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和我一樣“上戶”的男陪伴師

圖源：《御上老師》

《985伴讀師背后，一個學歷灰產業正在浮出》得到了一些討論。這是它的續篇。

一、閣樓上的攝像頭

那間屋子不大，頂是斜的，像船艙，進門得低頭。床貼著屋角，一張書桌、一盞落地燈，行李靠墻摞著，沒有衣柜。

窗簾是深灰色，白天也顯得昏暗。房間裝了攝像頭，紅點常亮。雇主不在家，但他知道，樓下的母親隨時可以“看見”。

那是他第一次“上戶”，也是第一次在別人的家中長住。這是一棟位于上海松江的聯排別墅。他被安排住在最頂層。那年他29歲，從西安城中村的出租屋搬出來，帶著一個黑色登機箱，走進這個城市最精致的社區之一。

他的任務是陪伴一個十歲的男孩度過暑假。每日學習、戶外運動、整理房間、英文閱讀、晚間講故事。他自己制定日程表，也自己執行。孩子很乖，也很喜歡他。偶爾會問：“你今天是不是不高興？”他說，“那一瞬間，我挺被觸動的。”

直到有一天，他讓孩子在睡前刷牙，語氣重了一點。第二天助理來找他說話，溝通解約。“她覺得我太強硬了，說會傷害到孩子。”文聰回憶起這件事時，語速慢了一拍。“我也沒有爭。知道不合適，就離開。”

那年夏天，他拿到的工資是每月8000元，包吃包住。對他來說，這在過去的人生中，已是很體面的收入。他沒有名校學歷，也不是教育科班出身，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家政人員。對方需要的，是一個“能說英文、性格穩重、不逾矩”的男性陪伴者，最好還能開車。

他知道，自己不是老師，不是親人，也不是服務員。他只是一個“合適”的人，恰好能在這棟房子的最頂層住下，在監控可及的視野里，扮演好一個帶孩子的角色。

陪伴師這個行業，很快教會他一個道理：能不能和孩子相處好，是表層；能不能被家長接受，才是本質。而在家長中，決定他能否留下來的，往往是那位母親。“不是說你會不會陪孩子寫作業，是你身上的氣息、語氣、說話的方式，是你靠近孩子的姿態，符不符合她們心里的標準。”文聰說。

從那以后，他開始注意許多細節：早上起床的腳步聲是否太重、吃飯時手機該不該放在桌上、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該沉默。他說，“你要給這個家留出判斷的空間，它才會允許你留下來。”

他明白，進入別人家的陪伴師，從來都不是自然存在的。那臺攝像頭，從他進門那一刻起，就在提醒他：這份工作要適應的不只是孩子，還有整個家庭的隱形評判。

二、西窯頭的那個電話

電話是在一個夏天的傍晚打來的。

他坐在西安西窯頭的出租屋里，屋子不到二十平，月租七百，墻角堆著沒拆的行李箱。那是2023年，他29歲。

“你好，我們在為一位老板的孩子找男性陪伴師，看到你投的簡歷，想了解一下你有沒有興趣？”

他愣了一下。自己有沒有投過這份崗位，已經記不清了。那陣子疫情剛過，教培行業仍在余溫里，文聰剛辭職，在Boss直聘上一通海投，不管崗位名字多陌生，都點了“感興趣”。

對方報出薪資：八千元，包吃包住。“那會兒在西安，五千塊已經算不錯了。”他說。更何況，“陪孩子”這件事，本就讓他感到安心。大學時他常做家教，假期也在教育機構實習，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總讓他覺得世界有秩序。

電話掛斷，他開始收拾行李。出發前，他和房東說：“也不確定成不成，可能幾天就回來了。”行李摞在床底，“那會兒的狀態就是四個字，走投無路。”

那時，他剛辭去一家央企下屬公司的工作，崗位叫“項目儲備經理”，月薪五千，包吃包住。干了兩年，每天穿藍工裝出入校園和辦公區，早上例會、下午匯報、晚上加班到九點。他說那種日子“像溫水煮青蛙”。

再往前，是他并不熱愛的金屬材料專業；一次差幾分的軍隊文職考試；還有在西安某家教培機構短暫工作的幾周。

“看著同學們考研、考編，我也跟著考，后來發現，我不是那條路上的人。”他背了個登山包，買了高鐵票。他想著：要是不靠譜，就回西安接著找工作。畢竟，從西安回老家慶陽，只要一個小時。

他沒多猶豫，拎起包出門。那天西安很熱，晚風吹過西窯頭的黃土路。

三、像他們想象的那樣

文聰很快意識到，自己在這個行業里有某種“天然優勢”。

“男陪伴師在市場上太稀缺了，”他說，“就像‘男阿姨’一樣，你一出現，就成了稀缺資源。”

