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先生沒有爹味

我時常刷到楊振寧先生的一些談話視頻，覺得聽他講話很舒服，能聽得明白，也能聽得進去。起初不知道為什么，現在細想一下，那種感覺是沒有說教，沒有爹味。

盡管他在世的時候，或許是中國最有資格享有 「爹味」的人之一，但恰恰他沒有。

沒有爹味的人，哪怕年老，也會呈現出一種率真的狀態。

楊先生去世后，我在朋友圈發了一段書摘，有很多讀者留言。這段書摘來自于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他講了這么一段故事。

大約2005年左右，三聯出版了楊先生的隨筆集《曙光集》，這本書不同于以往的學術論文，所以三聯很重視，楊先生也很重視。書出來之后，自然要進行一系列宣傳活動，發布會是其中的重頭戲。

出版社讓楊先生發動人脈，邀請一些重量級嘉賓來助陣。楊先生就當作一件大事來做了，不僅拉出了一份長長的名單，還用Excel表格編列了序號，其中有不少領導同志，還有享譽中外的科學家。

不過，大概是他對 「重量級」存在一定的誤解，以至于Excel表格上的一位擬邀請的嘉賓，把總編輯李昕都嚇到了。

李昕在他的書里寫道：

楊先生是極認真的人，也有幾分書生氣。

我想，一個人的率真，如果是建立在認真之上的，哪怕一時沒清楚狀況，也不會顯得輕浮，更不會覺得油膩，反而有一種獨特的喜感在。

許多人到了一定年齡之后，除了愛規訓他人，會 漸漸 喪失生活中的其他樂趣，這是爹味很大的來源。很顯然楊先生不是。

比方說作為物理學家，他讀不進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卻對張愛玲的作品偏愛有加。

他得知張愛玲有個遠房親戚叫張守廉，是他大學時的同學；進而又考證到張愛玲家族還有一位 「守」字輩的老 親戚在世，楊先生竟然給人家去了一封信。

大概那位張老先生，收到楊先生的信之后，整個人都是科幻的。

楊先生的專業是量子物理，宇宙萬物都在其中，但他似乎很少高談闊論什么宏大敘事，反而對生活中的小樂趣充滿好奇。

有一次，他在原云南省長徐榮凱同志的陪同下，游覽麗江。麗江夜生活豐富，夜色闌珊中，楊先生帶的兵和對面的人對起了歌。楊先生最積極，一首歌還沒唱完，就催促大家趕緊想下一首。

那天晚上，眾人在小舞臺上蹦蹦跳跳，楊先生最初在一旁攝影，后來也參與其中，時年快九十歲的人跟著音樂一起搖擺。徐榮凱等同志后來很后悔，沒拍下這個珍貴的場面：

誰也沒想到楊先生會上去蹦迪。

對了，這位徐榮凱同志還是朱總理介紹給他認識的。2007年清華校友聚會，朱總理把徐同志叫過去，向楊先生介紹道，徐榮凱，也是清華的學生，在國務院當過我的副秘書長：

你們要去云南，找他。

楊先生果然就找了。

楊先生的論文我們看不懂，但語言是解讀人的一把鑰匙，就聽他說話。

尤其一個人言談中的習慣用語，最能反映其個性。是個愛妄下論斷的「老登」，還是保持謙虛謹慎的「學生」，就看他的口頭禪。

楊先生特別愛說的兩個字是「可能」或是「也許」。

我們舉個例子說，有一次他跟記者談特朗普，國際政治嘛，談不好特別容易「登味十足」。

楊先生先是描述一個客觀情況，他說：我覺得這人（指特朗普），不喜歡他的人很多，喜歡他的人也很多，我想 「也許」因為他要做的事，跟美國以前的各屆總統都不一樣。

接著談到特朗普的做事風格，楊先生說，虛虛實實，你不知道他到底最后要做什么事情：

我疑心他之所以很會賺錢，與這種性格「可能」有關系。

楊先生說話的這個特點，是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總結的。他在自己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里》，寫過關于楊先生的一件事。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旅美華人籌組全美華人協會，何炳棣居中穿梭，延請楊先生出任會長。楊先生認為，既然是全美的華人協會嘛，那協調全美各地華人社區的事務，應是協會的主要任務之一。

