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小學的孩子們幾乎都喜歡算術。算術 非常單純 ,“對與錯”的 界限 清晰, 這 恰好符合 孩子 的心性。但是隨著年齡漸長,恐懼數學的人越來越多。這是為什么?日本數學家、數學教育巨匠遠山啟給出了一個論斷:問題出在算術和數學的教學方法上。
在本文中,遠山啟剖析了到底什么是數學?數學是一種什么語言?數學與客觀世界的關系究竟怎樣?并由此駁斥了一些盛行的觀念。
日本著名數學家、菲爾茨獎得主森重文曾盛贊遠山啟:我高中時讀了遠山啟先生的書,并深受其影響,他的著作讓我明白了數學的“語言”究竟是什么。
撰文|遠山啟
編譯 | 圖靈出版公司
被制造出的“數學恐懼”
在 學校的 眾多學科中, 孩子的 父母最為關心的恐怕是算術。 算術的對與錯涇渭分明, 孩子 一旦不會,絲毫無法掩飾。
有研究曾 調查 過孩子的生活環境與學習成績之間的關系,結果顯示,算術幾乎不受生活條件的影響。換句話說,貧困家庭的孩子依然可能學好算術,而富裕家庭的孩子也可能學不好。這與 社會科學類的科目 形成了鮮明對比。 社科類科目 往往是家庭寬裕、 能接觸到大量圖書雜志 的孩子成績更佳,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表現較差。
可以說 ,算術堪稱最為公平、最具平民氣質的學科。數學 這 門學問也 有同樣的傾向 。如果要舉出歷史上三位最偉大的數學家,人們幾乎都會提到阿基米德、牛頓和高斯。追溯他們的出身 ,會發現 頗為有趣 之處 :阿基米德出身貴族, 牛頓來自 農家,高斯則是瓦匠之子。三人之中有兩位出身平民,這無疑證明了數學是一門公平而民主的學科。
算術的原理極其簡單。只要理解這些簡單的原理,并能有系統地加以運用,就能夠學好算術。它既不需要大量的閱讀積累,也不依賴廣博的知識。只要孩子 誠實、有韌性 ,就能掌握。
因此,剛入小學的孩子幾乎都喜歡算術。算術 非常單純 ,“對與錯”的 界限 清晰, 這 恰好符合 孩子 的心性。即使是平日被視為“不行”的孩子,只要答對題目,就能得到滿分。老師若算錯了,也只能向學生承認錯誤——這就是算術的魅力。
然而,隨著年級的升高,討厭算術的孩子卻逐漸增多。甚至許多人長大后 仍然會被“ 在數學考試中答不出題 ”的 噩夢 纏身 , 在深夜的驚恐中醒來 。這究竟 是為什么 ?
問題恐怕出在算術和數學的教學方法上。因此,即便成年后 認為自己 數學 不行 ,也無需過度自責。事實上,正是過度強調那些并非必要的難題,才人為地制造出 了 “數學恐懼”。
小學階段的復雜應用題,大概是最早導致孩子厭惡算術的根源。那些題目本該借助代數工具解決, 教學中 卻偏要用算術來做,結果只能依賴一些技巧性的“解謎”方法。某些智力不差,卻厭惡繞彎思維的孩子,一旦被迫解答這種題目,往往因此疏遠算術。
人們常以為“解復雜的應用題能讓人更聰明”,其實未必。
進入中學后,學生會遇到因式分解。它同樣被認為“做得多就能變聰明”,但這恐怕也是一種迷信。而且,因式分解的技巧在數學體系中并沒有那么重要。
這些冗余之所以長久存在于教育中,大多 因為 入學考試。考試題目往往故意被設計得刁鉆古怪,以便淘汰、篩選考生。于是學生不得不反復練習這種題目,考試也愈加困難, 以此 形成惡性循環,難以停止。
正是這樣,算術恐懼 者 、數學恐懼 者 被大量制造出來。然而,數學的本質其實遠為單純、直率。真正應用于現實的,恰恰是這些單純直率的部分。那些需要曲折思維的問題,往往是人為設下的考題;而 數學中 自然 出現 的問題,多數卻更為簡明、清晰。
數學是一種特殊的語言
有關 大學 入學考試的一則消息 曾 引發議論。有人說, 之前 有一位考生數學滿分卻未能 被 錄取。按理說,數學在總分中占比很高,只要其他科目發揮正常,合格毫無懸念。然而,這名考生的其他科目糟糕透頂,以至于即便數學完美無缺,仍無力回天。
由此 有人 提出一個問題:這樣的學生將來是否會有所成就? 對于此問題,各路學者 意見紛紜,但 最終大致的 結論是—— 其 前途不容樂觀。 特別 是語言 能力較 差 的人 ,在數學上也難有大作為。
