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諾貝爾獎，還在用“極權”碰瓷蘇聯

文 | 文一

2025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中國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而在昨天，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布給了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作為典型的冷戰后東歐文學家，這一獲獎結果似乎是西方在已經2025年的今天，仍想將世界的目光再次引向那片曾深受戰爭與特定政治形態影響的土地，并悄然延續一種人們熟悉的敘事，重現對“極權主義”這一概念的批判。

今天的諾貝爾和平獎結果則更加不掩飾，將獎頒給了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瑪麗亞·科里娜·馬查多，頒獎理由是“表彰她為促進委內瑞拉人民的民主權利所做的不懈努力，以及她為實現從獨裁統治向民主政權的公正和平過渡所做的斗爭”。值得一提的是，馬查多與美國國際開發署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已經來到2025年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都已明白西方借諾獎進行的這些動作，毫無疑問是一種政治狗哨。在歐美民粹思潮愈演愈烈的當下，這種政治狗哨別說對世界，就算是對西方社會自身也在失去著作用。

歷史需要撥亂反正。20世紀的思想家們，對大屠殺、戰爭和對抗的起源做出了一系列的反思與溯源，其中最著名的大概是美國猶太裔學者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與“極權主義”理論。多年來，這一概念被廣泛傳播和簡化，成為了一個文學作品里的惡魔符號，又在西方宣傳中與蘇聯牢牢釘在一起。

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它的含義？“極權主義”和法西斯的幽靈，那些屠殺和侵略的罪惡，究竟起源于何處，它又真的隨二戰盟國的勝利、冷戰的終結而遠去了嗎？可以說，大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關于這一切的討論，從一開始就是被某種權力話語所塑造和局限的。

“極權主義”作為概念的起源與“平庸之惡”的誤解

1951年，政治哲學思想家漢娜阿倫特對于反思納粹種族大屠殺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首次提出大屠殺暴行的根源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即一種國家對社會極端掌控的政權形式，它脫胎自反猶主義、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1961年她又在著作《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即極權主義體制下人們的“banality of evil”。

但是banality of evil一詞在被翻譯為中文時錯誤地譯為“平庸之惡”，其實它的本意是“惡的平庸性”，阿倫特并非認為大屠殺之惡是“平庸”的，相反她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惡。其本意在于強調作惡者的無思性（thoughtlessness）狀態，即其并非天生的惡魔，而是拒絕了獨立思考，放棄了獨立道德判斷的結果，而非將惡行非政治化而轉化為模糊的心理學問題或庸俗的人性論。

阿倫特的思想無疑是深刻的，也對后人理解大屠殺惡行的起源提供了一個完善的模板。然而在她以及后世的政治歷史研究中，我們會發現似乎只有納粹德國和蘇聯被歸類為“極權國家”，而無論是同時期的軍國主義日本，還是殖民時代的歐洲對于亞非拉地區的種族屠殺，抑或二戰后第三世界國家獨裁政權基于意識形態和種族進行的系統性屠殺，都很少被歸類為“極權主義”和“極權國家”。

當然，許多人會說，這些國家和政權雖然也都有罪，但從未像納粹大屠殺一樣，徹底把人群中的一部分當作無意義的、必須被清除的群體，連人的工具性也否定了，所以這是現代性的、工業化的大屠殺，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而這些政權則只是因意識形態反共做了一些政治層面的清洗，甚至不少人因其反共而將他們歸類到“自由世界”范疇，其暴行被描述為“發展型威權國家”所進行的“必要的惡”，而遠非十惡不赦的“極權主義”。

然而，這套敘事真就那么完美無缺嗎？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根源，究竟在哪里？種族大屠殺這樣極端的惡行，是20世紀的納粹德國獨一無二的最新發明，而且在二戰后絕跡了嗎？今天的我們，又該以怎樣的態度對待這漫長的近代史？

