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蕾塔救不了加沙，也救不了歐洲人的良心

文 | 北方朔風

雖然一些事件在歷史中確實會不止一次的發生，但如果第二次幾乎是上一次重演的話，總會給人一種荒誕的感覺。就在最近，以歐洲國家為主的多個國家，組織了一支國際船隊，要給加沙送去援助。其中領頭的人士依然包括上次的主導者格蕾塔女士。而以色列的應對也毫不意外，攔截船隊，然后把船上的人都抓了起來。據說以軍還對這些人道主義人士進行了毆打。

這次的國際人道主義船隊，平心而論規模比上次大很多，得到了不少歐洲政治界人士的支持；甚至在國際水域，還有西班牙海軍的船只護航。但是到了以色列附近，西班牙海軍就離開了。

在這些參與加沙人道主義行動的人員被以色列扣留之后，歐洲多國進行了大規模罷工與游行，規模不可謂不大。但最終結果，卻似乎和上次沒什么區別，一切宏大的行動似乎完全淪為一種文化景觀，對現實世界絲毫不產生影響。

再結合特朗普宣布巴以雙方達成停火，這一切的荒誕程度被極度放大。雖然在外人看來這是哈馬斯迫不得已的協議，但是在以色列內部看來，這協議簡直是喪權辱國。而考慮內塔尼亞胡身上背負的政治壓力，他也有理由把戰爭繼續下去，這很大可能只是一次短暫的停火。而特朗普似乎打算把讓巴以停火當做是他“維護世界和平”的功績，但昨天剛頒布的諾貝爾和平獎卻給了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瑪麗亞·科里娜·馬查多，讓這一切充滿了黑色幽默。

當一切都如此荒誕的時候，我們就應當提問，真正的問題在什么地方？在這輪巴以沖突持續了兩年后，西方大多數左翼乃至于中道派基本上都達成了共識，那就是把以色列的問題歸結于以內塔尼亞胡為代表的少數右翼政客。這個歸因并非沒有道理，雖然當下以軍的行動規模很大，但是從軍事的角度來說，規劃得并不算嚴謹。與其說是為了徹底接管加沙，不如說是為了延續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命而戰爭。

可為什么內塔尼亞胡能通過戰爭轉移矛盾呢？雖然理論上來說戰爭確實是轉移矛盾的機會，但是戰爭本身也會制造矛盾，各國因為戰爭下臺的政治領導人是很多的，而巴以沖突也確實加劇了以色列人的經濟負擔。

內塔尼亞胡成功的原因也并不復雜，對巴勒斯坦人的仇恨并不是少數以色列政客的，而是某種以色列的社會共識。也因此，內塔尼亞胡才能借此轉移仇恨。這兩年歐美有很多反對巴以沖突的游行，以色列其實也有類似的游行，但是以色列反戰游行的理由，更多是擔心人質的安全，純粹反對戰爭的游行，反而不太多。所以以色列左翼在巴以沖突問題上，顯得相當尷尬。

這在當代政治理論上就很不正確了。絕大多數以色列人支持戰爭，支持種族滅絕，可以說破壞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最后體面。這種虛假的體面假裝選舉出來的結果一定是好的，而忽視了現實情況的復雜性。當然，這一點并非是以色列所獨有，在各國極右翼崛起，中道政治受到沖擊的今天，以色列這點倒也不是很奇怪了。

但非常有趣的地方在于，以色列對西方世界塑造的形象中，其關鍵人設就在于，以色列是中東最為文明的國家，替西方世界抵擋著野蠻人，而這個文明的關鍵包括政治制度。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可以告訴我們一個并不新鮮的結論，所謂文明的制度并不會導致文明的結果，相反有可能導致更大的災難。從殖民時代大家就知道的結論，如今又重復了一遍。但以色列這套文明世界看門人的荒誕宣傳，對于歐美右翼偏偏還十分有效，以至于對歐美政策造成了強烈影響。