回顧歷史,真正卓越的數學家鮮 有不擅長 語言 之人 。當然,在實驗科學或工學領域,即便語言 能力 不足,依然能夠涌現出優秀人才;但數學似乎有所不同。
大體而言,人類可分為兩類:一類偏好觀念的推演,一類偏愛 物體 的操作。熱愛數學的人大多屬于前者,因此在語言這種“觀念的游戲”中也往往游刃有余;而實驗科學家與工學者偏屬后者,即便語言不精,也并不意外。歸根結底,這是 一種能力類型的差異。
數學與語言的確存在某種相似之處。從人的認知能力來看,它們在深層處往往相通。
隨著電子計算機的發展,“模式識別”逐漸成為重要課題。若將最新的計算機與兩三歲的幼兒相比較,幼兒在模式識別方面的能力遠遠超出機器。孩子一旦學會“腳”這個詞,便能將自己的腳、母親的腳、玩偶的腳一并識別為同類。這種能力幾乎只能以“靈妙”來形容,即便是最先進的計算機也望塵莫及。
這種驚人的模式識別能力,與語言能力緊密相關。 模式識別的 原理 在于 “ 相似 ”而 非 “ 相同 ” ,即做出“并非 完全相同,而是相似”的判斷。語言依賴這種能力,而沒有這種能力,語言也無法成立。正如萊布尼茨所言,世上從無完全相同的兩物。若不能以同一名稱稱呼相似之物,語言便需要與世間萬物等量的名詞,人類將難以承受。語言的根本原理即在于相似性。而數學,同樣立足于這一原理。
近年來,“結構”一詞 在數學中 流行起來, 它 對應 的 英語 單詞是 S tructure, 當然它也 與“結構主義”密切相關。 德國人甚至 將 現代 數學定義為“結構的科學”( Strukturwissenschaft )。 這種說法對于現代數學而言非常 貼切, 不過由于大部分人在學校只會接觸到近代數學之前的知識,對現代數學并不了解,這里還是簡單說明一下“結構” 。
所謂“結構”,并非關心“ 具體的 對象是什么”,而是探究“對象 之間 如何相互作用”。例如“ 三方互克 ” 關系 ——“石頭、剪刀、布”或“ 蛇、青蛙、蛞蝓 ”,其本質是三者之間形成的一種關系模式,這就是一種結構。無論稱之為模型、范式還是圖式,本質并無區別。 現代 數學世界的根基,正是這類結構。所謂“結構的科學”, 說的就是對這些“結構”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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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互克”關系
結構也存在于其他完全不同的事物之中 。 比如人的血型 大致有O、A、B、AB。 這四種血型并非獨立存在的,它們之間存在某種關系,即某血型可以向某血型輸血的關系。我們將可以向其他血型輸血的血型寫在上方,可以接受其他血型輸血的血型寫在下方。這 就 是一個 新的 結構。這種結構也存在于其他完全不同的事物之中。比如6 這個整數,我們把它的正因數都寫出來,可以得 {1,2,3,6} 此時,這四個數之間也存在“可被某數整除,不可被某數整除”的相互關系。我們將可以整除其他數的數寫到上方,可以被整除的數寫到下方,則可以得到 一個結構 。1可以整除2,2可以整除6,3可以整除6。雖然這些數和人的血型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但二者內部元素之間的關系是同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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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構
如果從廣義上來思考結構,我們還會發現,在其他領域也存在許多結構,比如音樂的樂譜也是一種結構。樂譜中的Do、Re、Mi、Fa 等音符按照一定的順序排列,而非僅僅將音符聚集在一起。樂譜中的音符具有結構,并按照這種結構排列,所以我們無法否認這是一種結構。再比如,繪畫中的各種色彩也并非雜亂地聚集在一起,而是按照某種結構排列的,畫畫就是在發現色彩的這些結構;作曲家的作曲其實就是在創造音的結構;圍棋高手則是在創造圍棋的結構。像這樣,將結構在廣義上推廣開來的話,我們能看到人類所有的創造性活動都必然與結構有關系。創造出新結構的能力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創造力 。
