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荔枝》：古代官僚體制扼殺市場經濟與科技理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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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錢坤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日啖荔枝三百顆, 不辭長作嶺南人”。荔枝總是在詩歌里引人無限遐想。蘇軾的詩傳達的是荔枝的鮮美，隨遇而安的豁達，而杜牧的詩則蘊涵著唐明皇對楊貴妃的萬千寵愛，以及盛唐驕奢背后隱藏的帝國危機。

其實把這兩句詩對比一下，就發現楊貴妃的生活也挺慘的。作為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的貴妃，她卻沒有蘇軾一樣的自由，不能到嶺南隨便吃到荔枝。她要吃荔枝，只能通過勞民傷財的辦法從遙遠的嶺南運到長安。而后安史之亂，歷史的責任又落到一個弱女子頭上，讓她不僅在逃亡中被殺，還要背負千古罵名。一枚小小的荔枝，可以衍生出這么多的討論，我想這也是為什么荔枝這個話題引發了馬伯庸的興趣，而且被同時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的原因。

我是先看的電視劇，最近才在網上看到了電影。兩個版本比較一下，覺得還是更喜歡電視劇，因為雷佳音版的李善德更加深入人心。很多人討厭電視劇內容拖沓，注水嚴重，但我覺得電視劇更深刻地體現了兩種思維模式與經濟體制的沖突。

整體來說，《長安的荔枝》是一個官僚體制扼殺市場經濟與科技理性的故事。我沒看過原著，感覺電影落入了一個小人物如何為了活命而絕地求生的俗套。電視劇內容更豐富，雖然敘事有些拖沓，但加上鄭平安和胡商團隊的故事線，突出了李善德的鉆研精神與技術優勢，從而使故事延展出政府壟斷與市場經濟對比的況味。

主人公李善德是一個典型的技術宅男。他從算科出身，對于數字與科研十分敏感，但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理想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希望守著妻女（電視劇中妻子已經去世了），過上安靜平和的生活。然而皇上要取悅貴妃，希望在貴妃生日當天吃到從嶺南運來的新鮮荔枝。以當時的儲運條件，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三省六部互相推諉、同僚各種陷害欺騙之中，九品小吏李善德被委以荔枝使的差事。

無權無錢，他只身一人深入嶺南，把經濟理性科學精神發揮到極致。在資金時間技術都缺乏的情況下，他深入調研，不停計算壓縮成本，不斷進行實驗，終于把荔枝保鮮技術從三天延展到五天、八天，最后十一天，從時間上保證可以把鮮荔枝從嶺南運到長安。他與胡商代表蘇諒合作，從峒族女孩阿僮管理的荔枝園進貨，開發出了一條生產、裝貨、運輸、轉賣的一條龍路徑。試想，如果這項計劃成功，各路商人加入買賣的行列，那么不只是荔枝，嶺南所有的亞熱帶水果都可以運到長安，使長安百姓獲益。而長安的奢侈品，也可以讓嶺南百姓受惠。蘇諒當然看到了這里面隱藏的商機，主動提供原始資本與工具，幫助李善德進行轉運實驗。如果得到皇家許可，這將是科技與經濟理性結合的勝利。

然而，右相楊國忠與太監魚常侍都不能允許這樣的功勞被李善德奪去。在發現李善德方案可行之際，他們用行政手段接管了荔枝轉運，舉全國之力運送荔枝。他們出動官兵大肆砍伐荔枝樹，給沿途省份加稅，調用驛站的所有驛馬，造成大量浪費與傷亡。百姓們怨聲載道，而官僚們得以中飽私囊。

這個故事說明，在封建極權的官僚體制下，經濟理性沒有生存的土壤——稀缺性、成本核算、以及有效率的資源調配不在官僚體系的考慮之內。

我想這也許是馬伯庸創作這部小說的初衷。我沒有看過原著，僅從電影與電視劇的表現來看，在這樣的體制下，科研人員如李善德是沒有用武之地的。他不站隊不逢迎，不參與官場爭斗，只安心本職工作。因為四處被排擠，最后落到上林苑，一個平時無人問津為皇家侍弄花草的地方。但即使如此，他也沒忘了鉆研，成為了一個農林專家。

在電視劇中，他雖然被上林苑的同事嘲笑，但以花草為友，還是研制出種植牡丹的訣竅。因為皇上喜歡牡丹，李善德的專業技能變得不可或缺。如果皇帝與貴妃沒有賞花的需求，那么他的專業技能便無用武之地。這表明，在古代專制體制下，有效需求都是由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科技發明技術發展都不能受惠于民。有關荔枝的需求本也來源于皇帝，但假如朝廷允許市場機制自主運行，那么從上至下、從長安到嶺南，大家都可以享有更多的商品。