20世紀的災難真的不可思議嗎？

縱觀二戰后的西方哲學界，對于納粹大屠殺的反思是個永恒的母題，而核心問題似乎也永遠是：20世紀的災難為什么不可思議？他們普遍默認，二戰法西斯三國的罪行，尤其是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是“人類歷史之極惡”。不管是齊格蒙德鮑曼所說的“大屠殺是現代性的產物”，還是漢娜阿倫特曾言，“大屠殺是一種新穎而獨特的現代罪惡“。就連國內的思想哲學界，也是全盤接受了這一概念，他們在問為什么之前并沒有先問是不是，而是默認這是一個不可置疑的真理。

曾看過一本華師大教授寫的關于西方現代思想的講義，在介紹20世紀思想的引言中，他繪聲繪色地寫道：想象你是一個生活在19世紀末的歐洲普通人，此時的歐洲大陸已經享受了將近100年的相對和平，而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社會總體上變得越來越文明、富裕，你一定也會對新世紀的前景抱有相當樂觀的信心……

但是，20世紀的災難真的不可思議嗎？當歐洲的貴族和資產階級正在盡情享受電氣化時代帶來的便利，剛果的民眾因完不成利奧波德二世強行規定的高昂橡膠配額量而被砍斷手腳，數十年間傷亡人數近千萬；在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賺的盆滿缽滿時，無數中國家庭因毒品而苦苦掙扎甚至家破人亡，在英格蘭大量從美洲進口豐富的糧食資源時，愛爾蘭人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則因饑餓悲慘地死去……

如《詭秘之主》中寫到的，工業革命成了“邪神降臨的溫床”

歐洲資產階級的擴張，伴隨著對亞非拉人民極其殘酷的剝削和種族屠殺，哪怕是歐洲內部真正的普通人，那些工業無產階級，也因惡劣的工作環境、極端漫長的工時和毫無保障的生活條件，人均壽命不足30歲，大量10歲以下的童工也在工廠超強度工作并造成大量的工傷殘疾。每一個殖民地的開闊都意味著血腥的戰爭和屠殺，每一座工廠的建設背后都是工人們的血淚，19世紀的“和平”真的存在嗎？

要探究納粹種族大屠殺，必須從殖民主義的歷史中去尋找答案。在歐洲貴族和資產階級享受發展與和平的紅利時，他們已悄然從思想和意識形態到執行的手段與方式，創造了一套理所當然的“剝削哲學”。因此，納粹的暴行并非所謂的“歐洲文明現代性的斷裂”，而是歐洲殖民帝國數百年來在海外熟練實踐的邏輯，在經濟危機背景下的一次“內部清算”。

20世紀的災難源于何處？

漢娜阿倫特認為大屠殺的罪惡源于“極權主義”，她尚且指出極權主義的根源之一在于“帝國主義”，那種將世界分為“中心”和“邊緣”，將一部人視為天生低賤的危險企圖：“把人類劃分成主人種族和奴隸種族，高貴教養的紳士和低俗的賤民，有色人種與白人，此種劃分只冀望能以暴民作為基礎，而結合國家民族。”

而后世的研究，如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的《極權主義獨裁與專制》則將極權主義簡化為“六大特征”：單一大眾政黨、人人必循遵從的官方意識形態、對大眾傳媒的壟斷、秘密警察制度、國家完全掌握武力來源、中央指令的計劃經濟。

從阿倫特到布熱津斯基再到當代學者，都用共享的“極權主義”概念，將蘇聯與納粹德國牢牢綁定，認為他們是“意識形態的雙胞胎”，卻將蘇聯犧牲2700萬人抗擊納粹德國的歷史事實系統性淡化，甚至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的講話上直言“我們紀念死于納粹和共產主義之手的受害者”，對二戰歷史進行赤裸裸的歲月史書。

的確，如果機械對照這種模型，蘇聯模式甚至所有的列寧主義政黨似乎都部分符合這個“特征清單”，但這恰恰說明了這種理論模型的致命缺陷。它用治理形式上的部分共同點，徹底掩蓋了這種形式所服務的“內容”和“歷史語境”，從此巧妙了樹立了“專制邪惡帝國”和“自由世界”的對立。然而事實上，從核心意識形態到執行方法，法西斯三國繼承的都是歐美“自由世界”的邏輯。

