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石就義，陳誠自覺愧對故人，暗中幫助吳家，2000年后細節才披露

父親犧牲，母親入獄，家庭遭遇巨大變故，吳健成在回憶錄中曾披露過這樣一個細節內幕：“母親出獄后，總有人悄悄送來生活用品，后來才知道是陳伯伯安排的。我的錄取通知書上寫著‘陳明德’，這個名字讓我在臺灣活了下來，也讓我在美國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
吳石的女兒吳學成在接受采訪時，也曾說過這樣的話：“那些年，我們不知道恩人是誰，但每個月的生活費和突然出現的幫助，讓我們相信父親的犧牲沒有被遺忘。”
吳學成不知道的“恩人”、吳健成回憶錄中的“陳伯伯”，指的不是別人，而是當年臺灣的二號人物陳誠。“陳明德”指的也不是別人，這是陳誠的化名。

吳石案爆發的時候，臺灣正值白色恐怖，那也是國民黨和兩蔣父子統治臺灣最黑暗的一個時期，在這個“臺灣撲殺紅色時代”，我們能看到的盡是殘暴與殺戮，陰謀與算計，在國民黨陣營里幾乎看不到一個好人，每一樁每一幕，都是人性的淪喪，都是流血的慘劇。
陳誠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能讓我們看到他保存人性溫度的一個側面，這一點其實挺讓人感慨的。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才會有那么多人來談論、演繹吳石案中的陳誠。歷史有時候就是一座湖，我們往往只能看見波瀾不驚的湖面，卻無法窺見湖面底下真實的人心，在小港看來，有些歷史演繹，還是有價值的，因為它為我們展現了歷史的湖面之下，不能示人的人心。
在談論吳石案中的陳誠，究竟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演繹的之前，我們先來看看他們之間的交往——
陳誠與吳石的舊誼貫穿大半個中國近現代史，他們既是同窗袍澤，亦曾是生死戰友，最終因政治立場分道揚鑣，卻仍留存著人性的光輝。

兩人的淵源，始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
吳石是第三期炮兵科高材生，以“學霸”聞名，畢業成績常年位列榜首，日本教官甚至將其戰術方案印發為范本。陳誠則晚五屆考入第八期炮科，雖未直接受教于吳石，但吳石作為軍校傳奇人物，其治學精神深刻影響了陳誠。據陳誠副官回憶，陳誠曾私下稱贊吳石為“學精”，并坦言自己“在戰術推演上不及學長三分”。這種學術上的惺惺相惜，為兩人日后的合作埋下伏筆。
1926年的南昌戰役，是兩人關系的轉折點。
陳誠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師第三十四團團長，在攻打牛行車站時身染瘧疾，高燒昏迷。吳石時任北伐軍總司令部作戰科長，親率警衛連突入戰區，將陳誠背出三里地外的破廟躲避炮火。為給陳誠取暖，吳石甚至拆下自己的棉衣裹在其身上，自己僅著單衣在寒夜中守護。這段經歷被陳誠視為“再造之恩”，其副官周宏濤回憶：“總長（陳誠）晚年常摩挲一枚北伐紀念章，說這是吳學長用命換來的。”
此后兩人雖因職務調動暫別，但始終保持書信往來。陳誠在1928年的家書中寫道：“石兄之才，當領十萬雄兵，然屈居參謀之位，實為黨國之憾。”這種對吳石軍事才能的推崇，反映出兩人在職業發展路徑上的差異與惺惺相惜。

全面抗戰爆發后，兩人在軍政體系中形成了微妙的合作關系。
吳石歷任大本營第二組副組長、軍令部第二廳副廳長等職，負責對日情報工作，其撰寫的《日本作戰綱要》精準預判日軍侵華路線，被蔣介石列為“最高機密”。陳誠則歷任軍政部部長、武漢衛戍總司令等要職，成為國民黨軍事體系的核心人物。兩人在武漢會戰、桂南會戰等關鍵戰役中密切配合，吳石的情報為陳誠的軍事部署提供了重要支持。
然而，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兩人的政治理念逐漸分化。吳石通過中共地下黨員吳仲禧接觸進步思想，通過摯交何遂與中共華東局書記見面，對國民黨的腐敗與獨裁日益不滿，私下多次感嘆“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陳誠則堅定站在蔣介石陣營，主導“反共限共”政策。這種分歧在1940年達到頂點——吳石因掩護越南共產黨領導人胡志明被特務告發，陳誠雖未直接參與調查，但默許了對吳石的“冷處理” 。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兩人的關系陷入絕境。
吳石以“國防部參謀次長”身份潛伏臺灣，為中共傳遞《臺灣戰區戰略防御圖》等絕密情報，而陳誠則升任“行政院長”，成為蔣介石最倚重的副手。

