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生孩子的中年人，擠在輔助生殖科

年輕人大喊著拒絕生孩子的同時，中年人正排隊等在生殖中心。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目前我國的不孕不育率高達18.2%，意味著每五六對夫妻中就可能有一對存在不孕不育的問題。由于不孕癥群體相對沉默，數據很可能更高。

唐榮欣從事臨床工作30年，2006年起轉向生殖科，專攻不孕癥研究。在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生殖醫學中心，她每天要接診接近30名患者，普遍年齡在35歲到45歲，抱著幾乎相同的目的前來。

女性患者大多患有卵巢功能衰退、輸卵管疾病等常見疾病，還有很大一部分，面臨因年齡導致的生育功能下降，比如結婚晚且不積極備孕的夫妻，以及早年丁克，如今又想生孩子的人。男性患者的處境同樣不容忽視，在所有不孕不育病例中，男性因素導致的至少占到30%。

順利的人單周期就能接到孩子，不幸的則要不斷重復促排卵、取卵、移植的過程，不停地做B超檢查、抽血化驗，每天給自己注射藥物。唐榮欣見過的最讓她揪心的病人，已經在助孕這條路上走了10多年。她接診的年紀最大的患者，也已經49歲。

對有生育需求的人來說，時鐘懸在每個人的頭頂，但社會上對于生育的科普還遠遠不夠。很長時間里，大家都有一個誤區，覺得女性只要沒絕經，就還有生育能力。想要孩子的人將試管嬰兒作為最后的退路，事實上，試管嬰兒并非萬全之策，成功率只有約50%。

基于此，唐榮欣寫下《種下一粒光》，用20多個親身經歷的病例，試圖幫大家厘清生育的過程，消解現實的誤區。

我們與唐榮欣醫生聊了聊，發現生育這項能力，比我們想象得更加脆弱。以下故事根據唐榮欣本人講述，以及《種下一粒光》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

我做了30年臨床，同時也目睹著生育能力的衰退。

從1980年至今，世界衛生組織指定的正常男性精子濃度的參考下限已經下調了近25%，門診上遇到多囊卵巢綜合癥、卵巢功能衰退的女性患者比例也逐年增加。不完全統計，每3位來生殖中心要求做試管嬰兒助孕的患者中，就有1位患有卵巢功能減退。

就像一副多米諾骨牌，生活方式的改變，悄悄推動了一系列變化，生育就在隱秘的轉角處。

生殖科有一個普遍的共識，過大的壓力會導致不孕，至少會延長不孕治療的周期。包括現在年輕女性頻發的多囊卵巢綜合征和子宮內膜異位癥，壓力是元兇之一。

我有一個觀察，上海本地的患者，治療過程相對困難，反而周邊地區來我們這里看診的患者，雖說卵巢功能很差，但也比想象中容易成功，究其原因，可能與大城市的環境、壓力以及飲食息息相關。

從現實情況考慮，壓力還可能會導致情緒性進食，繼而導致肥胖。很多人都看輕了肥胖的影響，無論男女，肥胖都會致使其生育能力下降，乃至不孕不育。肥胖父母所生的孩子，成年后代謝性疾病的發病率亦高于正常人群。

此外，抽煙、飲酒、高溫，乃至現在流行的過度防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生育能力，再加上晚婚晚育，年齡又掄來一記重錘，到生殖科求診的患者與日俱增。幾乎所有生殖中心的患者，平均年齡都在35歲以上。

唐榮欣醫生在手術中

生殖中心專注和“生育”有關的事情，又因為我們非常熟悉婦科內分泌疾病和激素變化，各種類型的月經失調、卵巢早衰和與生育相關疾病的檢查治療也在我們的診治范圍內。

比如書中提到的林慧，她就是來我們科室做孕前體檢，我詢問了她的病史后，才發現她更應該做不孕癥檢查。那時她30歲出頭，結婚一年多，積極備孕，卻始終沒懷上孩子。

這樣的情況在醫學上已經屬于不孕不育的范疇——夫妻規律性生活1年以上，未避孕且女方未妊娠。當然，高齡女性（超過且包含35周歲的）認真備孕但半年不孕的話，同樣也需要及時問診。