何炳棣先生有不同觀點，他認為重點應放在高級知識分子，并提議，如果重點放在高知，每個會員繳納1000美元，那集齊1000位高知，就能籌足百萬基金，有了錢，會務就容易展開。但楊先生并不贊成這么搞。

美國華人社區情況復雜，有的還涉派系之爭。楊先生曾在其中調解，但沒有效果。在任期快結束時，他對何炳 棣說了這么一句話：

現在回想起來，你當初的建議可能是對的。

這個語境下，「可能」二字似乎意味著一種委婉的反思。我們知道，會反思自己，能接受意見的人，通常是不爹的。

所謂 「爹味」 雖然是以爸爸為名的，但其實它最沒有感情。因為爹味十足的人通常都是在襯托自己，而忽視別人，連真實的性情都隱匿于說教背后，因而缺乏人格魅力。

我說楊先生沒有「爹味」 ，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從不忌憚于在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感情。

再說回他的那次云南之行。在云南的騰沖有抗戰時期中國遠征軍的紀念館，楊先生的岳父杜聿明曾任遠征軍的副司令，在紀念館有介紹他的事跡。那天，楊先生駐足在岳父照片前，也不說話：

凝視許久。

凝視是一種表達，楊先生還有種更強烈的表達，他要哭。

我們80后知道楊先生，大多源于他撰寫的《鄧稼先》這篇課文。你們是否記得其中的一個細節。

楊先生與鄧稼先在北京重逢時，詢問中國的原子彈研制中是否有外國人參與，鄧稼先當時沒有回復他，說要確認一下；而后不久，楊先生在上海收到回復，當場熱淚盈眶，不得不躲進洗手間里。

老實說，在旁人看來這個哭點似乎有點突兀。楊先生在文中也說，是為了民族自豪，還是為了稼先而感到驕傲：

我始終想不清楚。

但我想，或許可以用楊先生的另一次哭來對照解釋。

那是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后，楊振寧與鄧穎超在大會堂有過一次對談，總理的老部下熊向暉在一旁做筆錄。

楊先生此行，是受美國華人華僑之托，來北京向總理靈位獻花圈。可他來了之后才發現，總理沒有靈位，連骨灰也是撒掉了的。在熊向暉的記錄中，楊振寧說到此處，失聲痛哭，鄧大姐還在一旁安慰他：

你是世界上著名的科學家，比我更懂得物質不滅的道理。

我是感到楊先生的這兩次流淚，有十足的相似之處。他對于自己所欽佩的人，對他們的奉獻和犧牲，對他們的作為和人格，毫無掩飾地流露出強烈的敬意。

對一個功成名就的科學家而言，將自己的感情暴露在世人面前，是需要勇氣的，并且也是一種品德。

同時呢，作為事業上的成功人士，楊先生還有一種難得的品德，便是充分承認自己的幸運。

他愿意更多與年輕人解釋成功的真相，而不是布道成功的理想。

他曾經坦誠相告說，再三回顧自己的一生，是非常幸運的，小時候能夠在清華園里長大，而同時期的中國的孩子，很多人是吃不飽飯的。談及自己成功的原因，他將主要部分也歸結為，一路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遇到了高能物理在二十世紀大發展這個重大機遇。

他給年輕人的建議是，他說，聰明有關系，努力也有關系，但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你得找到一個有發展前途的領域，又與你的喜好和背景很接近，那你向這個方向進軍，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在楊先生身上，你能看到儒家社會的君子和西方社會的紳士，這兩種氣質的結合，并且他還有著西南聯大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情懷。當他走進時間里，就像一本寶藏書籍的徹底絕版。

由此看來，當年的新書發布會，真應該把重量級嘉賓們都請來，搞得隆重些。那可真是群賢畢至，人類群星閃耀時。

僅以這篇小文章，紀念楊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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