在殖民主義的殘酷剝削里，其實早已暗藏了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種子。種族滅絕也絕非是新穎的武器，早在伊比利亞殖民者發現美洲“新大陸”時，它就已悄然開始。在哥倫布到達美洲的一個世紀后，800萬泰諾人幾近滅絕；19世紀的美國在“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理念的指導下，認為自身有向外擴張的“天定使命”，因而展開西進運動，對墨西哥和印第安人的土地發起進攻。

這一美國昂撒人的光輝歷史，對印第安人卻是“血淚之路”，他們的土地被剝奪，被驅逐出家園、被虐待殺害。而這一“昭昭天命”的理念直接啟蒙了納粹德國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理論。

美洲、澳洲的土著居民，那數以千萬計的、原本完整大陸的主人，被認為是歐洲人“發現的新的無主世界”的可以隨意屠殺和奴役的劣等種族，如今只擁有少量的“保留地”，成為自己的土地上的“少數民族”。而這一切，都得到“啟蒙思想家”的道德背書：伏爾泰說“美洲居住著又笨又懶的印第安人”，培根、孟德斯鳩、大衛休謨則拒絕承認新大陸“卑賤的人”與自己是同類。

1896年西班牙在古巴首次實行關押土著居民的“集中營”，而在1899-1902年的布爾戰爭中，英國首次將這一懲罰手段制度化，戰爭中累計有數十萬名布爾平民和黑人奴役被關押，由于衛生條件極差，瘟疫流行，死亡率最高曾達到40.1%，整個戰爭期間造成超過2.7萬名平民死亡，而兒童占比約79%。

1904-1908年，德意志第二帝國對當時是德國殖民地的納米比亞（當時稱西南非洲）的當地人實行殘酷的屠殺和終須滅絕，約8萬赫雷羅族人有6.5萬人喪生，約2萬納馬族人中至少有1萬人喪生。而比起當今德國對第三帝國在二戰中的大屠殺的全面反思、賠償和認罪，對第二帝國期間實行的種族滅絕，連討論都顯得稀少。

同樣是二戰期間，在孟加拉地區已經發生饑荒的情況下，“自由世界”的領袖、英國首相丘吉爾仍堅持從殖民地調撥糧食，造成數百萬人死亡，對此他表示“印度人就像兔子一樣繁殖，死一些又怎樣”，“他們是一群野蠻人，信仰著野蠻的宗教”。

毫無疑問，法西斯的罪惡，是殖民現代性的產物，那種系統性將人類中的某一部分”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種族主義，那種為獲取資源和空間可以無視一切人倫的擴張邏輯，其最成熟、最系統的實踐場所，正是近代以來歐美的殖民主義。

就像阿道夫-艾希曼那樣的德國軍官，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是一個普通人甚至一個好人，對家人朋友甚至同種族的陌生人表現出愛心和同情心，美國國父也可以一邊喊著”人人生而平等”“共和精神”一邊屠殺原住民、蓄養黑人奴隸，西進運動中的美國普通人也可以在白人世界做一個善良好人的同時殺害印第安人并搶走他們的土地，這都是banality of evil的最好體現。

“極權主義”如何成為意識形態戰的工具

“極權主義”這一概念，從一開始被創造出來起，就被專用于形容納粹德國與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被認為“有極權元素但還未達到極權國家的程度”，而同樣是軸心三國的日本，卻很少被列入“極權主義”譜系。

事實上按照“六大特征”的定義，二戰時的日本分明是“極權國家”的教科書級案例：在神道教與極端天皇崇拜的驅動下，全民都絕對忠誠于神格化的天皇，并在“大東亞共榮”“八纮一宇”的意識形態催動下，為“世界使命”犧牲自我，“大政翼贊會”和軍隊通過組織町內會、領組系統性控制全社會，特高課警察的恐怖統治系統性迫害左翼、反戰人士和一切“異見者”，國家成立“企畫院”對整個經濟和資源進行統籌規劃以服務于侵略戰爭。

