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日本諾獎得主人數遠超中國？

2025年10月，諾貝爾獎再度聚焦日本。大阪大學特任教授坂口志文因在外周免疫耐受機制方面的開創性研究，與美國科學家Mary Brunkow、Fred Ramsdell共同榮獲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Mary Brunkow、Fred Ramsdell與坂口志文

這位74歲的日本免疫學家，不僅為人類攻克免疫與癌癥治療難題帶來希望，也使日本再次成為全球科學舞臺的焦點。

每當東亞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中日對比”便成為常見話題之一。為何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的次數持續領先，而中國科學家的名字卻鮮少出現在諾獎榜單？截至2025年10月6日，日本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物理、化學、生理醫學）的本土科學家已接近30人（不含日裔外籍科學家，如南部陽一郎、真鍋淑郎等）。

相比之下，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中國本土科學家僅有屠呦呦一人。即便算上獲獎時非中國籍的外籍華人，如楊振寧（已回歸中國籍）、李政道、錢永健等，總數也不足10人。那么，日本究竟是如何培育出如此眾多榮獲諾獎的科學家的？中日兩國在哪些環節出現了差距？

日本的成功并非偶然。坂口志文等人的成就，歸根結底是系統性的國家戰略、教育理念、社會氛圍與科研體制共同作用的結果。2001年，日本政府在《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鄭重提出“力爭50年內使諾貝爾獎得主達30人左右”這一著名國家目標。

戰略提出后，日本在基礎科學研發方面投入巨額資金。2000年至2021年間，日本基礎研究投入占科研經費的比值平均為12.28%。相比之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我國基礎科研經費占比為6.91%，雖較2020年增長了70%，但比例仍遠低于日本。

與“收益高、見效快”的應用技術相比，基礎科研“產出難、周期長”，長期以來在中國科研領域相對“冷門”。然而，基礎科研恰恰是一個國家科技發展的關鍵基石。在《三體》中，三體人試圖通過封鎖地球人的基礎科研來阻礙地球科技發展，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取得了成效，雖為小說情節，但也反映了一定事實。

日本政府長期在基礎科學領域大量投入，改革科研評價體系，使日本科學界逐漸擺脫對“即期成果”和“短期效益”的過度依賴。日本政府和各類科研基金會為“冷門、產出難、周期長”的基礎課題提供穩定經費，客觀上為日本科研精英營造了“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的科研環境，為諾獎得主數量的增長奠定了基礎。

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廣泛推進大學法人化與學術自治改革，不再以“指標考核”一概而論地約束科學家，讓他們更多地依據興趣和學術良知選擇研究方向。對于有潛力的青年學者，國家提供中長期職業保障，即便數年、十余年看不到“產出”，也不會逼迫其放棄冷門研究。這賦予了日本科研群體難得的耐心與安全感，即敢于從事“無用之學”，方能產生“有用之用”。

從獲獎情況來看，日本諾貝爾獎科學類得主大多處于60-80歲的“成名較晚”階段。這背后，是其國家體制對“原始創新”高風險、長周期的容忍度遠高于“短平快”政策訴求。以當年獲獎者坂口志文為例，他的調節性T細胞研究是一項持續數十年、鮮受外界關注的基礎課題，遠離市場和流量，但正是這種扎實研究和后發優勢成就了厚積薄發。

從社會結構和政策層面看，日本對科學家的尊重體現在各個方面。企業愿意參與基礎研究投資，公眾耐心等待“無用研究”數十年后結出碩果，政策確保不會因短期看不到成效而“一刀切”斷供。科學家能夠安心堅持數十年的“冷板凳”研究，全社會共同承擔這種耐心帶來的風險。政策設計巧妙地“為創新讓步”，例如科研經費評估側重原創性和長期影響，而非即時可見的經濟效益或論文數量；評獎體系鼓勵探索前沿未知領域，不因小領域冷門而被忽視。

相比之下，隨著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國家對科研的投入不斷增加，近年來已位居全球前列。但體制中“重部署、輕探索”“急功近利”的短期考核和功利化價值取向仍較為普遍。科研人員常因“帽子工程”、論文指標、職稱升遷等外部壓力，難以專注于耐心探索冷門難題。“實驗創新”遠不如“應用轉化”受重視，對失敗的容忍度不足。“學術行政化”“工程攻關型”評價體系導致有潛力的科學家過早被擠出一線。

除基礎科研外，教育水平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日本重視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全面科學素養培養。小學階段注重自然體驗和實驗動手能力，中學階段鼓勵批判性思維和自我驅動。這種教育理念使日本孩子能夠“因熱愛而從事科研”。

相比之下，中國孩子從小深受應試教育影響，千篇一律的教學模式和大量試卷磨滅了他們的創新能力。即便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進入大學，選專業更多是為了畢業后找份好工作，而非出于內心熱愛。當下的社會氛圍也反映了這種心態。幾十年前，盡管社會上有“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說法，但很多七零后、八零后小時候的理想是“長大后成為科學家”。而如今的孩子，有人想做網紅，有人想當明星，立志成為科學家的孩子還有多少？

在日本，科學家在社會上享有極高聲譽。諾貝爾獎已成為日本社會的精神象征之一。每一位諾獎得主的出現，不僅引發媒體密集報道，更成為校園、企業、政府主流精英學習和致敬的榜樣。他們的學術故事被編入教科書、制作成紀錄片，成為無數年輕學子的志向燈塔。日本媒體長期的宣傳以及企業、政府的資源傾斜，共同營造了“全民崇尚科學”的獨特社會風氣。

隨著當年坂口志文再次獲獎，媒體連日頭版報道，政府高層予以表彰，企業、高校、學生紛紛邀請他舉辦講座。在國際上，他引領了全球免疫學的發展潮流；在日本國內，他成為數十萬日本青年的科研偶像。

坂口志文

當然，我國近年來逐漸認識到“基礎創新”對國家長遠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性，科研環境正朝著“寬容失敗、鼓勵原創”的方向轉變。但在管理機制、社會風氣、研究支持以及科學文化的長期建設等方面，仍需時間彌補短板，讓更多科學家能夠安心追求內心的“執著夢想”。

如今，我國不斷涌現頂尖青年學者，基礎科研投入與世界同步，AI、生物、材料等新興領域頻頻取得突破。可以說，我國在實力和潛力上并不遜色于日本。但要實現“諾獎井噴”，尤其是在物理、化學、生理學等基礎科學領域，仍需時間和改進。我國需要進一步改革學術行政體制，提高對失敗的容忍度，完善人才流動和自由探索機制，也需要社會更加尊重和理解科學探索的長期性和試錯性，摒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

在現代文明社會，國家間的最大競爭在于科研領域的互相超越。尤其是面對曾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的日本，真正的較量并非來自仇恨宣傳后“手撕鬼子”的臆想，更不是來自“雙贏就是中國贏兩次”的盲目自大，而是依靠冷靜、理性的心態和在基礎科研方面腳踏實地的努力。

科學創新沒有捷徑，唯有通過制度保護原創探索、教育培育批判精神、社會給予耐心與尊重，才能收獲歷史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