這種科技理性、市場機制與官僚體系的沖突賦予電視劇更深的意義。雷佳音扮演的李善德聰明絕頂又窩囊透頂。他的固執天真死心眼簡直讓觀眾有創傷應激反應。但他的走投無路，也恰恰體現了科技人才的被扼殺。他的發明，不僅沒有被用來創造財富，反而因權臣的壟斷操作，被歷史遺忘。試想一下，安史之亂之后，貴妃已死，誰還敢提從嶺南運送荔枝到長安？

也許因為李善德的故事線過于壓抑，導演設計了一個由岳云鵬扮演的小舅子——鄭平安，讓觀眾的負面情緒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平安有洞察人性的聰明，是李善德的反面。表面上是個官場馬屁精、陪酒侍郎，實際上忍辱負重，希望以惡制惡，拿回自己失去的家族榮譽。平安的故事線引出了宮廷高層的傾軋斗爭及盛唐的極致腐敗。他的“成功”揭示了一切小人物在官場立足的秘訣——投機鉆營，出賣靈魂，替權臣賣命，在不同身份面具下表演忠誠。

一個對事，一個對人，兩種生存狀態的對比，讓李善德與鄭平安的形象互為注腳。李善德的鉆研精神說服了蘇諒與阿僮。在市場體系下，專心做事的人自有感染人心的力量。然而，令人沮喪的是，這份精神感染不了京城的大小官員們。他們或者推諉搪塞不負責任，或者趁機落井下石，譏笑他四處碰壁，而手握重權的魚常侍和楊國忠借機把他作為手中的棋子，以取悅皇上。應該說，對人負責的官僚體系最看不得對事負責的人，除非這個呆子能成為自己向上攀爬的籌碼。而鄭平安熟揞此道。他只身涉險，為左相當臥底偷情報。事成之后，他便取得了進身的階梯，李善德缺失的東西，恰是平安擅長的。

然而，為了掩護李善德逃跑，鄭平安最后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平安的結局令人唏噓，但也表明心地善良、心懷復仇計劃、而選擇與官僚體系同流合污的平安一直處于內心的掙扎與矛盾之中。當他看到盛唐的官僚體制已經爛到骨子里，為保存李善德的“善”與外甥女兒秀兒的“純”作出貢獻，某種意義上也許死得其所。

我很喜歡電視劇的結尾。在劇里，李善德還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贏了一次。他在快到京城之前對荔枝做了手腳，用海棠果給荔枝催熟，使其看起來表面鮮美如常，然而里面已經腐爛，讓楊國忠魚常侍在貴妃壽宴上顏面盡失，給左相彈劾右相提供了機會。

表面光鮮內里腐爛的荔枝，恰恰隱喻著繁華盛唐的危機。李善德就像那個戳破皇帝新裝的孩子，他的價值無人看見，它的結局只有逃跑。荔枝宴開始之前，李善德已經安排好退路。他帶女兒快馬加鞭逃到嶺南，與阿僮姑娘躲到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共同享受桃花源。這樣的結尾當然有夸張和詩意公平的感覺，因為李善德從始至終是一個窩囊透頂的人，只有這一次揚眉吐氣，他終于讓官僚機構看到專業知識的威力。

劇中阿僮姑娘的荔枝園耐人尋味。它既是想象的桃花源，又像一個集體主義烏托邦。人們在阿僮姑娘的帶領下，以勞動為樂，共同守護心中的理想生活。荔枝園既不受官僚體系浸染，也不被市場經濟裹挾。故事給我們展示的是，市場秩序會讓荔枝園走向更大的世界，而官僚體系只會把荔枝園據為己有。但市場經濟會在多大程度上侵蝕荔枝園的田園牧歌氛圍，我們不得而知。

故事中蘇諒的形象也很有意思。自古以來，中國重農輕商，儒家經濟思想重義輕利，商人的地位很低，形象也多是負面的。但李善德在官僚體系中四處碰壁后，是蘇諒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給他提供了最大的幫助。他的初始投資有金錢馬匹雙層甕，所有李善德需要進行轉運實驗的資源。應該說，蘇諒對利益的追求反而促成了荔枝儲存轉運科技的發展。這個情節設定暗含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述：“我們之所以能吃到晚餐，并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師或面包師的仁慈，而是因為他們關心自己的利益。我們訴諸的不是他們的人道心，而是他們的自愛心；我們從不向他們談我們的需要，而是談他們的利益”。

諷刺的是，一直以談“利”出現的蘇諒，在最后血本無歸的情況下，反而體現了自己的“義氣”。也許他跟阿僮一樣，欣賞李善德的鉆研精神，知道這樣的創新精神是貿易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之源。

這不禁讓人想起中國幾代知識分子耿耿于懷的追問：為什么中國在明代僅僅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為什么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為什么四大發明之后，對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科技成果沒有來源于中國？

也許，《長安的荔枝》給出了部分答案。李善德這個小人物也許代表了那些在歷史長河中被掩埋被遺忘的天才科學家，而蘇諒代表了那個“本可以如此”的另類歷史與社會。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