但他也明白，稀缺不等于安全。“很多時候，雇主找你，不是因為你優秀，而是因為剛好你符合了某種想象。”

他記得很清楚，剛開始工作的那段時間，經常被問兩個問題：你有沒有在國際學校做過？你是師范專業嗎？每次都搖頭。他并不具備這些理想履歷。但對方總會補上一句：“你是男的，這點就很好。”

這種性別加分，常常夾帶著另一個條件，邊界要求。

一位母親曾在電話里明確告訴他：“我家孩子跟女老師太黏了，不好帶。我就想找個男的，鎮得住。”但她話鋒一轉，又補了一句：“不過你最好別太熱情，離孩子太近也不好。”

文聰聽明白了。這不是一句普通的叮囑，而是這個職業的性別困境：既要你“立得住”，又不能太存在；既希望你像個父親，但又不能真像一個“父親”。

“你得長成他們想象中的那個樣子。”他說。

他開始學習如何調整自己與家庭之間的氣場。誰是這個家的核心？誰擁有裁決權？誰決定你能否留下？在多數時候，答案是，母親。你和孩子互動得再好，若與母親之間氣場不合，終究難以久留。

“我會很注意和雇主說話的語氣、站的位置、用什么詞匯。”他說，“這些沒人教，但你做一次就知道：你做得恰不恰當。”

他慢慢總結出一套“潛規則”：

• 早上不能晚起，要在廚房前露面、先打招呼；
• 晚上不能比孩子先洗澡，顯得你太松懈；
• 和阿姨要保持距離；
• 不聊個人感情、不主動加家人微信、不在社交媒體曬雇主家環境。

他從不覺得自己是被完全信任的。那個攝像頭，從來沒摘過，就像是一個時刻提醒他邊界的符號。

四、誰決定你能留下

第二單是在合肥，一戶典型的“高知家庭”：父母在外企，孩子讀國際學校，生活規律，理念明確。

他去了，見到孩子母親，對方很客氣。他接替的是一位“科班出身”的老師，師范專業畢業、在機構帶過班，專業能力扎實。而他，既沒那樣的背景，也沒多高學歷。

孩子起初對他不熟，但很快就表現出更愿意和他說話、一起玩的傾向。他熟練安排作息表，陪孩子讀書，做情緒記錄，每天簡單匯報。他不主動表達教育理念，也不會急著展示自己的方法論。他小心保持與家長的距離感：不越界，不多言，不裝親切。

兩個星期后，家長做了決定：留下他。

他被安排住在獨立臥室，有清晰的作息表與溝通群組，日常事務由“家庭助理”協調，他只需要專注孩子的學習與陪伴。他形容那段時間是“相對舒服”的，“就像是被當作一個教育工作者看待，而不是服務人員。”

“我其實并不比前一位老師更專業。”他說，“但可能我更像他們想象中的‘父親型’陪伴者。”

那之后，他接觸過形形色色的家庭。有些家長會問很多細節：學歷、家庭背景、是否吸煙飲酒、有沒有宗教信仰；有些則更關注氣質：“你身上的味道是不是清爽？”“你說話是不是太快？”“你會不會讓人緊張？”他學會了在自我介紹時適當“去標簽”，不主動強調專業出身，也不表現得太自信。

他學會了看氣氛。飯桌上主母若突然沉默，說明她不滿意什么；孩子在門口發呆，可能是之前輔導語氣太重了。站在客廳哪個位置會顯得恰當，什么時候該出現，什么時候該消失，說什么話讓人安心，什么行為會被誤解。有無數更微妙的判斷標準。有些家庭其實是脆弱的，你不能冒進。

“你其實是在一個家的社會關系網里試煉。”他說，“不是陪著一個孩子，而是陪著一個家庭里的不確定。”

他常說的一句話是：“你得符合他們的氣味。”那是他對“適配性”最直觀的定義：你的語速、穿著、姿態，乃至于整個人呈現出的氣息，是否讓這個家庭感到安心、穩定、可控。

那是一種在結構松散、預期模糊的行業中，生存所需的隱形技術。

五、他穿行在多個家庭之間

離開合肥之后，文聰成了一個“自由上戶者”。

他在杭州、深圳之間流動接單。有時是家長推薦，有時是平臺轉介，也有老雇主發來一句微信：“有個朋友家在找老師，你愿不愿意試試看？”