大學的數學專業被放到理學系中,這在現代數學之前是沒問題的,之前的數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確實與自然現象相關。但是,到了現代數學的階段,數學也與 社會現象產生了種種關系。也就是說,社會現象中存在相同的結構(模式),而這些結構能在其他眾多適用的社會現象中使用。
但是,如果把結構推廣到這么廣的范圍,那萬事萬物就都成為數學了。數學家可能也不得不去學作曲或學畫畫,這聽上去可不太妙。雖然結構可以推廣到萬事萬物,但這樣也無法對它進行研究了。因此,數學這門學問也是對“結構”的限定,可以讓人集中研究結構。
棋藝高手因熟知無數定式,能在對局中迅速應變;數學家亦然,因腦中儲存大量 的 “結構”,方能輕松破解難題。 對于 那些把數學僅視為計算的人來說,“數學是結構的科學” 的說法 或許 會讓他們感到意外 。
然而,人類精神活動本非涇渭分明。 如果將重點放在 “相似”而非“ 相同 ” 上 , 那么 數學與藝術 等精神活動本就非常接近 。詩人的象征與比喻, 其原理也基于 相似性;小說家的 對 人物 性格的 塑造,也是 對模式 的建構 ,并會 預設讀者具備識別相似性的能力。
數學與藝術雖同樣依賴 “ 相似 ” ,但 其“性格”有些不同 。數學的相似是邏輯性的,幾乎不依賴感性 。 藝術的相似 則以 感性為主,卻 也蘊含 邏輯。若承認藝術中也蘊含邏輯,那么二者之間的距離或許遠比想象的要近。
尤其是數學與語言,其距離極為接近。與其說數學與語言相似,不如說 “ 數學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語言 ” 。
例如, 近代數學的核心概念 —— 函數 , 它 同時也與 語言中的 命題密切相關。式子 y=f(x) 的意義在于:對象 x 經過作用 f ,生成結果 y 。在符號邏輯學中,這被解釋為:主語 x 與謂語 f 結合,生成命題 y=f(x) 。
由此可見,數與命題可用同一公式來表達。數的世界與語言的世界,并非遙遠分立,毋寧說,它們在某些層面上早已重疊。
數學與其他學科的關聯
數學究竟是一門怎樣的科學?首先必須指出的,便是它的普遍性。數學的命題對于全世界任何人都同樣可以理解,不存在差別。這種普遍性,正是人類理性能夠超越民族與習俗差異而具有共通性的最佳證明,也是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種族偏見最有力的反駁。
這種普遍性還體現在另一個方面:數學作為一門學科,并非由某一民族獨力創造,而是全人類共同合作的產物。誠然,進入近代以后,歐洲人的貢獻極為突出;但在古代與中世紀,亞洲人留下的功績同樣巨大。
因此可以說,數學是一門全人類的科學。在教授數學時,若能在各種機會中提醒學生這一點,就再好不過。因為在所有科學中,與種族歧視最無緣的,正是數學。
與普遍性同樣重要的,是數學的歷史性。數學和天文學一樣,是最古老的科學之一。雖然難以舉出確鑿證據,但大概可以認為,作為學科的數學,是在新石器時代開始后不久便已萌芽。換言之,數學并非從天而降,而是在人與人組成的社會中,歷史性地形成與發展的。
如果數學是人類和社會共同的智慧活動的歷史產物,那么它 當然不是孤立的,而是整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必然與文化的其他領域保持緊密的聯系。尤其在今天,更要強調這種聯系。因為數學在其本性中,始終潛藏著學術孤立化的危險。對于現代數學而言,這一點更為重要。自1899年希爾伯特發表《幾何基礎》以來,現代數學在“公理主義”的旗幟下逐漸成形。
公理主義初興時,確曾傳播過這樣一種過于急切的想法:只要建立起一個不含矛盾的公理體系,它就可以獲得作為“另一種數學”的合法地位。確實,無矛盾是必要條件 。 若有矛盾,數學體系必然崩潰。但這是否足以構成充分條件?
