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學 | 蒙文通：治學雜語 （其一）

編者案：蜀學是近現代思想史中一個極為重要并很有特色的“流派”，其中多今文經學家，但也有不少維新人士和新學代表，比如劉光第，宋育仁等，不過說到思想性，則其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可以廖季平，劉咸炘為代表。而本文的作者蒙文通先生大概可以算是蜀學最后一位大家，他是廖季平的學生，其學問精湛，明經治史通佛。本文是集合他在各種書籍中的筆記，學生的記錄，手稿的整理等等多方面的雜錄而成，可以看作他論文著作之外的論學論世箴言，因此嚴格來說不是一篇文章。其中每每有令人警醒之句，如“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也有卓識遠見的思想火光，如“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為三”，真是通人的絕妙經典之語。其中很多治史經驗值得后世學者好好學習。蒙文通先生的哲嗣蒙默先生，將之整理成一本書，名之為《蒙文通學記》，由于內容較多，不能一次錄完，也不適合一次讀完。因此《學術與社會》將之分為幾次掃描整理，分享給諸位。

象山言：我這里縱不識一個宇，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又說：人當先理會所以為人，若不知人之所以為人，而與之講學，是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不管做哪門學問，都應體會象山這層意恩。

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做學問不可能有什么大成就。

學生總得超過先生。如不能超過先生，縱學得和先生一樣，還要你這學生作何用？

孟子說；“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史亦然，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浩浩長江，波濤萬里，須能把握住它的幾個大轉折處，就能把長江說個大概；讀史也須能把握歷史的變化處，才能把歷史發展說個大概。

做學問猶如江河行舟，會當行其經流，乘風破浪，自當一瀉千里。若茍沿邊逡巡，不特稽遲難進，甚或可能誤入洄水沱而難于自拔。故做學問要敢抓、能抓大問題、中心問題，不要去搞那些枝枝節節無關大體的東西，謹防誤入洄水沱。

以虛帶實，也是做學問的方法。史料是實，思維是虛。有實無虛，便是死蛇。

讀基礎書要慢點讀，仔細讀。不僅是讀過，而且要熟。更不在多，多是余事。只熟也還無用，而是要思。但思并不是亂出異解，不是穿鑿附會，只是能看出問題。

讀史，史書上講的盡是故事，切不可當作小說讀，要從中讀出問題來，讀出個道理來，讀出一個當時的社會來。否則，便不如讀小說。

中外進行比較，是研究歷史的一個重方法。寫《古史甄微》時，就靠讀書時學過些西洋史，知道點羅馬、希臘、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們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從這里受到啟發，結合我國古史傳說，爬梳中國代民族可以江漢、河洛、海岱分為三系的法，從而打破了關于傳說時代的正統看法。學者或不以為謬，后又得到考古學上的印證。后來喜讀漢譯社會、經濟各家名著，也常從正面、反面受到啟發。所寫一些文章雖未明確寫上這點，但在考慮問題時常常是從這里出發的。

讀書貴能鉆進去，并不在于讀罕見的書，要能在常見書中讀出別人讀不出來的問題。宋刻元槧并不足貴，章太炎就常說他是讀洋板書的人。

中國地廣眾，而能長期統一，就因為有一個共同的傳統文化。歐洲較中國小、人口較中國少，反而長期是個分裂局面，就因沒有一個共同的傳統文化。中國這個傳統文化，說到底就是儒家思想。要把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講清楚，離開了儒家思想是不行的。

學問貴成體系，但學力不足、才力不夠是達不到的。體系有如幾何學上點、線、面、體的體。清世學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饾饤之學，只能是點。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后貫通自成系統者，如段玉裁之于文字學，可以算是線，還不能成面。如歐陽竟無先生之于佛學、廖季平先生之于經學，自成系統，綱目了然，但也只限于一面。能在整個學術各個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樹而構成一個整體者，則數百年來蓋未之見。做真學問者必須有此氣魄。

有些著作，看似零散、無系統，其實是自有系統的。如顧炎武之《日知錄》，趙甌北之《廿二史札記》，就可說是自成體系的通史，只不過沒有把人所共知的史實填充進去而已。然清人札記之能與二書相比者蓋鮮。

