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咩哩干”到“美利堅”：清朝國名翻譯的看人下菜史

當你聽到“咪唎堅”和“咩哩干”的國名時，是否會聯想到某種綿羊的叫聲？如果告訴你“邪馬尼”就是德國，是否會覺得這名字帶著點邪門氣息？這些看似山寨的譯名，正是清朝早期對西方國家的“任性”翻譯。

在今天的世界地圖上，“美利堅”、“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義大利” 、“荷蘭”等譯名仿佛天生就帶著幾分高貴。然而，如果把時間倒回200年前的清朝，你會發現這些國家曾經有著令人啼笑皆非的中文名：美國叫“咩哩干”（像羊羔叫），英國叫“諳戈利亞”（拗口得像咒語），德國叫“邪馬尼”（邪教頭子有木有），俄羅斯叫“羅剎國”（佛教中的惡魔）。

這些看似“山寨”的譯名背后，是一部清朝對外態度從 “藐視”到“重視” 的轉變史，也是一部生動的中外關系史。而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聽起來略顯“搞笑”的國名之所以沒有被重譯改良，很可能是因為當時的大清國“看人下菜碟”——雖然這兩個國家是大航海時代初期的世界霸主，但由于后來“掉隊”了，清政府也就沒給它們“面子”。

清朝前期的“任性”翻譯：一副居高臨下的姿態

在鴉片戰爭前，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對世界各國基本是俯視的態度。這種心態也直接反映在對西方國家國名的翻譯上。美國人剛到中國時，被稱為 “呵嘪哩噶”，這純粹是“America”的音譯，但完全忽略了“United States”這部分。

后來，廣東人將其翻譯為 “咩哩干”，其中“咩”就是羊的叫聲，用牲口來命名一個國家，其鄙夷之意不言而喻。

英國也不外。“England”最初被翻譯為“諳戈利亞”、“英圭黎”、“英雞黎”等。福建人直接叫“英咭唎”（口字旁表示“這啥鳥語”）當時文人還振振有詞：“用‘口’字旁算客氣了！沒叫他們‘東夷西戎’已是給面子！”畢竟在朝貢體系里，洋人都是“不會磕頭的弟弟”，名字難聽點怎么了？

康熙年間一份奏折中寫道：“臣遍觀海外諸國，皆奉正朔，惟紅毛一種好宄莫測，中有英圭黎。”清朝前期對歐美人的統稱更是直白——“紅毛”或“紅毛番”。這個稱呼源于明朝對荷蘭人的印象，明代《粵劍篇》記載：“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須發皆赤，目睛圓，長丈許……”

1881年繪製的東半球地圖，稱非洲國家為“烏鬼國”。

其實，西方列強不用感到委屈。大清的這種種族歧視的豪橫，不只針對白人， 對待非洲黑人 更直白，直接給非洲大陸蓋章“烏鬼國”，堪稱種族歧視界的“扛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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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后翻譯背后的政治與文化博弈

鴉片戰爭（1840年）是重要的轉折點。 清政府在船堅炮利的打擊下，視角從藐視變成了重視。這種轉變也直接反映在對西方國家國名的翻譯上。

美國國名的演變尤為典型。從最初的“咩哩干”，到后來的“咪唎堅”（清朝海關的正式稱呼）、“彌利堅”（魏源《海國圖志》），再到“米利堅”（徐繼畬《瀛寰志略》），最后到我們熟悉的“美利堅”。

曾國藩在奏折中，把“米利堅”和“美理哥”兩個早期譯名掐頭去尾，打造了“美利堅”這個詞。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時，“大亞美理駕”悄然簡化為“大美國”，與“大清國”工整對仗。清亡后，“大美國”也就成了“美國”。

英國也從“英圭黎”變成了“英吉利”，德國從“邪馬尼”變成了“德意志”，俄羅斯從“羅剎國”變成了“俄羅斯”（其實，“俄”這個字在古意中含貶義：歪頭之間，時間很短）。

這種轉變不僅體現在國名翻譯上，還反映在對外機構的命名上。原本的“撫夷局”改為了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字之差，反映了對西方態度的根本性變化。