《幾何基礎》表明,除了歐幾里得幾何學之外,還存在無數種幾何學。那么,為何歐幾里得幾何學會最早受到深入研究?原因不言而喻 , 因為歐幾里得的空間最接近于現實的空間。 對 公理主義 的淺薄 理解,曾一度將許多無聊的數學結構引入學科之中。
法國布爾巴基學派喜歡將數學結構比作建筑物。那么,在這個比喻下,公理體系便是建筑的設計圖。建筑師只要遵循力學的法則,便可以自由繪制各種設計圖,并建造相應的 建筑 。同樣,數學家只要遵循邏輯的法則,便可自由設立公理體系。
然而,某個建筑究竟是“好建筑”還是“壞建筑”,并非力學定律所能判定,而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即 取決于建筑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因為 建筑 終究是人類與社會來使用的。數學也完全一樣。數學是為人類而存在,而非反之。某個數 學結構若能幫助人類探索自然與社會的規律,進而改造自然與社會,使之造福人類,那它便是“好的數學結構”。倘若失去了這一視角,數學便會淪為 赫爾 曼 · 外爾 所說 的“類似 象棋 的智力游戲”。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陷入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 數學以及 科學的偉大,從來不僅在于它能帶 來物質 上的幸福。即使沒有直接應用,它仍能拓展人類的視野,消除無謂的恐懼,這同樣是它的偉大所在。
因此,我們必須時刻銘記:數學不是孤立的學科,而是在與其他學科、其他文化領域的聯系中發展而來。這一點尤其重要。因此,在推進數學教育改革的過程中,必須牢記這一點。我們期待有更多數學家參與教育建設的運動,尤其在引入現代數學方法之時,更需要學習第一線研究者的思維方式。但與此同時,盲從始終不可取。數學的根本特性之一,便是它始終潛藏著學術孤立化的危險;也正因如此,我們才要不斷強調它與其他學科的聯系。
這并非什么高深的學術議論,而是連小學算術中都能遇到的現實問題。比如,近來興起的“集合熱”便產生了許多怪現象。有不少孩子說:“集合一開始很難懂,但一旦懂了,就發現沒什么大不了的東西。為什么老師要一本正經地把它當寶貝似的教呢?”這種批評非常中肯,也一針見血地指出了 “ 集合熱 ” 的缺陷。
集合論確實是現代數學的出發點,卻絕不是終點。康托爾的集合論,目的正在于將既有結構盡量粉碎到最小的原子層次。但如果數學停留在康托爾集合論的層面,它就會成為一片荒涼的沙漠。幸運的是,數學并未止步于此 ,康托爾的集合論讓數學家能以原子層次進行分析 , 希爾伯特的公理主義又讓數學家能 通過公理體系 重新 將這些 元素 聯系起來,創造出豐富多彩的結構。由此可見,集合論不過是一次必須回歸的再出發點。
數學教育亦然。若不能從集合進一步發展到量、邏輯、空間等更廣闊的世界, 那么 它便毫無意義,只會讓孩子們感到枯燥與乏味。
數學是客觀世界的反映
關于數學流傳著一種普遍的觀點,大意是:
“數學是由若干公理體系演繹推導而成的自律性知識體系,與以歸納為基礎 的其他自然科學有著本質區別。”
由這種數學觀衍生出兩種截然相反的教育態度:一種是數學無用論,另一種是“為數學而數學”主義。
如果數學真的是“自上而下給定的公理體系所演繹出來的知識”,那么它的確不過是與現實社會毫無關系的“無聊人的玩物”罷了。若真如此,數學無用論就有其道理。戰后日本教育界曾盛行的“生活單元主義” 大致便 立足于這種數學觀。1951年 日本的 中學《學習指導要領》中甚至寫道:“我們并不是要教數學。”其背后潛藏著對數學的輕蔑。
然而,從“數學是自律的知識體系”這一前提,又能得出另一種結論:
“數學獨立存在,不依賴其他學科,因此學習數學是訓練思維、培養邏輯能力所必需的。”
