脆弱是明擺著的,因為不少海灣國家財政收入六成甚至九成來自油氣,產業鏈外延薄,就業對公共部門和資源項目的依賴度高,一旦價格下臺階或需求不及預期,社會的壓力會迅速外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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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這些緊靠海灣的國家也開始了他的行動,開始在拿手的地理位置上做文章,擴大貿易、金融、旅游與會展,還疊加體育與文化大賽吸引全球目光。
迪拜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國家把免稅、物流和自由港做到極致,卡塔爾更是把世界杯辦成名片,沙特用“愿景2030”押注制造業、文體、旅游與高端服務,巨型新城、特區、電競世界杯輪番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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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這些國家,乃至阿聯酋、卡塔爾、科威特、阿曼等國家也開始拿出自己的2030或2035目標,把“非油經濟”當作硬指標。
其實自2013年以來,工程總包、金融投資、綠色能源開始成為常見組合,進入大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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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像光伏、風電、太陽能園區這些都能夠在沙漠邊緣矗立起來,這在以前誰能想象的到?
而且不止如此,海面也有新動靜,海上風機與儲能站連成了一片;跨境結算渠道更豐富,大宗貿易的支付方式更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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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于海灣而言,投資的并不是噱頭,而是時間,這就相當于是把油價的周期性改成現金流的穩定性,把“資源換安全”的公式疊加一條“開放換產業”的新項。
但是就算已經有如此多的應對措施,問題依舊還是存在的,并且危機是只增不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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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能源轉型的節奏可能快也可能慢,不確定性很大,再比如財政的基石要不要先做輕,公共就業又該如何從編制里挪到市場里,教育與科研怎樣補上長期的欠賬,宗教與社會觀念如何與開放的商業文化合拍,區域對抗如何降溫到足以讓資本放心,哪一件都不是輕活。
歷史留下來的縫合線還在,教派、族群、邊界、難民,全都現實得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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