這波改名潮，表面是“信達雅”，實則是“師夷長技以自強”國策在翻譯界的折射——從“天朝很傲嬌”到“你也很不戳”：

洋務派、維新派人士如梁啟超，主張“師夷長技”，改名是為淡化歧視，方便學習西方。但清末頑固派戶部尚書徐桐曾怒噴：“中國什么都美，美國還美個啥？”——可惜大清鍵盤俠打不過西洋戰列艦。

這種轉變實際上展現了中國文化中一種難能可貴的胸襟——即使在戰敗的屈辱中，中國人仍能客觀承認他國之長，不惜改變沿襲數百年的傳統稱謂習慣，用“美”、“德”、“英”等褒義字眼重新命名這些國家。這種務實和開放，體現出當時大清文人士大夫們的一種慕強以自強的心態。

葡萄牙與西班牙：為何成了“翻譯界的例外”？

在西方國名翻譯普遍“升級”的大背景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卻成為例外，它們的名字似乎被“遺忘”在了歷史的長河中。這背后其實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譯名是1848年徐繼畬編寫的《瀛寰志略》確定下來的。徐繼畬在福建廈門結識了美國傳教士雅裨理，雅裨理長期住在福建，講的是一口流利的閩南語。

葡萄牙的葡萄牙文是“Portugal”，如果用北方官話翻譯，應該是“波爾杜葛爾”（利瑪竇的譯法）。但雅裨理用閩南語發音，將其譯為了“葡萄牙”（“葡萄牙”三字是純粹的閩南語音譯，其中“葡萄”對應“Portu”發音，與水果本無關系）。

同樣，西班牙的英文名“Spain”、西班牙文名“Espa?a”，最初被翻譯為“日斯巴尼亞”（“日”字需以粵語發音才相近），后來才統一為“西班牙”。

那么，為什么當其他西方國家的譯名都變得“高大上”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卻保留了自帶戲謔感的原樣呢？筆者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兩個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相對“掉隊”。當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崛起為世界強國時，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經不復大航海時代初期的輝煌。

清政府在外交上相當懂“看人下菜碟”，對于當時強大的國家，使用雅致的譯名，而對于相對衰落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就沒有給予同等的“尊重”。清政府的這種區別對待，實則體現了國際關系中的“實力政治”邏輯——對強權給予語言上的尊重，對衰敗的帝國則維持原狀。

不得不承認，清廷在翻譯外國名稱時展現出的這種“看人下菜”的靈活性，恰恰反映了一種開放務實的心態——能夠根據對象國實力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態度，不固守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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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背后的政治與文化博弈

清朝對西方國家譯名的變化，實際上反映了中外力量對比的深刻變革。從華夷觀到平等外交，從“夷”到“洋”，這些稱謂的變化不僅僅是字面的改變，更是心態的轉變。

所以，某報紙前幾天《拿沒拿洋獎項不是定義中國發展水平的指標》被很多人認為傲慢，其實真不是的。夷對應的是夏（文明），洋對應的是土（落后）。管外國人的東西叫洋，其實是一種尊重。比如我們形容一個人洋氣，是說他（她）潮流、時尚、時髦，說一個人很土，就是這個人表現得土氣、俗氣、落后。

扯回正題，清朝皇帝的傳統華夷觀根深蒂固（盡管他們自己也是異族入主中原）。康熙帝雖然對西方文化持開放態度，但晚年也擔憂：“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乾隆帝更是實行以防夷為第一要務的政策，加強對外國人的管理。

這種華夷觀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被徹底打破。 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明確規定：“嗣后各式公文，無論京外，內敘大英國官民，自不得提書夷字。”清廷雖然“憤夷己極”，但畏懼之心已溢于言表。

咸豐十年左右，《文宗實錄》中的上諭基本上已不見“夷”字，而被“洋”字取代。次年，清廷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華夷關系變為華洋平等已是事實。

到維新變法時，光緒帝下詔表示：“國家振興庶政，兼采西法，誠以為民立政，中西所同。”這標志著清廷正式承認了西方的平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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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翻譯的美學與政治

當我們審視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地名翻譯遠不僅是語言轉換那么簡單，它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政治態度。中國對西方國家譯名的變化，正是從傳統華夷觀向現代國際關系轉變的一個縮影。

