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革命的死敵，49年毛主席召見江西省委書記：20年的賬總該算了

“正人同志，到了南昌，務必把那個人挖出來。”1949年5月18日晚，北平香山雙清別墅燈光微暗，毛主席推開窗子后回身說道。對話只持續了短短幾秒，卻像投下石子的深潭，激起層層漣漪——20年前的血債，終于有機會清算。

陳正人下火車那天，贛江邊的暑氣正盛。一路車馬顛簸，他腦子里回放的卻是1928年的山路伏擊：當年秋收起義部隊正準備北上井岡，突然冷槍齊發，火光把山谷照得通紅。七十多名同志在那場夜襲中犧牲，子彈來自遂川縣地方靖衛團——背后指揮者，正是地主惡霸肖家璧。

對江西老區的干部來說，肖家璧不僅僅是一個名字，那是一段揮之不去的兇險記憶。這個1887年出生的地主少爺，受過洋學堂教育，卻把“槍口對準百姓”當成樂趣。遂川老人回憶：“他打獵不瞄野物，專挑人影。”此話聽來殘忍，卻并非夸張。

1925年，國民黨右派在湖南、江西大搞“清黨”，肖家璧自告奮勇，被推為遂川縣“清黨委員會”主席。他手下百來號武裝，白天張貼榜文，夜里游村抓人，對被捕者“竹簽夾指、火油點腳”是常態。陳正人的母親就在那時慘遭殺害，刀具竟是屠夫宰豬的尖刀。

更狠的一幕發生在1927年4月12日之后。四一二政變讓大批共產黨人被捕，井岡山周邊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毛主席率工農革命軍從三灣出發，初到遂川就吃了肖家璧的暗虧。偵察員帶回情報，毛主席沉聲道：“這條地頭蛇不拔，井岡難以穩固。”但彼時紅軍兵力有限，只得把清剿計劃暫時壓下。

1930至1934年間，紅軍在遂川一帶展開過十余次“圍點打援”式剿匪。每當主力逼近，肖家璧就鉆進大山，靠熟門熟路的山洞、地窖和族親掩護逃生；部隊一撤，他立刻翻身下山報復村民。時間久了，老鄉們暗中起了一個外號——“五毒蛇”，意指嗜血、難纏、易藏。

到了長征時期，紅軍主力遠去，肖家璧乘虛而入，甚至揚言要“洗劫井岡舊址”。那幾年，井岡山茨坪的烈士陵墓屢遭掘土，木牌墓碑被砸碎。當地群眾以石塊代碑，頂著風險默默守護，提起此事無不憤慨。

解放戰爭勝負已定后，中央把“清鄉清匪”列入工作日程。羅榮桓元帥給江西前線來電：“土匪不除，民心難聚。”四野安排了精干的31師兩個團，配合地方干部布網。此次行動不再四處拉網搜索，而是發動群眾——誰提供線索、保證安全種田，誰就能獲得公糧減免。

不久有人悄悄找到陳正人：“在石峽嶺后面那條廢礦洞，白天冒煙，晚上有槍聲。”部隊立即封山設卡，從三面圍堵，另一面則留出斜坡出口。半夜，山洞里的人察覺不對，從斜坡突圍，恰好撞進早已潛伏的小分隊手中。肖家璧被擒時滿身塵土，腰里別著兩把短槍，嘴里還喊“再給我一支隊伍”。

1949年11月11日，遂川縣城西操場搭起木臺子，四周黑壓壓的人群。審判長宣讀罪行：殺害革命群眾372人，焚毀民房268間，掘毀烈士墓34座。不少受害者家屬舉著寫有親人名字的白布條，人聲鼎沸。宣判死刑瞬間，場面沸騰，有老人哽咽：“報仇雪恨，今天算見著了！”肖家璧面色灰白，雙腿止不住打顫，再無昔日兇焰。

傍晚，陳正人給北平發去電報：“惡匪肖家璧，正法畢。”字數不多，情緒卻翻涌在每一個電碼間隙。毛主席收到電報，默然良久，只說了句：“二十年了，這一頁該翻過去了。”

江西山嶺的槍聲終于停息，曾經舉著菜刀、木棍卻抵不過匪槍的農民們再不用擔心夜半敲門。值得一提的是，這場遲到二十年的清算，也為新政權在基層的全面接管贏得了寶貴的信任——百姓相信，哪怕最狡猾的害人蟲，也終有落網之日。

肖家璧一案成為江西肅清地方武裝的開端。軍管會隨后推出“登記交槍、就地生產、審酌留用”三條政策，將余匪、散兵進行分化瓦解，效果顯著：僅遂川縣境內，一個月內交槍人數突破900人。地方干部說，“以前走夜路得繞著山溝，現在連老奶奶都敢挑擔子進城。”

剿匪不是單純“上山抓人”，而是一場關系到政權穩固、群眾安全的拉鋸戰。火力可以制服土匪，但只有群眾路線才能真正鏟除土匪賴以生存的土壤。事實證明，49年的那次行動不僅清除了積弊，也驗證了“人民戰爭”并非口號，而是行之有效的實踐方法。

有人問，當年若不是戰事繁忙，肖家璧會不會更早伏法？答案或許是肯定的；然而歷史沒給早一點的機會，卻給了后來者一個完整的范本——任何危害群眾的勢力，無論潛藏多久，都難逃人民與革命雙重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