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人會不會進一步損害國內就業

中國不僅人口長期世界第一，如今還想成為世界第一機器人大國。

工廠里一排排人形機器人在跳舞、拳擊、馬拉松的畫面，頻繁出現在機構的投決 PPT 上，出現在 IPO 招股書里，也出現在政府補貼、用地、稅優的申請報告里。

跳動的資本隔著太平洋形成共振，但環境卻冷暖不一。美國想用硅基身體拉低勞動力成本，中國卻不得不面對每年千萬級的新增求職人口。

特朗普喊出“制造業回流”時，底特律的空廠房正長出野草。過去四十年，美國制造業崗位持續流失，不是被外國處心積慮地偷走，而是在東亞人口接受現代教育成為合格勞動力后，美國不再具有勞動要素的成本優勢。當底特律工人時薪 30 美元、中國工人時薪 3 美元且愿意住宿舍時，資本會用腳投票。

如今想讓制造業回流，必須讓“美國制造”重新獲得成本上的優勢，AI 和機器人就是那個被寄予厚望的“平替”，不用醫保、不會罷工、24 小時連軸轉，一次性投入換來永久服從。

疊加美國幾十年一遇的通脹黏性，“工資—物價”螺旋上升讓美聯儲進退維谷，任何能把單位勞動成本壓下去的技術都成了“政治正確”。

于是我們看到，OpenAI 在訓練大模型之余，悄悄給機器人公司 Figure 投下 6.75 億美元；亞馬遜倉庫里，機械臂的密度從 2019 年的每千平方英尺 1.2 個提升到如今的 3.4 個。

老板們賬算得很明白，一臺售價 15 萬美元的機器人，只要替代一個年薪 5 萬美元的崗位，三年回本，第四年開始就是利潤。

但故事不能硬套，美國的樣板戲在中國講不通。

中國制造業小時人工成本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人群擁擠在公務員考試、研究生考試、外賣騎手站點。今年八月， 不包含在校生的 16-24 歲勞動力失業率為 18.9% ，相當于每五個年輕人就有一個在“慢就業”。

更棘手的是價格信號，截止今年八月，PPI 已連續 35 個月為負。企業利潤表里的“營業收入”增速跑不贏“應收賬款”增速。

換句話說，中國工廠缺的不是更便宜的工人，而是更充足的訂單。此時再往里塞機器人，無異于在滿員的電梯里喊“大家再擠擠”。

技術紅利還沒吃到，先觸發的是“就業—消費”負向循環，一個崗位被機器人替代，就少了三張電影票、兩頓火鍋、一次周邊游，服務業隨之收縮，平臺騎手又多出三個競爭者。

財政的錢包同樣面臨機會成本。地方專項債的額度池里，如果 100 億投向機器人產業園，就意味著少了 100 億用于老舊小區加裝電梯、托育中心、社區食堂。

前者可以剪彩、可以拉股價、可以寫進“新質生產力”匯報材料；后者只能換來家長里短、炊煙裊裊，GDP 統計里連浪花都看不見。但恰恰是這些“看不見”的投入，能把年輕人從“全職父母”里解放出來，把老年人從“不敢退休”里釋放出來，把月薪三千的超市收銀升級為月薪五千的養老護理員。

人力資本在真實場景里重新定價，通脹預期才能被收入預期托起。

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里做過對照實驗，1990—2005 年，政府把 60% 的科技補貼砸向工業機器人，結果制造業就業占比從 27% 跌到 19%，GDP 增速平均0.9%；2005 年后把同樣力度轉向護理、育兒、旅游等服務消費，女性勞動參與率提升 11 個百分點，名義工資終于止跌回升。

技術沒有變，變的是技術嵌入社會的姿勢。

當媒體把馬斯克把 Optimus 的照片放在頭條，很少有人提醒，美國服務業占比 80%，中國只有 56%；美國勞動力成本占制造業增加值 60%，中國只占 30%。

同樣的機器人，在美國替代的是“貴人力”，在中國替代的是“便宜人力”，邊際收益天差地別。

更諷刺的是，中國每年畢業的 600 萬工科生，正是全球最大的工程師紅利，他們最該做的是把代碼寫進養老系統、寫進縣域物流、寫進農產品溯源，而不是去重復造一個“更便宜的機械臂”。

資本跟風背后，還有一層“安全敘事”的自我強化。從芯片到光刻機，過去幾年的技術封鎖讓“補短板”成為超越經濟理性的政治正確，機器人被貼上“下一個可能被卡脖子”的標簽。

于是各地政府競相“撒胡椒面”，長三角某縣喊出“整機+零部件+系統集成”全鏈條，珠三角某鎮給出“固定資產補貼 30%、租金三免兩減半”，連西部旅游縣城都要“搶占人形機器人賽道”。

可調研顯示，全國 70% 的機器人產業園入駐率不足 40%，真正量產出貨的不足 10%。當“安全”變成可以無限向上追溯的理由，任何產業都可以披上“國家戰略”的外衣，在審批、拿地、補貼上一路綠燈，最終形成“越過剩越補貼、越補貼越過剩”的螺旋。光伏、新能源車的前車之鑒猶在眼前，機器人難道要再演一次？

值得玩味的是，美國政策界已經開始討論“機器人稅”。舊金山去年通過提案，對企業使用的每臺自動化設備征收每臺每年 200—1200 美元不等的“就業影響費”，用于職業再培訓。歐盟也在醞釀類似立法，要求部署 AI 的公司按比例繳納“社會轉型基金”。

當中國的地方政府還在用稅收返還鼓勵“機器換人”時，大洋彼岸已經在為“技術紅利”提前支付社會成本。

當然，故事不會非黑即白。機器人不是原罪，問題在于節奏與順序。在人口紅利真正枯竭、勞動力成本反超墨西哥和土耳其之前，中國仍有 10—15 年窗口把“人”的價值做厚，讓中專畢業的孩子通過一年培訓成為口腔護士，讓 50 歲的下崗工人轉型社區營養師，讓農村留守婦女成為持證民宿管家。

這些服務業崗位無法被遠洋運輸、無法被關稅，它們根植于語言、文化、煙火氣，是 14 億人口大國獨有的“規模紅利”。

財政該做的，是把補貼從“固定資產”轉向“流動的人”，培訓券、育兒補貼、養老抵稅、靈活就業社保補貼，讓每一張身份證都能成為“人力資本 IPO”。

等到有一天，中國制造的小時人工成本真的逼近美國的一半，機器人自然會像今天的挖掘機、洗衣機一樣，成為市場自發的選擇，而非政府催熟的盆景。

真正的未來，或許不在于讓機器更像人，而在于讓人更像人。有工作、有收入、有閑暇、有期待。否則，再精密的算法，也算不出一個社會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