他用一個黑色登機箱收納全部行李，衣服、書、工作記錄本摞得整整齊齊。走到哪兒，住在哪兒。像一塊臨時搭建的磚，被嵌入另一個家庭的結構中。

每一戶人家都有不同的預設：有的希望他像“哥哥”，有的希望他像“父親”，還有的在交接第一天就明確：“你不需要和孩子太熟。”他逐漸明白，每一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節奏與秩序，而他要做的，是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打擾、不突兀、不逾矩。

他發現，“自由”并不意味著不受約束。恰恰相反，在缺乏制度庇護的自由職業中，每一次上戶都像一次臨時“投胎”。你必須像空氣一樣合適，又像鏡子一樣不過度參與。你要給予足夠的陪伴與情緒支持，但不能真的建立情感依賴。

“我慢慢知道了什么叫分寸。”他說，“你得讓一個家庭感到安心，而不是讓他們覺得你重要。”

有時候，他會寫一些工作記錄，簡單記下那天的狀態：

• “孩子下午發了脾氣，我沒說話，陪他坐了十分鐘。”
• “雇主今天特別忙，晚飯我單獨帶孩子吃了。”
• “今天天氣很好，我帶孩子在小區轉了一圈，他說小區的狗跟他打招呼了。”

六、給這份工作一個說法

文聰的月薪很快到了2萬，又漲到3萬。中介費往往是一個月薪資的20%。

他慢慢知道了行規，中介完成一個匹配，能拿到兩份錢，左手收受雇者月薪的20%，右手收雇主一個月薪資。一個單子中介可以拿120%的提成。

有一次試講結束，雇主問他：“你有沒有朋友也做這個的？”那一刻，他突然意識到，如果把身邊這些人組織起來，也許可以不再單打獨斗。

他找了幾個朋友，都是從教育培訓行業流出來的。有人做過外教助教，有人做過機構課程顧問，還有人和他一樣，是誤打誤撞進了陪伴這個行當。幾個人聚在一間小屋里，把各自的經歷攤開，討論一個問題：“到底什么樣的人，適合進別人家？”

“我們不是機構。”他強調，“也不是家政中介。”他們想繞開原有的路徑，做一個小型團隊：人不多，但彼此支持，也能設定自己的工作方式。

他們花了幾個月時間做了三件事：一是整理標準流程，把“上戶前該溝通哪些邊界”“第一次見孩子怎么介紹自己”寫成文檔；二是互相觀摩，定期復盤；三是給每個人做“設定”。“我們會寫一段‘人設說明’。”他說，“不是包裝，是自我保護。你得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提前講清楚，才不容易出事。”

他自己寫過一版開場白，每次上新戶都會照著說： “您好，我叫文聰，主要做小學階段的閱讀、英語和習慣培養類的陪伴。性格偏安靜，互動方式比較克制，不會過多介入家庭事務。我會盡力幫助孩子成長，同時也希望在一些邊界上，我們彼此尊重。”

他說這段話的時候很平靜，沒有討好，也沒有疏遠，像一個在暗處反復雕刻過的自我設定。

他開始給“陪伴”這件事一個更清晰的定義：不是事事都做，也不是全盤接收，而是把教育服務中的“親密勞動”部分抽出來，做得干凈、明確、有界限。

但他也知道，這種設想在現實中常常碰壁。遇上好溝通的家庭，一切順暢；遇上控制欲強的家長，你所有的設定都可能瞬間被擊穿。

“最難的是，‘陪伴’這個詞太模糊了。”他說，“每個人都說自己是陪伴師，但其實，每個人的‘陪法’都不一樣。家長想要的，也經常不一樣。”

有一次，他接了一個新項目，負責一位中班孩子的“日程管理”。孩子剛睡醒，他得哄著喝水、哄著穿鞋，再哄著去興趣班。家長定了一周七節課，下午排得滿滿的。他陪著孩子一項項打卡。有一次，孩子累得在鋼琴教室門口睡著了，他蹲著把孩子一路抱回家，滿頭是汗。主母看見后，只說了一句： “下次早點哄他醒。”

他沒說話。當晚，他在工作記錄本里寫下了一行字： “我們到底在陪誰，又在完成誰的計劃？”

七、黃土上的鞋印

文聰的團隊，如今積累了近一百個家庭、七百位合作老師。“這個規模在行業里，算小微。”他說，“剛剛起步。”

他家鄉在甘肅慶陽，是那種一出門鞋子就陷進土里的地方。黃土層厚，風大，一天走下來，白鞋能變成灰鞋，褲腳能變成泥簾。

“我們那兒雖然是平原，但土特別厚，一腳下去能踩出一個深坑。”他說，“走得慢，就陷得深；走得快，土就會揚起來，糊你一臉。”

