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錫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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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皮幣是西漢武帝時推出的種特殊貨幣。據史書記載,漢武帝規定:“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一張一尺見方的白鹿皮,四周繪上花紋,便價值四十萬,幾乎是一個天文數字。白鹿皮幣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貨幣?漢武帝為什么要推行白鹿皮幣?白鹿皮幣在我國古代貨幣發展史上有什么影響?
用動物的皮革作貨幣,漢武帝并不是第一人,可以說是前有往者,后有來者。在貨幣誕生之前,動物皮革同其他生產生活用品一樣,曾經充當過商品交換的媒介。由于皮革耐磨和不易腐爛等特點,作為交換的媒介比其他物品具有更大的優越性,但最終因為它的不可分割和不易攜帶的局限,不得不在競爭貨幣的行列中退了出來。但是在局部范圍內,以動物皮革充當貨幣的現象持續了很長的時間。1975年2月陜西省岐山縣董家村出土了一批西周的青銅器,其中一件青銅器的銘文上就記載了當時以動物皮革(赤虎)充當貨幣的一樁交易。《管子》是戰國時各學派的言論匯編,《管子》五行篇中講到“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于天下”,以皮革作為讓人編制春秋禮法的稿酬,反映皮幣在當時是一種常見的流通貨幣。漢武帝推行的白鹿皮幣則把皮幣推向了其貨幣生涯的頂峰,書寫了貨幣發展史上的奇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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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三品” 之龍幣
漢武帝是在公元前119年推出白鹿皮幣的,同時推出的還有白金幣。漢武帝是我國歷史上繼秦始皇之后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封建帝王。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此時,西漢社會經過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封建中央集權制度也逐漸得以鞏固。但漢武帝仍然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地方豪強憑借他們所擁有的經濟力量,對中央政權造成重大的威脅;二是漢初以來北方的匈奴頻頻侵擾邊境地區,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嚴重影響了北方邊境的安寧。對于好大喜功的漢武帝來說,這些挑戰自然成為他急于解決的肉中刺、眼中釘。他在政局稍稍穩定以后,很快把解決這兩個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對于地方豪強,漢武帝在政治上繼續予以嚴厲打擊的同時,在經濟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他通過鹽鐵官營,將當時最賺錢的行業從豪強和商人手中奪回到政府手中;他通過平準均輸,即由政府調劑運輸和平抑物價,防止豪強和商人從中牟利:他通過算緡告緡,即以征收財產稅的方式,剝奪豪強和商人的財產等等。對于這些措施,歷來智者見智,仁者見仁,不能簡單地對其作出或對或錯的判斷。不過,應該指出漢武帝在推行這些措施的時候,功利性太強,操之過急,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最終的效果并不好。對于匈奴,漢武帝則著手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反擊。公元前133年,30萬漢軍在馬邑附近設圍伏擊匈奴,由于被匈奴識破未能遂愿,漢與匈奴的關系公開決裂,并由此揭開了雙方大規模戰爭的序幕。從公元前127年到公元前119年的9年間,漢武帝先后三次派遣衛青、霍去病率軍北擊匈奴,迫使匈奴遠徙北方,漸趨衰落。漢武帝終于贏得了邊境地區的安寧。但是漢武帝對匈奴的勞師遠征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中央財政面臨了嚴重的困難,白鹿皮幣和白金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推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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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三品” 之馬幣
可以這樣說,漢武帝推出的白鹿皮幣和白金幣,實際上并不是一次幣制改革,它僅僅是一項為解決財政困難的權宜性措施。這兩種貨幣的價值與它們的實際價值完全背離便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白金幣是一種銀錫合金鑄成的貨幣,面值分為三等,圓形的龍幣值三千錢,方形的馬幣值五百錢,橢圓形的龜幣值三百錢,僅僅因為形狀的不同,價值便相差6倍乃至10倍,很明顯其價值嚴重背離了它的實際價值。白鹿皮幣更是離譜,一張一尺見方的白鹿皮革,竟然價值四十萬。按照當時的規定,每逢重大節日,宗室王侯等都要進獻玉璧,而此時必須以白鹿皮幣作“薦璧”,即以白鹿皮幣作為所獻的玉璧的襯墊之物。玉璧的價值在當時遠不值四十萬,襯墊之物的價值要遠遠高于作為貢品的玉璧,成了一種喧賓奪主式的鬧劇。這只能說明漢武帝推行白鹿皮幣和白金幣的著眼點并不是改革幣制,并不是為了理順貨幣關系。事實也正是如此,白鹿皮幣問世以后,發行范圍極其狹小,僅僅局限在王侯和宗室,并且基本是不流動的,缺乏作為貨幣的基本特征,實在算不上是一種貨幣。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提出實行白鹿皮幣和白金幣的并不是漢武帝身邊主管財政的官員而是著名酷吏御史大夫張湯張湯其人主管刑獄,在打擊地方豪強勢力的過程中為漢武帝立下汗馬功勞。張湯提議推行白鹿皮幣和白金幣是他打擊豪強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時國家財政日趨緊張的情況下,張湯此舉在進一步削弱王侯貴族和地方豪強的經濟力量的同時,客觀上解決了當時國家財政的燃眉之急。值得一提的是,張湯在推行白鹿皮幣的過程中還首創了腹誹法。當時主管經濟的大農令顏異以廉直聞名于世,對白鹿皮幣制一直持有異議。張湯為此對其懷恨在心。此時,恰逢有人告發顏異在聽到下屬批評朝政時,“不應”(不說話),還“微反唇?(動了下嘴皮)。張湯由此認定,顏異身為九卿,聽說法令不便施行,非但不說話還在心里誹謗(腹誹),應該處以死刑。經武帝批準,顏異終于被處死。張湯的腹誹法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先例,它實際是一千多年后南宋秦檜整人時“莫須有”的老祖宗。腹誹法的問世,旁證了白鹿皮幣制的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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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三品” 之龜幣
這種違背經濟規律,完全依靠國家政權強行推行的以聚斂財富為目的的所謂貨幣必定是短命的。僅僅幾年,隨著張湯的自殺,白鹿皮幣和白金幣便在西漢宣告終止。公元前118年,漢武帝開始推行五銖錢制,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幣制改革,開創了長達700年之久的五銖錢時代,并揭開了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的嶄新一頁。
白鹿皮幣雖然在歷史上只是曇花一現,但它的出現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并在我國后來近二千年的貨幣發展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漢書·禮儀志》引《決疑要注》記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子、男執璧……漢魏粗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王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可見,一直到曹魏時期,漢武帝的諸侯朝會以鹿皮薦璧的制度仍在沿用。其實,白鹿皮幣在歷史上的影響遠不局限于此。白鹿皮幣的問世反映了封建專制政權對貨幣制度的干預,封建專制統治的陰魂緊緊依附在古代貨幣之中,使得我國古代的貨幣始終未能成為真正經濟意義上的貨幣,還常常不得不成為封建專制統治的玩偶和幫兇。白鹿皮幣不過是其中的一個極端例子,變相的白鹿皮幣一類的故事在我國歷史上可謂是不絕如縷時有發生,這大概也是為什么我國貨幣誕生很早,但商品經濟卻發展遲緩,一直到近代資本主義萌芽仍十分孱弱的一條十分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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