歐陽先生嘗言：讀俱舍三年，猶未能通。于滬上見沈乙庵，沈謂：君當究俱舍宗，毋究俱舍學。歸金陵，覓俱舍前諸書讀之，又覓俱舍后諸書讀之；又覓與俱舍同時他家諸書讀之，讀三月而俱舍之義燦然明白。蓋自前后左右之書比較研讀，則異同自見，大義頓顯。章太炎先生嘗言：近人讀書尚多未至“不懂”處。旨哉斯言。能如歐陽大師之三年猶知其未能通者鮮矣。大師讀俱舍之法，用于它書，何獨不然。

做學問必選一典籍為基礎而精熟之，然后再及其它。有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與無此一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大不一樣。無此精熟之典糟作基礎，讀書有如做工者之以勞力賺錢，其所得者究有限。有此精熟之典籍作基礎，則如為商者之有資本，乃以錢賺錢，其所得將無限也。

每一學問必有其基礎典籍：清代漢學，不離《說文》；今古文學，則不離《五經異義》、《白虎通義》；宋學則一《近思錄》；文學則《昭明文選》、《文心雕龍》。此學者之所能知。治史則當以《文獻通考》為基礎，則世之學者鮮能首肯者也。

昔自滬歸金陵，過蘇州謁章太炎先生，時陳柱尊等侍先生，無錫國專唐蔚之邀先生游無錫，先生囑同往。時人多言先生言談難會其意，蓋先生學問淵博，談常牽涉過廣，而聽者往往不能躡其思路而從之，故有難懂之感。行間，先生每喜與余談論，常命近坐，雖飲食亦時命坐旁。昕夕論對，將十余日，每至廢寢忘食，幾于無所不言，亦言無不罄。徐以啟先生曰：六經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復有今、古之懸別？井研（《學術與社會》編者案：井研即廖平）初說今為孔氏改制，古為從周，此一義也；一變而謂今為孔學，古始劉歆，此又一義也；再變說一為大統，一為小統，則又一義也。儀征（《學術與社會》編者案：儀征即劉師培）雖不似井研明張六變之旨，而義亦屢遷。見于《明堂考》、《西漢周官師說考》，或以今古之辨為酆鄗、雒邑之異制，或又以為西周、東周之殊科。諸持說雖不同，而于今、古學之內容乃未始有異。要皆究此二學之胡由共樹而分條已耳。凡斯立義，孰為諦解？章氏默然久之，乃曰：今、古皆漢代之學，吾輩所應究者，則先秦之學也。章氏之說雖如此，然古今文家，孰不本之先秦以為義，則又何邪？余于此用心既久，在解梁時，比輯秦制，凡數萬言，始恍然于秦之為秦，然后知法家之說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說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論異。既見乎秦制之所以異于周，遂于今學之所以異于古者，亦了然也。乃見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為三。于是有《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之作，以見秦、漢之際之儒生為與孔孟有別之新儒家，實為戰國以來諸子學術發展之總結。然此篇雖于漢師禮說與西周舊典之異同論方綦詳，而于此新儒家出入百家之故則猶未暇論及。后集《儒學五論》及撰《孔子與今文學》時，始略論“儒分為八”即儒家之出入百家者，八儒之書，多存傳記，漢師言法夏，法殷、制備四代即新懦家之有取于諸子（本欲詳論之而未果），故西漢師儒本有歧義，稱制臨決，乃趨一致。至于劉歆，乃創古學，而稱已先立學官者為今學，而今古學之紛爭乃起。于是知廖、劉二師推今古之歧異至于周孔，皆非情實；章氏言今、古止為漢代之學固是，然其離漢師于先奏又未必是也。余沉思今古事，歷久不得通，走于四方，博問故老，亦未足祛其積惑，旁稽子史，間有會心，乃漸以得解，然前后已逾四十余年，甚矣為學之難也。

讀宋、明理學書，不能當作是學知識，而要當作是學道理，讀時應順著書中所說去體會其道理，要在能懂，不可求快。初讀時宜讀選本，周汝登《圣學宗傳》、孫奇逢《理學宗傳》都可（《明儒學案》每家份量稍重，《宋元學案》更重，不宜初學），能讀懂哪家，能理會其道理者，不妨多讀幾遍，然后再讀全集。通一家后，再如前法選讀他家。總之，選自已有興趣的、能讀懂的來讀，而不要勉強硬讀，只有這樣讀，才能真有所得，才能作到“心知其意”，深刻理解。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能深刻懂得古人何所道，是談不到分析批判的。