然而由于學術界的歐洲中心主義，認為“極權主義”只是現代歐洲的異化產物，二戰日本則只是“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的延申，因此是“東方的”“前現代的”，因此也是“不值得專門分析的”；更為重要的是，冷戰時期日本作為“自由世界”的反共盟友，若是背上“極權主義”這樣極惡的帽子，怎么成為合格的盟友呢？于是乎，他們傾向于用更“溫和”的“軍國主義”來形容日本，而日本對于中國人、朝鮮人以及其他同盟國軍人和平民的殘酷迫害，也不配被冠之以holocaust一詞，那是“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的專屬。

在后冷戰時代，歷史上和現實中的共產主義政權，或者哪怕是遵循西方多黨選舉制那一套的左翼政權，都或多或少被稱為“威權主義”，甚至少數人直呼為“極權主義”，因為這些政權不符合自由主義的價值觀；而那些親西方、搞私有制”自由市場經濟“的獨裁者，就算再怎么貼合“極權主義”模型，也幾乎從不被稱為極權主義，而是“發展型威權”。

不管是皮諾切特、魏地拉軍政府的“死亡航班”，還是海地的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利用伏都教和“通頓馬庫特”組織進行系統性的恐怖統治，“國際學術界”對他們的批判都顯得格外溫柔。

其中印尼的蘇哈托則是最典型的，他的“新秩序”政權所作所為嚴格繼承了二戰中法西斯三國的種族迫害和軍國主義侵略，在通過政變上臺后他系統性的殺害了近百萬左翼人士，曾是“世界第三大共產黨”的印尼共產黨因而覆滅；他還將意識形態上的反共與對華人的種族歧視聯系在一起，造成印尼1965、1998兩次大規模排華事件，系統性迫害華人。

1975年，印尼武力入侵剛從葡萄牙殖民者手中獨立的東帝汶，霸占東帝汶長達二十年，屠殺、轟炸、饑荒造成東帝汶人口減少四分之一，構成證據確鑿的種族滅絕行為，然而由于他親西方的立場和全面開放金融造成的表面經濟增長（雖然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大都化為泡影），蘇哈托政權只被不痛不癢的稱為“發展型威權”，遠離“極權主義”的大帽子。

“極權主義”這個概念，從誕生起就絕非一個純粹的學術概念，而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標簽。它的應用范圍，更多取決于西方的地緣政治需要和文明等級觀念，而非對歷史事實的客觀分析。它的首要功能也遠非揭示真相，而是鞏固一套關于“文明”與“野蠻”，“自由”與“專制”的西方中心注意敘事。

過去的罪惡真的離我們遠去了嗎

80年過去，似乎人類對二戰中法西斯主義的罪行，尤其是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但這種將一部分人“非人化”，而將自身視為“天選種族”“優越文明”的邏輯，真的離我們遠去了嗎？

不管是以色列用“反猶主義”的帽子妖魔化一切反對者，嫁接受害者的身份卻對巴勒斯坦人進行實質上的種族滅絕行為，還是美國右翼民粹把經濟問題轉移為種族問題，煽動對亞裔和拉美裔的仇恨犯罪，都表明在這個逐漸動蕩的世界，當年那個罪惡幽靈不僅未死，反而在悄然復活。

而從阿倫特深邃卻不乏局限性的哲學鏡鑒，到當代歷史的話語權仍然時常被霸權主義綁架的現實，都揭示了一個簡單卻已被遺忘的真理：歷史的教訓并非封裝在幾個概念里，而是流淌在延續至今的權力結構中。

當某些國家在紀念日將反法西斯的歷史偷換為反共的宣言，當諾貝爾文學將與和平獎還在玩弄歲月史書的伎倆，我們更應警惕：誰在定義“極權”?誰在壟斷對“惡”的解釋權？在剛果的橡膠園，納米比亞的沙漠，南京的紀念館與東帝汶的墳塋中，沉默從不意味著遺忘。真正的紀念是在這些被視為邊緣地帶的證詞進入歷史的中心，迫使我們去直面一個事實：法西斯主義或許戰敗于1945年，但擊敗它的聯盟，卻從未完全摧毀誕生它的那個世界。

近期文章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