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弗洛伊德到周麗峰，“性壓抑”從來不是真正答案

文 | 飛劍客

這一年來，“性壓抑”已經變成了一種互聯網顯學，從峰哥亡命天涯（周麗峰）的受眾們到鍵政圈都在用這個詞互相攻擊。這波熱度背后有MCN機構推動的明顯痕跡，畢竟峰哥之前已經差不多涼了。最近峰哥又迎來一波熱度，性壓抑理論成功搭上戶晨風蘋果安卓人和力工思維的熱點。在戶子被封之后，峰哥也選擇低調，結果剛低調幾天被身在日本的王菊給架起來了。就不知道這烈火烹油的熱度是不是其背后MCN想要的了。

不過拋開這些炒作套路，有件事確實值得琢磨：為什么“性”這個話題，居然成了分析現代社會的一把鑰匙？

我們生活在這個被稱作晚期資本主義的時代，似乎許多社會現象、心理狀態，都能從“性”這個角度找到解釋的入口。在看似越來越開放的表面下，那些沒說出口的規則、那些隱形的界限，其實依然堅固。

弗洛伊德：“性壓抑論”的鼻祖

要探討這個問題，我們得回到上個世紀那位備受爭議的思想者——弗洛伊德。雖然現在很多人把他的名字當作玩笑，其心理動力學理論在科學心理學領域也已式微，但他提出的“潛意識”“壓抑”“投射”等概念，早已悄然融入我們的日常語匯。

而他最著名的理論，就是把世上萬物，包括你抽的煙、做的夢、口誤失言，都歸結于那個讓你難以啟齒的根源。

從弗老爺子開始，“性”就成了解讀文明的重要線索。在他看來，我們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被性壓抑著，這恰恰是人類文明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

人類天生帶著強烈的本能沖動。如果任由性本能肆意奔流，只追求即時滿足，社會就會陷入混亂。為了建立秩序，我們不得不學會壓抑部分欲望。

由此，社會發展出一整套精細的機制，規則、禁忌、法律，這些看似約束我們的東西，實際上共同編織成一張安全網。它們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引導和轉化那些原始沖動。性本能被小心地管理，從破壞性的力量變成建設性的能量。家庭結構得以維持，社會秩序得以延續。

但文明壓抑從來不是沒有代價的。弗洛伊德認為，這種壓抑造成了人類普遍的心理不適。文明越發達，需要壓抑的本能就越多，我們承受的失落感也越強。他甚至斷言，許多神經癥和焦慮都源于此。

弗洛伊德還注意到一個更棘手的難題。文明不僅要管理性本能，還要處理人類的攻擊性。這種指向同胞的破壞沖動，同樣需要被疏導和控制。于是我們發展出“超我”，這是一個內化在心中的嚴厲法官，時刻提醒我們遵守規則。它壓制那些被判定為“不該有”的欲望，壓的太狠了，欲望便會出現扭曲與轉移，也讓我們生活得更加分裂。

這些洞察在當時顯得相當激進。弗洛伊德實際上是在說，我們的文明建基于某種集體性的自我否定。我們用內心的分裂換來了社會的穩定，用個人的壓抑換來了文明的繁榮。這個交易是否值得了？

當然你也可以覺得很扯淡，不過后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接過這個思路，用性壓抑來解釋現代社會的種種困境。這條從個人心理通向社會批判的道路，就這樣悄然鋪就了。

西方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的性解放

弗洛伊德的理論描繪了一幅文明與個體之間永恒悲劇性的圖景：個體壓抑是進步的必然代價。

然而，這一略顯悲觀的結論在二十世紀中葉遭遇了一批來自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重構，加入了歷史主義的視角，“壓抑”并非一個永恒不變的人類境況，而是具有特定的歷史形態。它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為維持自身運轉而精心設計的一套權力技術。

于是乎，一場將弗洛伊德與馬克思進行思想嫁接的理論工程開始了，其目標是將性壓抑的分析，從心理診所的躺椅推向社會階級戰場。

戰后西方世界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凱恩斯主義與福利國家制度試圖彌合階級矛盾，通過提高物質生活水平來營造社會和諧的幻象。在一些左翼思想家看來，這種表面繁榮之下，隱藏著更深層次、更精微的統治形式。

比如賴希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其核心家庭制度，是一個制造屈從個體的“工廠”。權威主義的父親形象、禁欲主義的性道德，共同在個體成長的早期，就將服從權威、壓抑沖動的性格結構內化到人格深處。

