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悲與喜

諾獎揭曉，日本再次斬獲好成績。

10月5號坂口志文獲得諾貝爾醫學獎。

10月8號北川進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一年兩個諾貝爾，而且還是科學領域，確實不簡單。

諾獎里面，和平獎政治色彩較濃。奧巴馬當年一邊打仗一邊可以獲得和平獎。韓國總統金大中獲得和平獎，結果韓國人不買賬，郁郁而終。現在特朗普想盡辦法要和平獎，其實也是通過政治手段獲得和平獎。

文學諾獎爭議也頗大，不可避免的觸及到意識形態之爭。

諾獎科學獎，相對來說還是較為權威的。現代科學到如今，諾貝爾獲獎者貢獻非常大。從更宏觀的角度看，諾獎科學獎不僅僅是個人榮耀，也涉及到國家、民族、甚至全人類的命運。比方說現代人引以為傲的電子產品、人工智能啥的，基礎還是量子力學。

諾獎誕生之后的前50年，德國獲獎最多。

這些諾獎得主意味著德國在科技上遙遙領先。

德國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正趕上德國科學井噴時代。比方說德國科學家普朗克推開了量子力學的大門，就是典型代表。量子力學帶出一批德國諾貝爾科學家。所以德國兩次世界大戰戰敗，都能快速恢復。

一戰失敗，德國迅速翻身，發動二戰。

二戰之后德國一片廢墟，在失去龍興之地東普魯士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快速翻身。

二戰后，美國在諾貝爾榜單上一騎絕塵；同時也在超級帝國之路上一騎絕塵。大家看美國政客，一個兩個都挺能折騰。但美國能在超級大國的位置上待這么久，背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有一群世界頂級科學家支撐著。比方說特朗普對中國發動科技戰，試圖在高端半導體領域卡中國脖子。為什么特朗普敢這么干呢？因為美國在高端制造領域有優勢唄。根據中科院的報告：半導體領域的8個諾貝爾物理學獎、12項發明，絕大部分來自美國。

美國對中國搞科技戰時，一定會拉著日本。在半導體領域，日本的硅晶圓、化合物半導體晶圓、光罩、光刻膠、靶材料等14種重要材料，實力都不可小覷。

但是日本和諾獎的關系是另外一種情況。

二戰之前，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那時日本在科學界并不算強。

二戰之后到冷戰結束，日本經濟爆發，但科技界也不算很強，諾獎寥寥。

進入21世紀之后，日本的經濟陷入高位震蕩，諾獎獲獎情況則進入爆發期。

2002年，日本經濟高位震蕩十年之后，高調宣布“50年內拿30個諾貝爾”。當時輿論界對此并不買賬，認為日本人在吹牛。然而23年過去，日本便拿到了第21個諾貝爾。現在幾乎沒有人質疑日本在吹牛。

這里有一個問題，就是德國、美國，甚至包括英法俄，都是獲得諾貝爾科學獎最密集的那段時間國力達到頂峰，為什么日本在經濟震蕩、甚至下滑時反而迎來了諾獎高潮？

主要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日本諾獎獲得者，基本都是經濟高速發展時代培養出來的。比方說今年醫學獎獲得者大阪大學的坂口志文教授，已經74歲了。他的少年、青年、壯年都是日本高速發展時代，他經歷過日本教育的黃金時期。現在中國也經歷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在技術運用領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按道理說，未來中國也有機會實現諾獎井噴。

但是中國應該避免日本的陷阱：即諾獎井噴時，經濟卻停滯不前。

科技的發展，其實和教育有很大關系。縱觀近現代史上的日本，教育系統大致經歷了三次改革。

第一次教育改革在明治維新時代，灌輸軍國主義那一套，培養出野獸一樣的日軍。

第二次教育改革在二戰之后到冷戰末期，開始往科學精神、人性光輝、個人思維、全球化觀念等方向轉變；在集體主義和個性化之間尋找到一個相對的平衡點。日本諾獎獲得者，基本上都是那個時代培養出來的學生。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江崎玲于奈（在半導體中發現電子的量子穿隧效應而獲獎）曾說過：“一個人在幼年時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興趣和欲望，這是非常重要的科學啟蒙教育，是通往產生新一代科學巨匠的路。”——其實就是保護好孩子最初的好奇心。

日本在冷戰結束前夕又搞了第三次教育改革，以個性化教育為中心而忽視集體主義。但是日本這代年輕人走上社會之后并沒有爆發出驚人的能量，反而成了日本低欲望社會的主力軍。

日本這幾次教育改革，非常值得借鑒。中國與日本在很多層面存在相似因素。個人認為，中國可以借鑒日本第二次教育改革，在集體主義和個性化之間尋找平衡點。現在很多學生，要么被集體主義磨滅了個性，要么是個性太強而缺乏集體主義概念。

第二個原因，日本諾獎獲得者缺乏原創性的人物。

同樣是諾獎獲得者，差異其實也很大。比方說早期的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有愛因斯、普朗克、玻爾那個級別的人物。現在的諾貝爾物理獎，很難再有那樣的重量級人物。原因很簡單，早期那波人開啟了科學革命。如今的自然科學已經到了瓶頸期，很難在原有的基礎上做出原創性貢獻。基于這個原因，日本諾獎井噴，很多都是在枝葉層面，并不在主干層面，所以沒能推動日本經濟繼續高速發展。

中國科學家如果也是沿著之前的路子前進，做出原創性貢獻其實也難。要做原創性功勛，需要發動新一輪科學革命。歷史上牛頓曾經引發第一波科學革命，愛因斯坦引發第二波科學革命。這兩次科學革命，都極大地推動了世界的發展。

在科學原創性這塊，中國的表現其實和中國的體量并不匹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中國需要一個牛頓或愛因斯坦那樣的人物，成為引領世界的標桿。當然這很難。這種人，可以說是可遇不可求。但是作為一個心懷天下、體量巨大、且志在星辰大海的國度，理當在科學原創性層面引領一次世界性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