這就是所謂“為數學而數學”的立場,正如“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
誠然,數學在鍛煉思維能力方面確實有用。但若僅僅為了這一點,圍棋、 象棋 同樣也能起作用 , 并非數學不可替代。而若是為了培養邏輯推理能力,直接教授形式邏輯或許更為直接有效。
近年來,高中教材中已經出現了強調形式邏輯的傾向。邏輯固然重要,但過分強調形式主義,反而可能扼殺學生對幾何圖形與代數式所蘊含深刻規律的興趣。邏輯不應脫離圖形與公式而孤立存在。
于是,數學無用論與數學至上主義,雖然看似對立,卻共享著同一種錯誤的數學觀。
我反對把數學看作是“由若干公理體系演繹而成的自律性體系”。與此相反,我主張 “ 數學是自然與社會的客觀反映 ” 。因此,它既非完全自律,也不是純粹演繹而無歸納的學問。
數學史為這一點提供了確鑿的證據。數學史表明,數學是在與其他科學復雜互動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有時是被動地受到外部推動,有時則是主動地開拓。
在開普勒、伽利略的時代,力學處于科學的最前沿。然而,當時力學所需要的數學——微積分——尚未誕生。真正創造出微積分的,是下一個時代的牛頓與萊布尼茨。在這個階段,數學的發展顯然是受到外部刺激而產生的。
但情況并非總是如此。譬如,高斯在土地測量問題中建立了曲面理論,后來由黎曼發展為空間曲率理論。在黎曼的時代,這一理論不過是沒有應用價值的假設,直到愛因斯坦將其用于相對論才真正發揮作用。同樣,振動弦問題中發展出的微分方程特征值理論,早在19世紀便已建立,但直到20世紀才在量子力學中找到應用。
數學的發展,就像裁縫的工作。若顧客上門量身訂制,他按尺寸做衣服——這是被動的。若顧客不來,他仍會設計新款衣服陳列櫥窗,等待有人來買——這是主動的。看似“自律”,實則背后依然受制于“普通人能穿”的現實目的。這種所謂的“自律”,其實只是一種相對的自律。
黎曼在沒有物理學家需求的情況下提出空間理論,看似自律,然而他仍然是“為了反映自然”而創造的。
數學確實是自然的反映,但這種反映方式并不簡單直接。它有時像平面鏡,有時像凹面鏡,有時像透鏡。盡管數學相較于其他自然科學更多地以間接方式反映自然,但其根源在自然這一點毫無疑問。無論公理體系如何整然有序,它們之所以被選擇,正是因為能夠深刻反映自然。
因此,數學絕非純粹的形式,而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體。數學不能被隔離于自然科學之外。基于錯誤的立場,將數學與理科完全分割為質上不同的學科的教育理論,理應受到批判。這正是當今教育面臨的任務之一。
最后,數學絕不是單純的演繹學科,它的重要組成部分仍是歸納。這一點與其他自然科學并無根本區別,且更應被強調。
注:本文由圖靈出版公司根據圖書《數學與生活5》及若干其他文獻資料綜合編譯。全系列在中國熱銷10年,累計銷售20萬冊
作者簡介
遠山啟,日本當代著名數學教育家,日本數學教育議會創辦人。1938年日本東北大學理學部代數學專業畢業。倡導改革傳統的應試數學教育方式,創立“水管式教學法”“磁磚指導法”等新式的數學教學方法,其數學著作影響了森重文、森毅、上野健爾、銀林浩、小島寬之等幾代數學家。他在學術方面造詣很深,著述頗豐,“數學與生活”系列深受中國讀者好評。
遠山啟在數學與教育上對“人”的探索,為日本戰后的數學教育打開了科學化與現代化的窗口。同時,他通過著作留下的理念與思想,源源不斷地賦予當前教育工作者應對新問題的根源性力量,也讓更多的學習者獲得了精神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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