這種壓抑使得個體變得僵化、順從、恐懼權威，從而自然而然地接受社會中的等級秩序和剝削關系。因此，性壓抑不再是文明進步的苦澀代價，而是政治保守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心理基石。

所謂“性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正是基于以上判斷：只有打破性的枷鎖，解放被壓抑的生命能量，才能培養出具有獨立人格、敢于反抗權威的新人，從而為真正的社會變革奠定基礎。

將這一思路推向理論高峰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馬爾庫塞在其名著《愛欲與文明》中，對弗洛伊德的壓抑理論進行了改造。他首先區分了“基本壓抑”和“剩余壓抑”。基本壓抑類似于弗洛伊德所說的為建立文明所必需的對本能的限制，這是基于匱乏現實（物質短缺、需要勞動）的不得已而為之。

而剩余壓抑，則是為統治利益所必需的、超出基本壓抑之外的限制。它并非源于生存的必然性，而是源于特定社會統治秩序維持自身特權的需要。

馬爾庫塞并不主張退回弗洛伊德式的個體心理調節或單純適應壓抑性社會，而是寄望于一種基于愛欲解放的政治實踐。那些“剩余壓抑”通過制造虛假需求、操縱消費欲望來維系著不自由的社會結構。因此，反抗的核心在于打破這種虛假意識，喚醒人們對非壓抑性生存的渴望。

這些理論思考，為20世紀60年代席卷歐美的“新左派”運動和性解放浪潮提供了關鍵的理論彈藥。

年輕的激進一代不再滿足于關于經濟剝削的經典理論，他們感受到的是一種更彌漫的、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的“壓迫”，比如學校的權威、福利社會家長制的調控、種族歧視、性別不平等，以及那種令他們窒息的、虛偽的中產階層道德。

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福柯的思想，為他們提供了理解這種壓迫的框架：壓迫的根源不僅在于工廠，也在于家庭、學校、醫院和臥室。

所以西方上世紀的性解放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關于更多的性自由。它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它是對賴希所批判的“極權主義性格結構”的反叛，是對馬爾庫塞所描述的“壓抑性非升華”和“單向度的人”的突圍。

西方的大學生們舉著3M頭像（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塞），在校園里焚燒胸罩、散發主張性解放、愛欲解放的傳單、挑戰學校的宵禁制度；嬉皮士們用群居、迷幻藥和搖滾樂實踐著對中產階級核心家庭價值觀的拋棄。

這是一場典型的“反文化”運動，其主力正是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學生和專業人士，即所謂“新小資產階級”。他們反抗的，是那個由官僚制、消費主義和技術理性所構筑的“鐵籠”。

在他們看來，解放愛欲，就是解放人的創造性潛能，就是對抗那個將人異化為工具和零件的資本和官僚體系。解放身體，就是解放那些權力最深入殖民的領域。

性解放運動的悖論

性解放運動之前的歐美，整體社會氛圍建立在一種戰后特定的資本積累模式之上。前面提到了，那是福特主義—凱恩斯主義的“黃金年代”。

彼時，大規模、標準化的工業生產是經濟引擎，與之配套的是男性養家糊口的穩定就業、福利國家的社會契約以及相對清晰的階級認同。

在這個體系里，性的管理是相對功能化的，在中下階層里，它被嚴格限定在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內部，但其首要的、甚至是唯一被公開承認的功能是勞動力的再生產。

社會通過教會、學校、法律和強大的輿論，維持著這種“壓抑性”的平衡，因為它最有效地服務于那個時代資本對穩定、可預測的勞動力的需求。

70年代的歐美性解放運動，正是在秩序出現裂縫時（越南戰爭、五月風暴）爆發的。

表面上看，它是青年一代對偽善清教道德的文化反叛，其深層是經濟基礎開始悄然變化的征兆。

在海運集裝箱革命以及石油危機之后的歐美，傳統的制造業比重下降，服務業、信息產業和知識經濟開始崛起。資本積累的邏輯開始轉變，它不再僅僅需要遵守紀律的體力勞動者，更需要具有流動性和消費欲望的個體，也能作為資本彈性積累工具的個體。

舊的壓抑模式逐漸變得不經濟了。一個只會埋頭苦干為了一房幾孩幾狗的勞動者，會被當成“力工梭哈”來嘲笑，無法適應新興的、需要情感勞動、符號生產和即時反應的后工業崗位。