歐美左翼當然可以批評以色列這是針對右翼的狗哨宣傳，但實際上左翼同樣接受這種“文明-野蠻”二元論的宣傳。在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宣布放棄武裝斗爭的時候，齊澤克在自己的博客寫了篇文章，呼吁歐洲要繼續支持庫爾德人。而齊澤克列出的理由，基本上是庫爾德人更加進步，更加世俗，比如說在女性和性少數權利上的政策之類的。

這樣的理由和以色列的宣傳形成了巧妙的鏡像。而且不能否認的是，這套宣傳對左翼很有效，很多歐美乃至于國內的左翼都很吃這一套。對互聯網有記憶的朋友，應該記得當年國內某些社區狠吹庫爾德人的景象。但實際情況是什么呢？大多數庫爾德人并沒有宣傳中那么進步，理由也不復雜，畢竟大多數庫爾德人的經濟基礎不太好。外援也到不了大多數庫爾德人手里，實在沒什么精力搞進步主義。少部分庫爾德組織用進步主義進行外界宣傳，但這些政策是否有利于當地的形式，是個很微妙的問題。

以色列和庫爾德在這一問題上的鏡像，充分說明了東方主義的意義，東方不能言說自己，只能通過他人來描述。巴勒斯坦與庫爾德的命運，也不由他們自己決定，相反由外部的刻板印象所決定。這就是當下的國際秩序，表面上帶有康德式的永久和平論框架，實際上內涵卻充滿了殖民主義的糟粕，同時還有著最為低效的官僚主義。這樣的秩序，即使新自由主義沒有這么快出問題，也終究是要分崩離析的。當下的國際秩序，失能的并非只是機構，更是國際機構背后的理念。

而以色列人同樣也是這一失能的受害者。說以色列人是受害者，并不是庸俗化的人民無罪論，而是現實主義的分析。以色列人普遍敵視巴勒斯坦人，甚至支持種族滅絕是個事實，但是人終究是環境所塑造的，筆者并不相信什么庸俗的基因決定論，那不過是假裝活在新時代的顱相學罷了。

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的仇恨更多來自于環境的塑造。英國殖民者的計劃和美蘇冷戰的需求，使得以色列長期處在準戰爭狀態，也塑造了和阿拉伯世界的矛盾；而以色列的自然環境貧瘠，人口卻極多，同時美國還心甘情愿轉移給他們產業。

這使得以色列部分城市物價奇高無比，他們必然選擇要進行“開拓殖民”，以色列很多定居點的成員，與其說是極右翼，不如說是在特拉維夫買不起房的人。這樣的仇恨并不是少數右翼煽動的結果，也不是幾句話就能消弭的，這是非常現實的仇恨問題，從海外猶太人的政治立場和以色列人的政治立場的差別，我們就不難看出環境的影響。

其實類似的問題，并不是只在巴以之間發生，非洲國家因為殖民者劃分的國界線加上自然資源矛盾，導致沖突不斷，這幾乎是某種日常了，巴以問題不過是這一問題的極端化。而當下國際秩序給出的解決方案，是“兩國方案”，這個方案如果能執行當然是好事，但是問題是，當下的情況是不可能落實兩國方案的。

正像我們之前多次討論過的一樣，巴以沖突有很深刻的內在矛盾，從文化宗教，到自然資源，再到地緣政治，哪個都不是靠談判可以解決的。在這種情況下，兩國方案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空想。但是為什么聯合國的方案是兩國方案呢？正像是之前說的，聯合國體系就是一種帶有康德式的永久和平論的設想。這種假想把和平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準則，把戰爭看做是最大的惡行之一。

但我們都知道，戰爭雖然會帶來可怕的災難，但其爆發是有原因的，它并非是宗教幻想中的純粹之惡，只靠一套所謂的體系去束縛它，并不能解決根本的問題。更糟糕的是，聯合國體系建立的時候對殖民主義的許多現狀是默認的，而在和平論的限制下，改變這套體系又被認為是不正義的。歐美社會對俄烏沖突的態度，表面上正是基于這個理由。但俄烏與巴以的雙標矛盾，凸顯了聯合國為代表的現代體系的可笑，這樣的內生矛盾要比單純的聯合國官僚主義可怕得多。