不孕不育癥的診治，是生殖科的日常。生殖科或許不像產科那么危急，不孕癥也不是性命攸關的疾病，但生育承載著種族延續、文化傳承乃至公共管理等巨大意義，迫使它必然會被從私人領域中“拉扯”出來，被公開討論、甚至評判。

在傳宗接代的傳統思想影響下，因為生育過程的不順利，不孕癥患者普遍敏感、焦慮，甚至自卑，他們往往沉默，也比我們想象中的更多。我講出這些故事，也是想告訴那些有著不孕不育經歷的人，你們的痛苦是可以被看見、被探討、被分擔的，你們并不孤獨。

我國規定，在婚姻存續階段，夫妻中至少一人患有不孕或反復不育，可以尋求輔助生殖技術幫助，比如人工授精，或者試管嬰兒助孕。

不孕的原因千差萬別，通常來講，到我們生殖中心求診的女性中，約70%都是正常反應患者。她們都在育齡期，卵巢功能不錯，不孕的原因也相對簡單，比如輸卵管問題或男方因素，單周期移植成功率高達60%。

在眾多導致不孕的因素中，最讓人無助的其實是年齡。

“時間”的概念，在生殖科門診格外突出。只要邁進這個門檻，哪怕只是動了備孕的打算，時鐘就好像已經懸在頭上了。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36歲之后，女性的卵巢儲備呈現每2年下降一個檔次的趨勢。從結果上看，38歲以前的女性，助孕成績都不算差，38到40歲也還不錯，40到42歲還有一定的成功率，42歲以后就很難了，45歲以后幾乎是沒有可能了。

2008年，唐榮欣（右）在輔助生殖技術成功應用20周年慶典

所有來生殖中心求診的人，都是為了孩子。走到試管嬰兒助孕的階段，她們往往也已經在求孕這條路上，經歷了不少坎坷。

像我書里寫的第一位患者，李立，她就走得格外艱辛。

李立找到我的時候，馬上就44歲了。10年前，她生下大女兒，此后一直備孕二胎，始終沒有懷上。后來檢查發現她的丈夫有弱精癥以及染色體異常，這種情況下，李立即便自然懷孕，也有50%的概率流產。

決定做試管嬰兒后，李立先后取卵6次，移植6次，其中第五次移植得以懷孕，無奈胚胎停育，她又做了清宮術。直到第六次移植，她才如愿以償，接到命運送給她的禮物，一個漂亮健康的女兒。

唐醫生會為患者準備一張“畢業證”

我見過很多像李立這樣的患者，比她艱難的大有人在，為了生孩子“走火入魔”的也不在少數。我所經歷的極端病例，是42歲的患者累計取卵17次才得以懷孕，還有患者每天都來生殖中心，卻遲遲不做下一步的計劃。

我能理解她們的焦慮和害怕，畢竟生育并非小事，生與不生，都牽扯著一系列問題，也關聯著無數變化——夫妻感情的變化，人際關系的改變，以及對未來的再規劃，都與那個尚未成型的小嬰兒息息相關。

我們的患者面對的，是包括生育以及不能生育在內的一切焦慮，是極大的經濟壓力，以及帶有一定壓迫性的社會期待。

人類的壽命正在延長，但生育能力并不會一起增長。我不會勸那些45歲以上的患者再折騰自己，但我每次看到那些三十七、八歲的，在診室門口猶豫徘徊的患者，還是忍不住會為她們著急。

就像我最近接診的這個患者，她已經39歲了，本身有子宮腺肌癥，一直沒懷過孕。她本來打算丁克的，但家里一直催，再加上年紀大了后，想法也有所改變，于是找到了我。我一看她的自身條件，就勸她直接做試管，別猶豫了，時間太寶貴了。

我接診的很多患者，都是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黃金生育年齡，導致自然懷孕困難。還有些時候，夫妻倆不著急生孩子，家長反而急得團團轉。

我有個印象深刻的患者，她每次來做檢查都和媽媽一起，到了繳費的時候她就看她媽，“你來付錢”，語氣也比較強硬，好像在說“你催我生，你就出錢”。

患者為唐榮欣做的卡通人偶

因為工作的特殊性，我常會接觸到很多工作之外的信息，看到形形色色的家庭關系和各色各樣的夫妻模式。大部分時候，我不會過問患者的私事，除非她主動和我講述，或者已經觸碰到了職業底線。