新的形勢賦予個體的更多“自由選擇”，卻將親密關系比以往更徹底地推入了市場邏輯的軌道。在這個過程中，情感被量化，吸引力被指標化。每個人都不知不覺成了性和情感市場中的競爭者，隨身攜帶著由外貌、收入、社交資本構成的隱形簡歷。

在這種嚴酷的情感經濟中，失敗者應運而生。當性從傳統道德和承諾中所謂“解放”出來，它卻創造了一系列新的邊緣群體——那些在情感市場中缺乏足夠“資本”，最后走向怨恨政治的人。比如在歐美出現，又流行于我國網絡輿論中的所謂incel（非自愿獨身者），拋開這個詞匯現在已經變成一種攻擊方式來看，這種怨恨政治正是性解放時代帶來的廣泛挫敗感產物。（關于怨恨政治概念見之前文章）

這里要提一下，隨著互聯網的興起，歐美社會這些圍繞兩性關系的討論開始在線社區中發酵和演變，并逐漸分化出不同的分支：

其一是承認市場規則，并學習如何在市場中取勝。走向了“搭訕藝術”（即中文互聯網耳熟能詳的PUA）。它教授男性從外形改造到心理操控來增加自己的吸引力指數，從而獲取更多的性資源，是情感市場版本“成功學”之路。

其二是“紅藥丸”思潮，他們看清性和情感市場殘酷的真相，但認為PUA的技巧只是表象，真正需要的是內在心態從貝塔男向阿爾法男性氣質的徹底轉變。

其三是“米格道”這類主張男性遠離異性的思潮，認為在性和情感市場中，男性永遠是吃虧的，因此，最理性的選擇不是去適應，而是脫離與異性的親密關系，專注于自我提升或獨自生活。這是性和情感市場中的躺平罷工論。

正如當下的另類右翼從葛蘭西、德勒茲那里汲取了大量思想資源一樣，前述的男性主義思潮，其根基也部分地植根于西馬理論的片段之中。

同樣，某些走向本質主義的激進女權，也將男女簡化為永恒的對立階級，同樣共享了這種“壓迫”的類敘事。這些思潮，都是對同一個情感市場分化后的不同反應。它們像黑洞一樣，吸納著那些在性和情感市場上感到絕望的個體。

性與情感市場的殘酷競爭導致的關系工具化，使越來越多人選擇自我封閉或逃避親密關系，甚至覺得這是一種很有“主體性”的行為，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原子化。在這里，當初的性解放的承諾與現實形成了尖銳對比。

回過頭看，弗洛伊德和西馬的理論家們，為我們打開了性這個暗室的門，讓我們看到了個人心理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隱秘連線。但他們的工具箱（以及衍生出來的姑且叫“另類左翼”的群體），或許已不足以完全拆解晚期資本主義這個機器。

60年代的小資產階級們幻想用性來瓦解資本主義，結果卻是資本主義用性自由來鞏固自身。今天網絡上的“性壓抑”敘事，是這個失敗革命的遙遠回聲，只是它已經失去了所有的烏托邦色彩，只剩下受挫、無奈和犬儒主義。

現在網絡上如“峰哥亡命天涯”的直播間，將一切社會問題都歸因于“褲襠”，簡化并歸因于個人性魅力的缺乏或性技巧的不足，也很容易成為消解問題嚴肅性的社達式嘲諷。

值得留意的是，周麗峰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公知，其“亡命天涯”既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邊緣行走，也是一種話語層面的底線試探。他核心策略是“抽象化”，就是把一切嚴肅議題轉化為惡俗化的“樂子”，并與其受眾（其中不少是所謂“神神”群體）共建一套內部黑話體系，以此解構主流。一旦遭遇壓力，他又能迅速切換成“扛紅旗”模式，借助語言游戲回避。這種老鼠一樣生存哲學，其核心是一種投機主義。

美好的生活當然不能沒有健康和完滿的性與愛欲，但它的實現，無法單純通過觀念的解放來完成，最終依賴于我們去改變那個將一切人類關系，包括最親密的關系，都變成為冰冷計算的社會結構。

這需要回到對分配、階級和生產關系的冷靜審視，或許比沉溺于個體主義的心理學更為緊迫。

我們需要建設一個讓人有時間、有精力、有安全感去愛，去信任，去建立長期承諾的社會。這條路，比單純打破禁忌要漫長得多，但也根本得多。

現在戶子已經沒了，峰子還在，結果被現在被王菊架在火上烤。除了“性壓抑”外早無新活的峰子，可能面臨職業生涯最危險的一次熱度了。不過，也可以用峰子的話來說，這是好事啊。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