機構出了問題并不是可怕的事情，但是思想出了問題，那就非常可怕了。歐美左翼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矛盾正是如此，長久以來，激進與溫和的區分往往是個自由心證的問題，沒有明確的標準。不過筆者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找到了一個區分歐美左翼的標準，那就是他們怎么看待哈馬斯的軍事行動。

如果認為哈馬斯有錯，但是以色列錯誤更大的，那這是溫和派；如果認為哈馬斯抵抗有理的，那就是激進派。按照筆者的觀察，大多數歐美左翼，在這個問題上還屬于溫和派。溫和與激進的界限，就在于對待戰爭的態度。

當然，這并不是嘲諷，客觀來說，歐美左翼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確實做了不少，各種游行活動這兩年沒有間斷過。曾經被認為是高高在上的格蕾塔，兩次被以軍抓住，從精神上看這是崇高的，他們幾乎做了所有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這不影響另一個結論，那就是這些行動幾乎改變不了加沙人民的情況。

與其說這是歐美左翼做的不夠多，不如說是他們長期相信的思想，在底層構架上是有缺陷的。以色列之所以能夠橫行霸道，說到底還是在美國支持下的軍事力量，想要限制以色列，就不可能以所謂和平的方式去解決。但是很遺憾，直到在以色列已經進行了實質性種族滅絕的今天，歐美大多數左翼依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或許，歐美左翼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體系的依賴程度，比我們想象中深遠的多。

今天的歐美左翼畢竟不是1968之前的歐美左翼，在文化批判完全勝利，但是什么都沒有改變的可怖場景發生之后，下意識因為恐懼而退縮是正常的。我們不能指望他們一下子就恢復那樣的斗爭意識。但現實情況是，當下這套世界體系和世界體系背后的知識體系都在分崩離析。如果給不出替代方案，假裝相信過去的東西是絕對正確的，或是把問題扔在具體的少數人和機構身上，那么自然是什么問題都解決不了的。

這也并不是說激進的就一定正確。比如說一個歐美左翼支持巴勒斯坦的武裝斗爭，但是他實際上能做什么呢？實際上因為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他并沒有什么可以做的。另類右翼的問題也是如此，雖然反對全球化有其原因，但是現在某些發達國家如果脫離了全球化市場，生活水平只怕會有類似朝鮮苦難行軍一樣的下降，他們做好準備了嗎？筆者認為并沒有。那么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并不能認為這種激進就多有價值，因為這種思想并沒有帶來什么好的改變。

思想終究是要作用于現實的，很多看起來比較玄奧的思想，實際上也通過各種方式影響了現實。所謂哲學對現實的目的，大概就是如此。但還有一點常常被遺忘，如果思想與現實相悖，那么起碼說明思想還不具有足以撬動和改變現實的力量。但是思想家常常因為現實世界的繁雜而忽視這個推理。

幻想某種思想可以解決現實中所有的問題，大概是各個思想流派常見的想法了。當下世界體系的實踐已經證明，這套虛偽的“反戰與和平”思想實際上并不能解決各種問題，無論是巴以還是俄烏，或是非洲那些不被新聞報道的沖突，都是這套思想局限性的表現。

只是替代者又如何呢？很明顯，大多數替代者不過是相信自己的思想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罷了。但現實是如此復雜，以至于任何一種思想都不可能完全包含，那么這種替代方案，自然不會比現在的方案更好。世界上終究有一些問題，是需要現實主義去解決的。

真正的現實主義不許諾完美的解決方案，這使得它在宣傳上落入了下乘。但是反過來思考一下，當巴以問題已經發展到了今天這一步的時候，真的有什么完美的解決方案嗎？意識到現實的殘酷，和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同情并不矛盾，希望有一天，更多的人能意識到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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