我有一個患者，做試管的時候，她和丈夫的關系已經岌岌可危，某次移植時，居然讓她的弟弟來代替丈夫簽字，被我發現并及時制止了。我們國內做試管嬰兒必須要有雙方的結婚證，需要丈夫知情、同意，才能繼續移植，所以她這樣做肯定是不可以的。

那時她已經40歲了，或許她并不在乎那個男人，她只想要一個孩子。

新生命降臨的過程中，生理條件便決定了男女所面臨的情境本就不同。

孕育的過程由女性承擔，孕育導致的一系列生理變化也都由女性承受，一旦發生不孕不育的情況，眾人的目光也多集中在女性身上。

我曾遇到一對8年未孕的夫妻，他們找到我時，說的是妻子患有輸卵管梗阻，要求做試管嬰兒，但我在檢查過程中發現丈夫同時患有無精子癥。我非常震驚，明明夫妻倆都受過高等教育，卻依舊沒想過夫妻雙方都進行檢查和治療，白白耽誤了8年時間。

要知道，在生育這件事上，男女本就是不平等的。

45歲對男性來說還算“壯年”，男性的生育能力可以說伴隨終生，條件允許的話，男人可以治療到五六十歲。但女性不同，進入圍絕經期就基本喪失了生育能力，即便做試管嬰兒，成功率也是微乎其微。

上海市規定接受輔助生殖治療的年齡上限是男性55歲、女性50歲，現實中，我接診過的年紀最大的女性患者已經49歲，她在我這里做了三個周期的治療，又轉去別的醫院，結果其實顯而易見了。

日劇《匹田先生，恭喜你太太懷孕了》劇照

因為生育本身的復雜性，不孕不育也不再是尋常的醫學問題。

生育這個看似自然的行為，已經被深深嵌入了權力關系的結構中。它不僅是愛情的結晶或生命的延續，更是一個家庭內部資源、決策權、社會期望和個人自由之間復雜博弈的焦點。

趨向平等的家庭，通常會在生育過程中表現出尊重、共擔的一面；在關系不平等的家庭中，則更容易表現為一方對另一方的妥協與犧牲。一旦找到不孕不育的根源，勢必也會影響到家庭內部的權力分配。

我此前在人工授精門診實習過，那里的情況都是妻子健康，丈夫患有無精癥或染色體異常等疾病，我當時的老師還開玩笑，“你看看這些女性都趾高氣昂的”。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是這種態度，但生育所牽扯的權力博弈，或許可見一斑。

事實上，在所有不孕不育病例中，因男性問題導致的至少占到30%。所以我們一直主張，夫妻一定要一起檢查、綜合評估，不要等女方來來回回檢查了個遍，遭了無數罪，才想起來男方。

日劇《匹田先生，恭喜你太太懷孕了》劇照

我們都知道，接受試管嬰兒助孕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過程中，女性必然會承受一定的痛苦與壓力。

她們要不停地做陰超檢查，抽血化驗，每天給自己打針，承受取卵和移植手術的痛苦，堅持吃保胎藥，焦急地等待命運的抉擇。如果沒懷上，所有的痛苦就要再重復一遍。

但我問那些女性患者的真實感受時，她們告訴我，相比于精神的折磨，肉體之苦根本不值一提。她們會下意識地擔心，如果連試管嬰兒都失敗的話，她們必然會面對家人的失望，甚至埋怨。

我在書中寫到的楊柳，接受了4次胚胎移植，均以失敗告終。第二次取卵手術時，她沒有麻醉，強忍著疼取了19枚卵。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得知取卵結果后，她嘰嘰喳喳地，像個小孩子一樣，沖著丈夫不斷重復，“老公我厲不厲害”。

后來在書寫她的故事時，我努力地回想她當時的感受，或許反復妊娠失敗的經歷給了她極大的挫敗感，她迫切地需要一點肯定，想以此證明“我是可以做到的”。回憶起來，她當時的表情，也讓我無比心酸。

還有不少患者，哪怕懷孕后也焦慮到“玩尿”。一位患者把每天的驗孕結果貼到一張紙上，看著兩條杠的顏色一點點加深就很踏實，一旦有天顏色沒變，她就急得不行，“醫生我怎么不惡心了，我的孩子是不是有問題”。