一個好名字能發揮巨大作用。 比如徐志摩把巴黎“Champs-élysées”譯成“香榭麗舍”（聽著就是富麗堂皇的大別野），朱自清譯“Fontainebleau”為“楓丹白露”（畫面感秒變文藝大片）。這樣的譯名，就最大限度表達了褒義，激發了無數中國游客的向往。類似的現代操作還有：紐約改叫做“新鄉”、格陵蘭正名為“青島”。

其實，中國本土也有許多因改名而受益的地方，如張家界（原大庸市）、武夷山市（原崇安縣）、九寨溝（原南坪縣）等。好名字確實是吸引關注的重要法寶。

回到國家譯名上，日本對西方國家的翻譯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朝鮮人李百拂曾指責日本：“如中國根據譯音字其鄰國，英也，德也，美也，法也……在中國語法中皆為懿詞，皆含好意，若日本則適相反。字德國曰獨，意謂獨夫之國也。字美國曰米，形容其可以吃下去耳。”——平獨鎮露大波波含淚點贊。

這種差異反映了中日兩國面對西方文明時的不同心態：中國在戰敗后選擇“師夷長技”，在譯名上給予尊重；日本雖然在明治維新后玩脫亞入歐，但仍試圖通過貶低西方來建立自身文化優越感。

大清這種樂于承認他人長處、不再以天朝自居的胸襟，使得中國能夠在外交挫折后迅速調整策略，最終融入國際社會（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后，大清其實越來越努力表現得像個正常的近現代國家 ）。

結語：天朝雅量高致

當我們審視這段歷史，不難發現地名翻譯遠不僅是語言轉換那么簡單，它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政治態度。

一個好名字能發揮巨大作用。 比如“香榭麗舍”（Champs-Elysées）和“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這樣的譯名，就最大限度表達了褒義，激發了無數中國游客的向往。

同樣，中國本土也有許多因改名而受益的地方，如張家界（原大庸市）、武夷山市（原崇安縣）、九寨溝（原南坪縣）等。好名字確實是吸引關注的重要法寶。

回到國家譯名上，日本對西方國家的翻譯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朝鮮人李百拂曾指責日本：“如中國根據譯音字其鄰國，英也，德也，美也，法也……在中國語法中皆為懿詞，皆含好意，若日本則適相反。字德國曰獨，意謂獨夫之國也。字美國曰米，形容其可以吃下去耳。”——平獨鎮露大波波含淚點贊。

這種差異鮮明地反映了兩國對西方的不同態度。而中國對西方國家譯名的變化，也正是從傳統華夷觀向現代國際關系轉變的一個縮影。

有趣的是，中國人在翻譯外國名稱時展現出的這種“看人下菜”的靈活性，恰恰反映了一種開放務實的心態——能夠根據對象國實力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態度，不固守成見。

這種樂于承認他人長處、不以天朝自居的胸襟，使得中國能夠在外交挫折后迅速調整策略，最終融入國際社會（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后，大清其實越來越努力表現得像個正常的近現代國家）。

當我們今天輕松地說起“美國”、“英國”、“德國”時，很少會想到這些看似自然的譯名背后，有著如此曲折的演變歷程。從“咩哩干”到“美利堅”，改變的不僅是名稱，更是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認知。

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日本看到“米國”的稱呼，在越南聽到“花旗國”的說法。這些不同的翻譯如同一面面三棱鏡，折射出各國在與西方接觸時的不同心態和立場。

地名翻譯從來不只是語言的藝術，它是國際權力結構的晴雨表，記錄著世界各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浮沉。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地名的翻譯與接受依然是一種微妙的權力話語，反映著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角力。

從“咩哩干”到“美利堅”，大清國名翻譯的變遷，活脫脫一部《傲嬌天朝變形記》：??開局一張嘲諷臉，打臉后瘋狂刷好評??。如今在中華崛起方興未艾、東升西降態勢已成的局勢下，天朝并沒有把這些已約定俗成的“美顏名”改回去，或許正是這個古老文明能夠不斷煥發新生的關鍵所在——既能堅持文化自信，又樂于承認和吸收他國之長的平衡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