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喜歡用“下流”去評價日本,但是請注意這個“下流”可不是我們平常所說的低俗,而是表示的是一種值得一種往下滑落的階層。
打個比方說吧,就比如日本的街頭其實是干凈的,而且地鐵也準點、咖啡機更是一排排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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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這個角度看日,感覺這個國家的現代生活更像一塊拋光過的玻璃。
雖然這外表看起來十分地光鮮亮麗,但是如果你湊近去摸上去卻只會覺得冰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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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這種國家會出現什么樣的狀況呢?
那就是將會有許多年輕人不再有沖勁,而是會主動把他們的欲望關小。
總結來說的話,就是能省就省,能不麻煩就不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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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和態度呢,會被大家說成“低欲望”,不止如此,也有人從階層角度寫出“下流社會”。
就比如曾經有人做過相關調查,調查的結果顯示竟然有約三分之一的年輕人沒有過性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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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自然結婚和生育也得跟著往后排。
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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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帶到這種狀態里其實同樣也適用,不過理念卻是恰恰相反的。
在這件事情里,其實旁觀者會羨慕這種“日式小確幸”,但是當事人卻常常只能在便利店和漫畫之間周轉,雖然日子平穩但不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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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的產生,可不是一夜之間的選擇,與日本的過往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其實日本社會的秩序觀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在現代化之后又疊加了兩套制度。
這兩套制度就是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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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如果一旦一個人被大企業錄用,只要你不闖大禍,那你就能一直干下去。
與此同時,你的薪水和職位也在按工齡往上走,不出什么意外的話可以說是非常穩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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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當年這兩套制度可不是“守舊”的代名詞。
在1945年戰后百廢待興的時候,以及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迎來高速增長的時候,這個制度可起了大作用。
就會如美蘇冷戰的時候,外部環境不好,所以直接把一大堆訂單丟給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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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本的狀況就是工廠不僅是要人了、而且要效率、要穩定。
那當時的企業怎么做呢?
它們別無選擇企業,只能靠拿福利留人、用制度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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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國民一起把車往前推,年增長率達到了雙位數,在世界面前都是晃眼睛的。
但是緊接著節點就出現了,在1985年的時候,廣場協議讓日元猛升,資產泡沫鼓得像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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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沒過多久氣球就破了,大概是在90年代初的時候,銀行、地產、股市竟然一起躺倒。
當時是什么樣的一個狀況呢?
就是需求逐漸萎縮、利潤下滑,但是就在這樣的狀態下,企業也得背著“不能輕易裁人”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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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年功序列還把“決策鍵”放在資歷最深的人手里,越不景氣,越保守。
對此,游戲行業可謂是看得十分透徹。
當全球的用戶涌向手機端的時候,其實許多廠商還在猶豫,主機上手藝雖然沒丟,但是風口卻真正地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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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些改革無門的公司,只能一點一拖到關門大吉。
而這時的另一些公司則是為了靈活度,開始增加臨時崗位,雖然眼下好用,但是對年輕人來說卻意味著低薪、低保障以及看不見的天花板。
對此,可不要以為相關政府沒有出手,其實政府也一直在采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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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在90年代末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引入績效主義,這個的目的想來也不難理解,就是想靠“干得多拿得多”把活力拽回來。
但是想象固然是美好的,因為接下來就被現實啪啪打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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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時的年功序列培養起的長輩已經把升遷通道、行業話語權握得很緊了,等于要他們親手拆自己的樓梯。
而且比這更麻煩的是資產幾乎都在老年群體手里,房子、存款、股票都不差,他們不愿意消費,也不愿意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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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就形成了,雖然當時的利率被壓得很低,銀行里也趴著天量存款,但是在社會上就是轉不動。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那就是日本人普遍長壽,但是崗位又有限。
遇見個高壽的可能幾十年不挪窩也并不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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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都知道一個事實,那就是畢業季是年年都有的。畢業卻沒有門路“往上走”,導致后面的隊伍只會越排越長,每年都逐步上升。
惡性循環就這樣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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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手上經濟比較緊張的人就會縮減開支,而企業呢?
更是看到需求下滑就壓成本、砍預算,工資是漲不動的,繼而年輕人的干勁也會被繼續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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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內部打轉打得頭暈的時候,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外部壓力又上來了。
在國內市場不溫不火,而且在研發和投入上又跟不上節奏,但是同時別人家的產品又越做越好,就這樣只能眼看著份額被一點點蠶食。
這也就理解了為什么媒體把“失去的十年”改口叫“失去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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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結合上述狀況看,其實并不是為了修辭,而是因為這個圈越畫越大了。
因此,直到2013年東京拿到奧運會主辦權時,很多人便把它當作打氣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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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基建先走一波,緊接著,酒店、交通、餐飲一起熱,外來游客的涌入也帶動了消費,電視鏡頭里一時間竟出現了一個煥然一新的日本形象。
有了這一次的事情,日本的內外信心好像都開始跟著回升。
借著這個時刻,安倍也提出“三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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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的是直接將貨幣寬松、財政刺激、結構改革合射,然后搭配奧運把情緒拉起來。
到這里,其實以為一切都會變好,但事實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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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就在以為會迎來轉折的時候,2019年底新冠出現了,在2020年更是全球爆發,于是賽事被迫延期。
雖然最終在2021年順利開展,但是想都不用想,當時正直危機時刻,肯定原來的設想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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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在那一年,開始大幅限制觀眾,觀眾少了游客就少了,所以指望的旅游收入并沒有到位,賬面上留下的數字別提多難看了。
這也就造成了日本的氣沒鼓足,安倍的箭也沒射出想要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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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為這就完了,其實這根本不算什么,因為產業層面更加現實。
就比如上世紀日本在全球500強里數量驚人,汽車、通信、半導體都有響動。
但是這些年只竟然剩下大約三分之一的當年體量,能打的還是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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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緣上更是被美國按著規則,而市場上被中國追著速度,日本想“轉個身”都是難上加難。
后來又想到一個策略,那就是想靠政策把蛋糕做大,卻沒想到材料四面收緊。
所以很多人說當時形成看一種很割裂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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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街上隨處可見活力很足的銀發群體,清晨跑步,下午社團,很多人退休還想返場。
而另一邊則是把欲望調到最低檔的年輕人,不敢結婚,不敢生娃,就這樣還要控制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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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資源握在哪里,生計、婚育、居住就被誰決定。
當時的衣食無憂未必等于體面與向上,尤其當經濟慢下來、門檻穩下來、入口變窄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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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還是得重新分配。
因為如果只靠市場的自然流淌,那那些沒有資產、沒有關系的人,哪怕讀了好書、干了好活,其實也很難有自己的上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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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也并不是日本這個國家獨有的問題,只是日本走得早、密度大、節奏快。
那讓我們再回到“下流”這個詞上,其實真正的刺并不在道德上,而在流向上。
想都不敢想,如果一個社會只能讓年輕人向下漂,那老人就會牢牢站在上游,水面會越來越平,水溫會越來越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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