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貌似寒傖的貨船停靠在外灘江邊，同華懋飯店隔江相望

1948年12月1日午夜，一艘貌似寒傖的貨船停靠在外灘江邊，同華懋飯店隔江相望。船員們衣衫襤褸，是從國民黨海軍人員中挑選出來的又經過偽裝的。

這時，中國銀行的幾位經理已得到大量賄賂，并取得乘坐這艘貨船駛往安全地帶的許諾，條件是打開金庫。國民黨軍隊已封鎖了銀行周圍地區，其中包括南京路和外灘的一部份。

在黑夜里，苦力們一面挑著沉重的擔子，一面有節奏地發出杭唷聲，向黃浦江邊挪動腳步。

這艘貨船，其實是上海海關緝私艦。

英國記者喬治·瓦因當時正在寫字間里開夜車、寫電訊，他看到窗外的這種情景，感到非常驚訝，可是沒有人注意到他。當他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馬上給倫敦發出了一份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被用傳統的方式一一由苦力——運走。”

對此，十余年后1960年6月2日，臺灣《中央日報》記載：“在某一個深夜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密令軍艦一艘，停泊在上海黃浦灘央行（國民黨中央銀行的簡稱，下同)附近的碼頭邊，央行附近的街道，臨時戒嚴，一箱一箱的黃金，悄悄運上軍艦，在天未破曉以前，該軍艦已駛出吳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駛向基隆。

兩天以后，陳主席（當時的臺灣省主席陳誠）打電報給俞氏（當時中央銀行總載俞鴻鈞)，全部黃金已妥藏在臺灣銀行的保險庫里，坐在外灘央行總裁辦公室里的俞氏，這時才感覺肩膀上的萬鈞重擔豁然減輕。”

這是上海解放前夕，蔣介石密令將儲藏在上海國庫的黃金搶運臺灣的簡要記述。自然，上文記述的是其中的一批。

抗戰結束后，蔣介石手中的黃金儲備僅有不到3萬兩。隨后，他查封了汪偽政府的49.5萬兩黃金，并通過發行“金圓券”從百姓手中搜刮了184萬兩。此外，抗戰期間美國欠中國軍用機場建設費用4億美元，國民政府用其中2.2億元購買了600多萬兩黃金。扣除各項開支后，到1948年底，國民政府還剩余400多萬兩黃金。

據原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李立俠的回憶，這次搶運黃金前后分成三批：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12月1日午夜由上海裝運，總數為二百萬零四千余兩，運至基隆，第二批運走五十二萬二千余兩，運至廈門，第三批是俞鴻鈞辭職以后，劉攻蕓繼任中央銀行總裁，由湯恩伯親臨央行運走十九萬八干兩，這時離上海解放已不到十天了。

前后三批，共搶運黃金二百七十七萬五千余兩。同時運往臺灣的還有一千五百二十萬銀元，另有一千五百三十七萬四千美元則存進美國銀行的國民黨政府帳戶。

據蔣介石軍委會機要室中校機要秘書詹特芳后來透露，在運往抵臺的黃金中，“另外還有黃金四千二百余兩，據說這是蔣介石私人存的，為了便于記載，我們將它立為專戶，稱為特種黃金存款。”

對蔣介石的這一系列舉措，美國政府也極為關注。1949年1月28日10時20分，美國國務卿女奇遜收到上海總領事恰伯特9時發來的一份電報，其內容有：“上海市長吳國禎在本日會談中，明確地透露了以下事實，二百萬盎司黃金已轉移到臺灣。現在上海尚存八十萬盎司，其中五十萬以上，正在委托運輸中。”

蔣介石“引退”回到家鄉奉化溪口后，他又記起還有一箱約合美金一二百萬元的珠寶，存放在上海中央信托局，因蔣經國擔任過管制上海經濟的工作，知道這箱珠寶具體存放地點，特令蔣經國等再去上海，設法將其運到臺灣。

蔣經國抵滬后，李宗仁下令不準動這箱珠寶，并吩咐保管保險箱的人飛到香港，蔣經國無法取出，只得向蔣介石報告：“據所知道的情形，這一箱珠寶已經用了不少，剩余的東西，僅值

二三十萬美金，我們何必為此區區之物，同人家傷和氣？”

蔣介石指責道：“到了臺灣，當軍隊糧餉發不出的時候，就是一塊美金也是好的！”蔣經國無言對答，只好依其父意旨再努力，但結果還是沒有法子把這箱珠寶搬出來。

被蔣經國稱為“全國同胞血汗之結晶”和“國脈民命”的黃金在臺灣所發揮的功能，蔣氏本人作了如下評估：

“政府在搬遷來臺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況，早已不堪設想了，那里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

美國前駐法國及蘇聯大使蒲立德也曾在《展望》雜志發表文章，分析這完全靠蔣經國先生將大陸的黃金運臺，才安定臺灣官兵的生活。社會經濟的繁榮，沒有蔣先生由大陸運臺價值十億美元的黃金，臺灣的經濟將被通貨膨脹的洪流所淹沒。

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上世紀五十年代臺灣經濟的發展，實系全國同胞血汗之培植，沒有從上海劫運去的大量黃金，臺灣經濟的崩潰完全是可以想見的。但機關算盡，公道自在人心。蔣介石帶走了全中國的黃金白銀，帶走了財富，帶走了所謂的“啟動資金”，但他卻無法帶走人心，無法帶走同僚的信任，更無法帶走人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