讀中國哲學，切不可執著于名相，因各人所用名詞術語常有名同而實異者，故必細心體會各家所用名詞術語的涵義，才能進行分析比較。如果內涵不清，僅就名相上進行分析，皮毛而已，是不著實際的。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是一部好書，我寫《周秦少數民族研究》，基礎就是這部書，很多現象它都看出來了，材料也提出來了，就是沒能把問題點透，缺乏系統。我只在這基礎上前進了些，增添了些后起之說。

幾十年來，無論是講課、寫文章，都把歷史當作哲學在講，都試圖通過講述歷史說明一些理論性問題。唐君毅說：“你每篇文章背后總覺另外還有一個道理。”丁山說：“你每篇考據文章都在講哲學。”這雖顯有推崇之意，卻也符合實際。

講唐史以《通典》最善，講宋史以《通考》最善。因為它們都是通史，從知漢、晉，以知唐、宋。正史局限于一代，不知古，亦不能知今。兩書都是有所為而作的私史，不比虛應故事的官書。呂伯恭最為知今，但他言古必及今。陳君舉最為知今，但他言今必自古。必須通觀，才能看得清歷史脈絡，故必須搞通史。但又必須在一段上有深入功夫。只有先將一段深入了，再通觀才能有所比較。要深入一段，最好選在唐以后，因其史料較為豐富。

高齊時尊世族，如盧、李之流，而又專任鮮卑，漢人不得為兵，民族矛盾較大。而宇文泰入關則未形成世族，且多用漢人為兵，民族矛盾較小，故能自弱以漸強，進而滅齊，又進而弱梁、陳，至隋而成一統。

《冊府元龜》纂于北宋，其中溢出正史之材料至多，特以六朝、隋、唐、五代多世所不見者，可補史缺。但其書系分類編輯，類別雖細，亦不盡合今日所需，故不可僅根據類目查檢，而應普遍查。《通鑒》自六朝以下，亦多溢出正史，《冊府》當與相若。伯希和、沙畹等立論多取材《冊府》。

嘉慶《四川通志》據正史列蜀人名氏，不見于正史者則多佚而不載。劉鑒泉據宋人文集錄出多人。然劉所見宋人文集有限，《四庫珍本叢書》即所未見，故可于劉所見集外更補集之。他如《輿地紀勝》、《寰宇通志》均記有蜀人事，亦可用以補之。

宋有歷朝實錄、國史，李燾《長編》所引至多。元初修宋、遼、金三史，為時不過二三年，實非修史，乃抄史耳。故《宋史》應基本上保了宋國史的原貌。可用《長編》互校，《長編》“本傳”者即國史之列傳，稱“本紀”者即國史之“本紀”，可用以考校究竟保存多少國史的原貌。

《周官》一書貌似規模宏大，職官分明，后世有“周公致太平”、劉歆偽造之說。然細其實，亦殊混亂，如選舉不盡屬大宗伯，軍事不盡屬大司馬，冢宰所主則多為王朝內府之事。若再細審之，則各官職分之重復者亦復不少。可見其實非系統完整之理想制度。至其所反映之社會制度亦與戰國以后之實況不合，而頗與西周相符（另有專文），皆可證其為舊日之檔案整理而成者。

言漢學，必先明其家法，然后乃能明其學說，又必跳出家法，然后乃能反判其學說。如惠棟是懂家法的，張惠言之于《易》，莊存與之于《公羊》，都可說是明于漢學家法的。戴東原卻不懂家法，近世之崇戴者，也多不懂家法，故雖大講漢學，而實多夢吃。

章太炎頗推重孫詒讓《周禮正義》、黃以周《禮書通故》二書，然二書路數則不同。孫為漢學路子，純宗鄭玄，然信之太過。黃以周則不純為漢學，也講宋學，以宋學方法講漢學則時有臆說。然其書又多用林昌彝《三禮通釋》，而其下結論則較林為精，林書則為《五禮通考》路子。

