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社保繳費基數突然漲不動了？背后的信號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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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智谷趨勢Trend (ID：yuanfangguanchaju)

作者：布語

最近各地2025年社保繳費基數陸續出爐，有兩個意外的信號。

第一，今年各地公布數據的時間，普遍比往年要晚。以往每年的6月到8月，最遲到8月下旬，各地早就陸續公布完社保繳費基數的上下限了。

但現在都到10月份了，仍然有一些省份沒有公布數據。

第二，已經公布數據的省市，社保繳費基數似乎都有些漲不動了。多數省份繳費基數下限較去年的增長幅度在1-2%區間，甚至有省份出現了負增長。

為何過去幾年連續“跳漲”的社保繳費基數，如今卻有些漲不動了？

這是否意味著，我國的社保制度將面臨新的變化？

如果對比往年的數據，今年社保繳費基數的漲幅，似乎經歷了一場“急剎車”式的回調。

以繳費基數處于國內第一梯隊的北京、上海為例：

從上面這張圖可以看出，2021年是北京、上海社保繳費基數上漲幅度最快的一年。其中北京每月上漲了1747元，上海每月上漲了1048元，漲幅分別達到了48.3%和21.3%。

如果計算累計漲幅，2020-2024年，北京、上海的社保繳費基數下限分別上漲了88.8%和49.9%，從絕對值上看相當驚人。

而2025年，北京和上海的基數漲幅都較前幾年出現明顯下降。北京略高，漲幅接近5%；而上海漲幅只有1.03%，基數下限較去年微漲了74元。

對比其它省市情況也比較類似。

例如經濟大省江蘇，2021年至2024年這四年間，江蘇省社保繳費基數下限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9.6%，然而2025年的漲幅迅速收窄至1.5%左右。

甚至還有下調的省份。比如，福建公布的繳費基數下限比去年少了390元，降幅高達8.8%。按照8%的個人繳費比例，相當于打工人每月可以少繳31.2元社保費用。

雖然這只能算是“蚊子腿”，但考慮到過去社保繳費連年上漲的勢頭，這種變化可以說相當反常了。

社保繳費基數漲幅突然集體“踩剎車”，背后是什么原因?

一個最有可能的解釋，是過去幾年我國社保繳費的合規化調整，已接近尾聲。

按照規定，上一年的社會平均工資決定了下一年的社保繳費基數。但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因非私營單位占比較高，計算出的社平工資會明顯高于私營單位平均工資。

考慮到私營企業的社保承受能力，許多城市選擇按比較低的比例來核定社保繳費基數下限。

比如在2023年之前，深圳社保繳費基數下限都是以當地最低月工資作為標準。如果按最低比例繳費，打工人在深圳每個月只需要交不到200塊的養老保險。

不過在2019年4月，國家出臺的《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中，明確了各省應以本省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60%和300%，分別作為社保繳費基數的下限和上限 。

這就相當于，過去繳費基數比例低于國家標準的省份，需要補上過去的“欠賬”。

還是以漲幅最快的北京為例：

在2016至2018年間，北京市養老保險繳費基數的下限是按照上一年度社平工資的40%來設定的。隨后，這一比例在2019年提高到了46%，2020年進一步上升至52%，并在2021年達到了60%。

可以說，社會平均工資逐年上漲以及繳費比例的連續上調，共同助推了北京社保繳費基數的快速上漲。

如今，絕大多數省市的社保繳費基數都已經和國家標準一致，接下來社保費用的調整，將回歸與社會平均工資直接掛鉤：

社會平均工資增長得快，那么社保費用就會漲得快；

反之則會放緩，“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也完全有可能發生。

不過，從現實因素看，社會繳費基數（特別是下限）也確實有些“漲不動”了。

這主要是因為，在社會繳費“合規化”中，不同群體、不同類型的企業感受到的壓力是不同的。低收入群體和私營企業，往往對社保成本上升的水溫更為敏感。

這并不難理解。

假設在北京工作的張三的工資是5000元/月，而公司一直按照最低標準為他繳納社保。由于北京近五年社保繳費基數連續上漲，企業每月為張三繳納的社保費用將從939.4元上漲至1773.5元。

而這部分增加的支出，企業多半會轉移到張三身上。由于張三的月收入沒有達到北京社保繳費基數下限，帶給張三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到手工資變少了，而且下降比例相當大。

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社保本來就是打工人“預期收入”的一部分。而企業的用工成本，是由市場平均利潤決定的，不會因為社保基數上漲而發生改變。

特別是2024年，國內多個省份非私營、私營單位平均工資漲幅相較此前兩年出現了較大程度下滑，有部分省份甚至出現了負增長。但相比而言，私營企業工資增速的承壓普遍比非私營單位嚴重。

而《晚點LatePost》在對26 個典型城市的最低工資、私營企業平均工資和最低社保基數進行研究發現：

大多數城市按最低工資招聘的崗位，需要以翻倍甚至3倍的基數繳納社保；

哈爾濱、呼和浩特、包頭等市私企平均工資和最低社保基數基本持平；

鶴崗的私企平均工資甚至低于社保最低基數；

這其實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

當前許多行業、企業利潤空間不足，難以再負擔社保支出的繼續上漲了。

如果社保的合規成本過重，不排除有企業會采取另辟蹊徑的手段：比如多雇傭幾個不交社保的老年人；更大力度推動“機器換人”，等等。

這些恐怕都不是打工人想要看到的解法。

一個國家的養老問題，從來沒有簡單答案。放眼世界其它國家對社保制度的探索，基本都是在“公平性”和“可持續性”之間做出權衡和取舍。

對于當下的中國來說，可持續性其實更為重要。

有人說，社保就是一個關于分配的數學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24年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為22.8%。相當于全國9億工作的人，養活2億老年人。

這個比例目前來看仍可以承受，但考慮到目前的生育拐點和老年人的“退休潮”，未來十年、二十年，這個撫養比例還會繼續攀高。

從兜底的角度，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老年人大規模返貧的后果。因此未雨綢繆、適當提高養老金的繳費上下限是必要之舉。

先把“蛋糕”做大，再來解決其它問題，這是我們一貫以來的經驗。

但同時，社保制度也需要著力解決公平性的問題，來提升人們的吸引力，尤其是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獲得感。

2024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發布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實施情況的報告就提到：

不少低收入人群實際收入低于最低繳費基數。隨著社平工資每年上調，低收入人群社保費同步上調，造成低收入人群“被平均”，加重了繳費負擔，這也是近年來部分低收入群體“斷保”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國家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來解決這些痛點：

比如自2019年起，社保繳費基數的上下限核定標準從“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調整為以私營和非私營加權計算的“全口徑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

這一改動，使得繳費基數下限得以實質性降低，讓中小企業和自由職業者不至于負擔過重。

人社部在今年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調整工作安排中，也明確提到：今年的調整將重點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

本質上，社保是人們對未來的一筆信任投資。

只有不斷提高社會保障的普惠程度，才能讓人們真心擁護，用真金白銀投上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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