唐醫生收到的患者求助信息

反觀男性在助孕治療時的經歷，要輕松許多，有男性患者對我說，他們覺得自己更像一個旁觀者——從流程上說，必須丈夫出現的場合只有3個：進入取卵周期前簽字同意，取卵當日配合取精，以及胚胎移植當日簽字確認。

哪怕是因男性因素導致的不育，女性所經歷的痛苦也不會就此減少。在這個時候，如果丈夫還不能給到充足的關心與支持的話，夫妻關系必然要出現裂痕。這么多年來，我也見過不少在助孕過程中離婚的夫妻。

前幾天我接診的一對夫妻，妻子本身有多囊，一次性取了20多枚卵，可想而知她肯定會不舒服的。但她捂著肚子出來時，她丈夫卻對她說，“我的任務完成了”。

電影《熱帶雨》劇照

越是在這種時候，那些始終牽著手面對困難的夫妻，反而在我的記憶中清晰地閃著光。

比如我此前遇到的薛妍夫妻。薛妍先后做了6次宮腔鏡手術、2次清宮術、5次胚胎移植，為了生孩子簡直受盡苦楚。她和我說，其實她的丈夫早就不想繼續試管了，覺得兩個人過一輩子也挺好，是她一直堅持。她說：“我先生對我太好了，他越這么說，我越是想給他生個孩子。”

說完這句話，那個每次檢查、每場手術都默默陪在她身邊的男人就從診室門口進來了。

1988年，我國第一位試管嬰兒在北醫三院出生，此后37年，我國試管嬰兒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但必須承認的是，我們未來的路還很漫長。

很多患者來找我，會下意識問我，“這個病能治好嗎？”他們以為這個病像感冒一樣，靠吃藥就能治愈。事實上，一些器質性的病變，如輸卵管梗阻等，我們可以解決，但衰老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我們不可能從38歲重回36歲。

上圖：2008年，“中國試管嬰兒之母”張麗珠教授（右）在給唐榮欣簽名

下圖：2008年，唐榮欣與中國大陸第一例試管嬰兒鄭萌珠

我有個患者，今年46歲了，前幾天還給我打電話，哭得一塌糊涂，說自己又失敗了，全家人的期待又落空了。我告訴她，這跟期待沒有關系，這就是現實。她不僅高齡，還有子宮肌瘤，本身又是肥胖的狀態，任何一個因素都足以“致命”，但她還是想不清楚，總覺得自己是有希望的。

她還一個勁地跟我說，“要是弄成了，我給你送個大錦旗”，我說不用，你要是能懷，我都能寫一篇文章了。

有人會說，新聞上不是還有五六十歲還懷孕的事例嘛，殊不知新聞正是因為稀有才是新聞。

網絡上關于“67歲產女”的報道

現實中這種可能微乎其微（圖源齊魯晚報·果然視頻）

互聯網的發達讓許多繁雜的聲音進入我們的耳朵，對于試管嬰兒技術，我們也還有很多朦朧的誤解。

做試管嬰兒有四個階段：促排卵、取卵、胚胎培養、胚胎移植。單周期從取卵到移植總的費用大概在2萬到3萬。在上海的話，部分項目進了醫保，能覆蓋3個周期的治療，醫保可以負擔一部分；長三角其他省份也有醫保覆蓋，但是具體比例要看當地。

不少人認為，做試管嬰兒要一次次將長針刺進陰道取卵，有博主將這個過程描述地極其血腥恐怖，導致不少患者望而卻步。事實上，只要患者的卵巢位置正常，對疼痛有一定的耐受性，取卵的感受和打針差不多。如果患者過度敏感或實在害怕，也可以選擇靜脈麻醉，睡一會兒，手術就結束了。

有人以為做試管可以指定性別，上來就要求我們給他“做個兒子”，這在國內是嚴令禁止的。有人在網上看到三代試管技術好（指植入前遺傳學檢測），一到我們這兒就要求做三代試管。但是高齡女性要不要做三代試管，始終是存在爭議的，具體問題還是要具體分析。

還有人聽說試管嬰兒可以做雙胞胎，一來就要求我們植入兩個胚胎，其實這也是非常危險的。

單胎妊娠是最適合人類的孕育方式，這是自然選擇的結果。當僅能維持單胎孕育的子宮擠進兩枚胚胎，母親在孕后期乃至產后就很容易出現各種問題，甚至威脅生命。

通常情況下，如果患者是第一次移植，我們一般只移植一枚胚胎，除非她之前有過移植失敗的經歷或者是自身條件很不好，我們才會一次性移植兩枚胚胎，增加成功率。輔助生殖治療中也有明確規定：避免雙胎，杜絕三胎；若有三胎，必須減胎。