唐人學術氣度宏大，偶失之粗疏，而宋人學術深細。宋人讀唐書，見其粗疏多失，起而糾之，自然趨于深細，如《元和郡縣志》即多失，宋地理書則多所是正。

唐之駢文形成四六，唐之詩形成格律，佛學則有科判。看來總有一個架子。

任何思想總是時代的產物，是根據各時代的問題而提出的。時代一過，形勢變了，這種思想便失去其意義，便消逝了。

魏晉的佛學，完全是印度佛教與中國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故與印度之佛教異。唐人覺其非印度之教義，玄奘親往印度求法，所取回者為真印度佛教，但與中國條件不適應，再傳之后遂絕，而所流行者則仍為中國化之佛——天臺、華嚴等宗，及至禪宗出現后，與中國思想之結合愈緊密，而竟完全取代前此佛教各宗。

孫明復講《春秋》大一統，蓋針對唐末五代之藩鎮割據而發，故其說得以不脛而走。胡安國《春秋傳》大攘夷，則就南宋形勢言之，故其書終宋之時代三傳行世。

一個學派總是有自己的理論，清代漢學的理論何在？而漢代學術，無論是今文家或古文家，都是有自己的理論的。戴震、焦循雖有理論著作，而又和他的整個學術脫節。所以，清代漢學到晚期非變不可，不變便沒有出路。

大學以上的學生，主要是學方法。在聽課時，應跟著先生的邏輯思維的發展而發展，體會先生是怎樣思考問題的，不應要求先生跟著學生的邏輯思維走。假如那樣，學生還學什么？

寫一篇文章，總要經得起時間考驗。一篇稿子寫好后，最好放個二三年；能經得住二三年的考驗，再發表也不晚。在這段時間也可做些補充修改，使更完善些。（《學術與社會》編者案：真做學問的確當如是，可是在現行的職稱評定以及論文發表制度下，這么做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了。）

明代學者所見古文獻遠較清人為多，他們常常把這些佚文輯為一帙，刊刻流通。但由于他們在方法上不謹嚴，常有雜湊竄改之事，故清人常以偽作視之，而不屑一顧。實際上這些東西常常都是有根據 的，若能有分析地加以使用，是可以化腐朽為神奇的，如明代所傳沈約注《竹書紀年》就是一例。

古史辨派興起后，學者們常常愛說這是偽書、那也是偽書，先秦舊籍《詩經》而外幾乎無非偽書。但是，說是偽書，總得找出它作偽的原因。若找不出，是不足服人的。先秦文獻不能也不必確指為誰所作，這些作品在流傳中又常常都有竄改、增補，但其主體仍不失為先秦舊物。如《尚書》的《堯典》、《禹貢》，若謂其為虞、夏時作品， 當然不對，但必謂其創于戰國晚期則又未必。其經過輾轉傳繹的痕跡 還是較為清楚的，“若稽古帝堯”，就表明是后人的口吻，但文章的基本內容應當還是遠古相傳的。

《叔孫通傳》：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楚戍卒攻陳。“博士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臣瓚曰：《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知臣瓚意前對者以公羊學為秦博士也。《史記?正義》（《會注》本）引《陳留風俗傳》云：“園庾，字宣，明《公羊春秋》，為秦博士。”園又作圓、作轅，豈轅固生之先歟！是此博士三十余人而對者，蓋轅宣也。即商山四皓之一。見《史 記》之《索隱》、《正義》。

《韓非》言：“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易晉，則桓、文不霸。” 知齊、 晉霸制，更張周禮。成齊桓之法者管仲，成晉文之者則郭偃也。《商君書?更法》征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 則郭偃所倡議，商君變秦法征此二語，肥義主胡服亦征此二語，知其影響于后來者亦巨矣。而班固以為晉文公作被廬之法，求之《左傳》云：以“民未知禮，于是大蒐于被廬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晉語》言：“隨會聘于周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 以為晉法。”被廬之法，正文公事，當即郭偃之作。曰修執秩為晉法，曰作執秩以正官，斯郭偃所作，隨會修之，亦五官之法也。

《蒙文通學記》增補本，三聯書店，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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