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喝毒酒時早察覺不對勁，為啥不反抗？他的死根本不冤

宋江之死：不是冤屈，是愚忠執(zhí)念寫就的必然結(jié)局！

談及宋江之死，許多人會惋惜他被奸臣陷害、遭皇帝猜忌，嘆一句“冤”。可細(xì)究《水滸傳》的情節(jié)與宋江的性格邏輯便會發(fā)現(xiàn)，他的死從不是意外的悲劇，而是自己用“忠義”執(zhí)念親手鋪就的必然之路，毫無“冤”可言。

宋江的死，源于他對“忠君”近乎偏執(zhí)的信奉，這份執(zhí)念讓他連求生的機(jī)會都主動放棄。當(dāng)奸臣以“安撫”為名，讓宋徽宗賜下御酒時，反常的信號早已浮現(xiàn)：非慶功非祝壽，平白無故的賞賜本就可疑；天使拒絕共飲御酒，事后卻在館驛飲酒的破綻，更該讓人心生警惕。

要知道，古代君臣賞賜御酒，使臣為表清白或顯誠意，常會陪飲或先嘗，可這位天使卻以“自來不會飲酒”推脫，轉(zhuǎn)頭便在驛館暢飲——如此明顯的矛盾，宋江不可能沒察覺。但他偏不深究，只因“君賜之酒”四個字壓過了所有疑慮。在他眼里，拒絕御酒是“抗旨”，讓使臣先嘗是“疑君”，追查真相更是“謀逆”，這些行為都會毀掉梁山兄弟們用性命換來的“招安正名”，會讓他畢生追求的“忠義”牌坊轟然倒塌。比起性命，他更怕的是“不忠”的罵名，這份本末倒置的執(zhí)念，讓他親手端起了毒酒。

更值得深思的是，宋江并非看不清朝廷的腐朽，卻仍要飛蛾撲火般往深淵里跳。他曾活捉高俅卻禮送回京，曾目睹奸臣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更該明白梁山眾人在朝廷眼中始終是“招安的草寇”，是可利用也可隨時丟棄的棋子。盧俊義“墜水而死”的謊言漏洞百出——一個能征善戰(zhàn)的武將，怎會輕易在淮河落水身亡？可宋徽宗對此毫不在意，既不派人核查，也不追究疑點(diǎn)，只在奸臣的花言巧語中“沉吟良久”，最終還是放任毒酒送往楚州。

宋江不會不懂，皇帝的“猶豫”從不是出于憐憫，只是怕落“殺功臣”的惡名；奸臣的算計也不是偶然，而是朝廷對“草寇出身”者的必然打壓。但他偏要自欺欺人，把皇帝的冷漠當(dāng)“君恩難測”，把奸臣的謀害當(dāng)“命數(shù)使然”，甚至在中毒后，還將這份執(zhí)念強(qiáng)加給兄弟。他騙李逵喝下毒酒，理由是“怕你造反壞了忠義之名”；他托夢給吳用、花榮，讓本可安穩(wěn)度日的二人在墓前自縊——在他的“忠義”體系里，兄弟們的性命、家庭都成了點(diǎn)綴自己“忠君”形象的工具，所有人都要陪他完成這場悲壯又可笑的“獻(xiàn)祭”。

有人說，若宋江當(dāng)時爭取一下，或許能活。比如暫時擱置御酒，上奏說明疑慮，或借故拖延，觀察朝廷動向。可這不過是旁觀者的一廂情愿。以他的性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刻在骨子里的信條，即便宋徽宗并非一心要他死，他也不會去“爭取”。他一生都在為“洗去賊寇身份”而活：上梁山后力主招安，為的是讓兄弟們“堂堂正正做朝廷官員”；征方臘時損兵折將也不回頭，為的是向朝廷證明“梁山的忠心”；哪怕臨死前，他最在意的仍是“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對他而言，活著卻背負(fù)“不忠”的罵名，比死更可怕。他的死，就像一場早已寫好劇本的戲，奸臣是推手，皇帝是觀眾，而他自己，是那個最投入的演員，主動走向舞臺中央的斷頭臺，還拉著一群兄弟陪葬。

宋江之死，從來不是“冤”，而是愚忠執(zhí)念的必然結(jié)局。他用自己的性命，印證了封建時代“忠義”理想的虛妄——當(dāng)朝廷腐朽、君心涼薄時，所謂的“忠”，不過是捆住自己的枷鎖，所謂的“義”，也成了綁架兄弟的利刃。他到死都沒明白，真正的忠義，該是護(hù)兄弟周全、守初心本色，而非為一個昏君、一個腐朽的朝廷，賭上所有人的性命。這樣的結(jié)局，與其說是被害，不如說是他為自己的執(zhí)念，選擇的最終歸宿，可悲，卻絕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