文爸是個寡言的人，早出晚歸，天沒亮就干活，干到天黑。文媽是村里少見愛讀書的人，常常點著煤油燈抄詞抄句，連語文書都舍不得折角。他說母親“和村子有點不搭”，但他爸，是那種你看不見情緒，卻能看見動作的人。他們身上有一種不動聲色的堅韌。

有一次他發高燒，父親用毛巾裹著他，一路背著倒車進城。他在昏沉中聞到父親衣服上的汗味，混著土腥氣，突然清醒了。那是他第一次意識到，肩膀也可以是一種語言。

“后來我才明白，我做這份工作，不是完全偶然。”他說，“我懂怎么去照顧別人，也習慣隱忍和觀察，知道在不說話的情況下靠行動去表達。”

他不覺得那是溫柔，也不覺得是男性的反差魅力，而是泥地里走出來的一種自我調節。從小在一個沒有太多資源的環境長大，最先學會的是如何識別邊界、避免沖突、維持秩序。

他說，如果不是陪伴師的工作，他可能沒機會接觸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家庭。對于那些高凈值家庭而言，書本上的知識獲取是容易的，書本上沒有的東西反而是稀缺的。

“所以當別人說我穩重，我知道那不是天生的，是環境塑出來的。”在江浙滬做陪伴師的幾年間，他上戶過的家庭，從幾百萬到上億不等。家里的水龍頭比他以前一個月的房租還貴，孩子三歲起就排滿了五種興趣班。但他從不顯得局促，也不刻意謙卑。

“我不是他們家的人，但也不是他們的附屬。”他說這話時語氣平穩，不激烈。就像他說自己是“吃百家飯”的人：進不同的家庭，不是為了取悅，而是盡量把事做好；不是為了改變誰，而是守住自己的邊界。

有一次，他和母親打電話，聊起AI、自習室，還有家長對孩子的“未來焦慮”。母親在那頭沉默了幾秒，說：“人工智能替代不了你們。你們是人，人是有溫度的。”

“你要先立規矩，才可能獲得自由。”他說，“這是我媽教我的。”他從黃土中走出來，在泥地上踩出自己的印子，然后一步步，學會在別人家的客廳里，站住腳。

八、不存在的職業

“上戶”是家政行業的行話，指服務者進入雇主家中工作；與之相對的“下戶”，則意味著服務結束、離開雇主家庭。

有一陣，文聰經常接到平臺電話：“客戶特別指定要男陪伴師。”對方往往會補一句：“最好成熟穩重，能陪孩子打球、講邏輯，帶點父性氣質。”

那段時間，團隊接了三個單親家庭。孩子多是男孩，活潑、情緒波動大、不太聽話；母親則事業有成、理性又焦慮。

“她們需要一個陽性的穩定角色。”他說，“但其實，她們要的不是男人，而是‘理想中的男性’。” 那些缺席的父親、壓抑的情緒、被投射的理性，都被裝進了他這個角色。

白天他接散單，晚上整理記錄。有時寫課程，有時記當天的觀察：孩子哭的原因、家長情緒的起伏、哪些溝通是有效的。“我現在做的，其實就是讓這件事更清晰一點。”他說，“把它從灰色地帶，往明亮處挪一點。”

陪伴師進入家庭前，通常要簽一份三方協議，約定作息、休假、離職流程，還有一些細節，比如獨立空間、語言尊重、基本禮遇。這是他努力建立的一點秩序。

做這份工，大部分時間都是圍著孩子轉。一個月能休4天，法定節假日也正常休。好處是錢攢得快，只要不胡亂消費，一年攢20萬并不難。

但整個行業依然沒有名字。沒有職業編號，沒有資格認證，也沒有清晰的歸屬。這種不確定感，貫穿在男陪伴師的每一次“上戶”經歷中。

他們沒有明確的崗位定義，也沒有勞動保障。但隨著行業逐漸“細分”“定價”“平臺化”，這份工作被重新賦予了功能價值。而性別，在其中起到一種特別的作用。

“你在這個行業里，不能累，不能犯錯，也不能說‘真話’。”他頓了一下，“但我還是希望，有一天，‘陪伴’能被當作一種嚴肅的教育方式，一個值得信任的教育角色。”

但這個價值，從來不是自己定義的，而是整個社會結構投射出來的。很多像文聰一樣的年輕人，在主流邊緣做著沒有規范、沒有評價體系的工作，一邊掙點體面錢，一邊想證明自己是有價值的人。

他說自己不太喜歡“男陪伴師”這個稱呼。“聽起來像個臨時工。”但這份工作他已經做了三年。

（為保護隱私，文中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