2021年底，一對新疆的夫妻來上海掛了我的號，因為兩地距離實在遙遠，我怕一次不成，兩人還要再次往返，當時又是特殊時期，不太方便，在與夫妻倆溝通后，我給這位女性患者植入了兩枚胚胎。

沒曾想這兩枚胚胎不僅成功著床，其中一枚還擅作主張地繼續分裂，雙胎變成了三胎。那也是我至今想起來都心有余悸的故事，當時她沒條件做減胎手術，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在她孕19周時，其中一胎停止發育，三胎變兩胎，且統統發育正常。

唐醫生與患者的孩子

醫學是不確定的，很多人因此相信奇跡。但從醫生的角度看，其實我不是特別鼓勵這樣做。

我一般會告知患者，風險是什么，可能取不到卵，可能白取卵，可能花很多錢，或者懷了流產……我是幫助者，但賜下生命的并不在我，我能做的就是告知。也只能是告知，然后就是陪伴。

生命始于偶然。新生命的誕生需要發育正常的精子和卵子在正確的地點和正確的時間相遇，進而結合、裂變、扎根生長。

試管嬰兒技術發展到現在，助孕成功率從最初的5%到了50%，但現代科學解釋不了的疑惑還有許多。好比在不孕的原因分類里面，有男方因素、女方因素，還有一類就是不明原因。不是說它沒有原因，而是不清楚，我們找不到原因在哪兒。

只不過，病因固然重要，助孕過程中也不必太糾結原因。我前幾天見了一位37歲的患者，卵巢功能已經很差了，但她一直執著做檢查，查了整整五年。

我勸她直接做試管嬰兒，但她不聽，一直做檢查，卻不往下突破，最終只能是浪費時間。現在開始做試管，哪怕第一次方案失敗了，也可以根據情況調整，有的時候，就是在嘗試過程中突然成功了。

直奔主題就好了，求證欲太過旺盛也不是一件好事。不僅是患者，有些時候醫生的求證欲也挺嚇人的，做各種檢查，一定要求證，卻忘了解決問題才是首要任務。

唐醫生在手術過程中

生物時鐘對女性的不公平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對生育本身，我們也不必過度焦慮。

我們經常在偶像劇里看到類似的場景，女主懷孕后去做人流，醫生告訴她“如果流掉這個孩子，你以后都沒法懷孕了”。編劇或許不知道的是，不孕癥其實是一種實效性疾病，除非患者本身有必然導致不孕的生理情況，比如進行了子宮或雙側輸卵管摘除，否則醫生也無法早早判定患者不孕——即便是卵巢早衰的患者，也有懷孕的可能，還有患者不孕不育多年，接受助孕治療后又自然懷孕。

年輕的不孕癥患者在進行輔助生殖治療前，還可以再斟酌和等待，他們中約有25%的人還有自然懷孕的可能。當然，這也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需要和生殖科醫生充分溝通，進行全面的、個體化的評估。至于年齡大的患者，則要考慮清楚，抓緊時間。

此外，必須要明確的是，試管嬰兒并非萬全之策，我們不能一廂情愿地以為，只要走進生殖科，你就能擁有一個孩子。

維持生育力最根本的，還是夫妻雙方的身體狀態。我也明白，在沉甸甸的現實面前，這條建議顯得有些真空，但作為一個生殖科醫生，我還是得說：生孩子只是開始，要想好好陪伴孩子長大，自己要先以身作則，健康生活。

我也是一位母親、一名職場女性，我深知懷孕過程的不易和撫育孩子的艱辛，但我依舊覺得，生育不至于摧毀女人，同樣的，不懷孕也不至于抱憾終生。

我寫下這本書，不是為了鼓勵不孕人群都來做試管嬰兒助孕，也不是單純要鼓動我們早生、多生，而是想告訴大家，生育是一種能力，更應當是一個選項——無論是早生晚生、多生少生，還是干脆不生，我都希望我們有自己選擇的余地。

《種下一粒光》 唐榮欣著

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文中林慧、李立、楊柳、薛妍為化名；除特殊標注外，圖片來源于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