因為有這樣的淵源、舊誼，關于吳石案中的陳誠，小港看到了許多極為精彩的演繹——
有人講，在吳石就義當晚，陳誠獨自在辦公室低吟其絕筆詩《五十七年一夢中》，淚濕衣襟。
有人講，在吳石就義當晚，陳誠對著北伐勛章，默念“愧對故人”四個字。
有人講，陳誠晚年在回憶錄中雖未提及吳石，但在腳注中隱晦寫道：“有些痛不能示人，只能讓它在暗處結痂，最后長成身體里最硬的一塊骨頭”。其遺物中的北伐紀念章和未封口的信，暗指地下相逢，再還這筆賬，這個“未封口的信”，將陳誠對吳石之死的愧疚之情展現的那樣深沉、神傷······
小港查閱相關權威資料，關于吳石案中的陳誠究竟是什么態度，說法有出處的僅有以下這些——
陳誠副官周宏濤曾回憶：“總長那段時間常說‘有些痛不能示人’，后來才知道是指吳石案。”
陳誠副官周宏濤在《陳誠與近代中國》一書中稱：“總長私下說過‘吳石之死，我有責任’。”
吳健成在回憶錄中曾說：“陳伯伯后來告訴我們，他在父親遇害后曾對副官說‘我對不起吳次長’。”
1950年3月2日的陳誠日記，有這樣的記述：“晨接毛局長（毛人鳳）電，吳石事已證實，不勝駭異。”（卷12，頁376）。”
1950年6月11日的陳誠日記，有這樣的記述：“聞吳石等昨日伏法，念及舊誼，不禁欷歔。”在做這樣記述的同時，陳誠不忘將吳石之死歸因于“自我滅亡”，同時強調“政府執法如山，不容寬貸。”（卷13，頁128）
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陳紅民在《陳誠日記中的國共內戰》一文中指出：“陳誠對吳石案的態度，呈現出國民黨高層典型的‘理性反共’與‘私人情感’的矛盾。其日記中既無道德懺悔，亦未突破意識形態框架。”

在小港看來，盡管陳誠與吳石私交深厚，但他更深知觸碰“通共”紅線的代價。蔣介石對吳石案的看法是，“吳石不死，臺灣軍心難穩”，態度更決絕，“死要見尸”。當由二級上將蔣鼎文任審判長、韓德勤與劉詠堯為審判官的特別軍事法庭，試圖以“情節重大但未造成即時危害”為由該改判吳石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時，蔣介石當即在呈文上做出了惡狠狠地批示：“蔣鼎文、韓德勤、劉詠堯審判不公，并為罪犯說情，殊為不法之至，應即明該三員革除原職為要。”
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下，陳誠如果公開為吳石說情，那就是挑戰蔣介石的權威，并因此讓他自身的“忠誠度”大打折扣。這個時候，他最問心無愧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對吳石案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以隱蔽的方式，用適當的理由，對吳石的家人提供有限度的援助。
吳石的夫人王碧奎因為接觸過朱楓，知道吳石案的一些內情，吳石露出破綻，谷正文與其博弈的時候，為打開突破口，先抓了王碧奎，吳石被判死刑，在臺北馬場町刑場就義之后，王碧奎最初被判處了九年監禁。
陳誠在審閱案卷時，以“體恤將門遺孀、無明確罪證”為由，三次親筆批示減刑：首次批注“暫緩辦”，暫緩執行判決；隨后以“婦人無知，恐系牽連”為由，將刑期減至三年；最終通過軍法處施壓，將刑期定格在七個月。
1950年9月王碧奎出獄后，陳誠通過副官安排其入住臺北郊區的僻靜民居，并以“補償舊部遺屬”名義，為其保留了吳石生前的少量存款與書籍。為避免特務騷擾，陳誠還協調保密局減少對王碧奎的監控，使其能在紡織廠找到工作維生。
吳石就義的當天，16歲的女兒吳學成和7歲的兒子吳健成被趕出家門，流落街頭。陳誠使用化名“陳明德”為吳健成辦理入學手續，使其進入臺北市立建國中學就讀；吳學成則被安排至教會學校，學費與校服均由陳誠夫人譚祥親自過問。
此后，陳誠通過副官每月向吳家轉交200元新臺幣（約合當時普通工人三個月工資），并在吳學成發燒時，由譚祥熬制雪梨湯送至家中。
吳健成憑借優異成績考入臺灣大學后，陳誠繼續通過關系為其申請美國大學獎學金。1977年，吳健成以“陳明德”之名獲得波士頓大學全額獎學金赴美深造，最終成為教授。吳學成雖因家庭負擔輟學打工，但陳誠暗中安排其進入紡織廠工作，并確保她未被列入特務監控名單。
小港查閱相關資料，證實以上說法不虛。
臺灣“國防部”解密檔案顯示，1950年至1955年間，陳誠多次以“特別補助”名義從自己的辦公經費中撥款，用途標注為“遺屬安撫”。其中1952年的一筆撥款記錄明確提到“吳石家屬”，并附有陳誠的親筆簽名。此外，吳健成的臺大入學檔案和美國簽證申請表上，監護人一欄均填寫“陳明德”，與陳誠早年使用的化名完全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做這些，陳誠都是通過副官和老部下執行，自己從未公開露面，直至1965年去世，陳誠未向家人或同僚提及此事，其救助行為的細節直至2000年后檔案解密才逐漸浮出水面。

關于吳石案中的陳誠，小港以為，有一段帶有演繹色彩的評述極為精彩，放在這里，權當文尾——
陳誠對吳石家屬的救助，是國民黨高層在高壓政治下罕見的人道主義實踐。他既無法掙脫“反共”意識形態的枷鎖，又不愿徹底背叛與吳石的生死之交，這種矛盾在其臨終前達到頂點——當蔣經國詢問是否后悔未救吳石時，陳誠沉默良久后說：“在那個年代，活著的人沒有資格替死者原諒誰，只能替他們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