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定了 “詞元”，Token爭議還沒停

黃仁勛在英偉達GTC2026上演講視頻截圖。圖源英偉達官網。

這是一個每天都要迎接新事物的時代。

“Token是新的大宗商品。”

剛結束的英偉達GTC2026演講上，黃仁勛的論斷讓token一詞突破技術圈，進入大眾視野。

五個字母看似簡單，實則大有乾坤。為了給它找到個中文名，從大學教授到普通民眾紛紛下場：原神、模元、智根、智元、代幣、偷啃……

直到日前，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6年年會上,國家數據局局長劉烈宏正式給出token的中文名——“詞元”。這一發言為token翻譯暫時畫下句號，卻未能完全平息來自民間的討論。

有人憤憤：token怎么就是“詞元”了？

有人不明：一個技術詞匯的中文譯名而已，憑什么值得動氣？

統一譯名，為什么是一件急迫的事

我們提到的token，是排行榜上大模型調用量的評估標準，也是大模型廠商銷售套餐的計費單位。

如何更好理解？

奇安信安全專家張勇日前接受采訪時解釋：token是“AI消化文字的最小單位”。為更方便理解，他用吃飯做比喻：“就像人吃餃子，不會一口吞下一整盤，而是一個一個吃。AI處理文字時，也先把句子切成一個個它能‘嚼得動’的小塊，這些小方塊就叫Token。”

嚴格來說，token不算一個新鮮術語。

早在100多年前，它就由美國邏輯學家、符號學奠基人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提出。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token的中文名并沒有得到統一。僅在計算機科學領域，搞區塊鏈的人叫它“代幣”，做網絡安全的人叫它“令牌”，編譯器開發者叫它“標記”。

然而，今天，一個共識是：給AI時代關鍵詞“token”進行中文定名，已成為實踐中的迫切需要。

美國邏輯學家、符號學奠基人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圖源百度百科。

為什么這么說？

其實，給一個新興術語定名，絕對不是“找個名字”那么簡單。

在20世紀60年代，laser剛進入中國時，也曾遭遇翻譯難題。大陸學界將其翻譯為“來塞”，臺灣地區則長期叫作“鐳射”。此外，還不乏長達七八個字的譯名。

當時，激光技術是門前沿的高新技術，聚焦世界目光。然而，譯名混亂直接導致科研交流中，學者不得不反復解釋“來塞”和“鐳射”是同一個東西。這對資料檢索也帶來很大影響，甚至一度誤導消費者以為其與放射性元素“鐳”相關，引起恐慌。

直到1964年，錢學森反復斟酌后，將laser中文名統一定名“激光”，譯名簡潔而精準，既規范了光學產業標準，也方便了公眾認識。

從某種程度上說，今天的token和當年的laser面臨著一樣的時代境遇。

已經從行業“黑話”轉變為大眾詞語的token，亟待一固定的中文譯名，打破學術、產業、大眾之間信息的巴別塔。

無論是公眾科普還是產業發展，術語統一關系著認知的有效傳遞。

譯名之爭

目前，token官方中文名已經暫時敲定為“詞元”。

不過，全社會似乎還未達成共識。

支持者覺得，“詞元”是個不錯的名字：

首先，“詞元”不是一個全新的譯名，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早在2021年，復旦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學院的邱錫鵬教授就將token譯為“詞元”并寫進了教材。

此外，“詞”，點明了token源于語言處理場景，體現其與語義、文本的關聯。“元”則通常用來表示最小單位，有“最基本、最基礎”的含義。更妙的是“元”也是貨幣計量單位，對應了token=新時代貨幣概念。

還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元”具有初始之意，符合token的使用語境。在大模型中，無論多么復雜的文本、多么深邃的思想，其生成過程都始于一個個 token。因而，AI術語“詞元”亦成為科技與人文結合的范例。

反對者的理由就五花八門了。

例如，有人認為這會導致理解歧義。在大模型中，token 并不總是對應“詞”，有時會覆蓋圖像、語音等非文本模態。

有人覺得，“詞元”太過抽象，不容易理解，對非專業用戶不夠友好。不如“算力代幣”“計算單元”等更直觀的譯名容易理解；或者直接把byte的譯名“字節”進行改造，翻譯為“詞節”也未嘗不可。

還有人認為，即便token在中國沒有中文名字，難道就不行嗎？他們調侃：不如將其直接音譯成“偷啃”：token單看價格很便宜，但用起來可能貴得驚人，每一個token，都在偷偷啃掉你的錢包。

好心的反對者一聯想到，當年將自動控制領域的術語robust（指一個控制系統在面臨模型不確定性和外部擾動時，仍能保持穩定性和預期性能的能力）統一翻譯為“魯棒”——一個“學術圈內部自洽、公眾外部吐槽”的典型案例——就很擔憂。

一來，“魯棒”不僅在中文里沒有任何語義聯想，還容易讓人產生指向魯莽、木棒等等負面聯想。還有人調侃：“第一次看到‘魯棒性’三個字，我以為是在說一種山東出產的棒球棍。”

雖然token有了官方譯名，但未來是否會改動也未可知。

或許，我們可以再等等——

你可知道，20世紀40年代以前，“熊貓”的名字叫“貓熊”，意味“像貓一樣的熊”。 那年，重慶舉辦了一次動物標本展，展板上用中英雙語標注。當時的書寫習慣是從右向左讀，參觀者將“貓熊”讀成了“熊貓”。這個“錯誤”的讀法因為朗朗上口，迅速在公眾中傳播開來。盡管學界堅持“貓熊”更科學，但“熊貓”已經深入人心。學者們只能接受。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對于一個面向大眾的詞語，大眾會用嘴巴投票。

對翻譯價值的一些啟示

token譯名大討論，第一次讓一個技術術語的翻譯成為社會熱點話題。

這場學術的“破壁”，將翻譯從“幕后”推到了“臺前”，讓我們有契機審視：翻譯的價值與能力。

眼下，機翻應用普遍，甚至戴個翻譯機就能實現實時翻譯。于是，當越來越多的人追問：“外語專業究竟還有什么用”的時候，譯者需要向大眾回答：“我們為什么還需要人來做翻譯”。

顯然，大眾廣泛參與的token譯名之爭，舉重若輕地告訴我們：AI能做的似乎還有限。

誠然，如若我們將翻譯的功能簡化為語言的搬運工時，AI確實超級能干，不知疲倦，效率極高且價格低廉。它確實取代了一部分重復性強、標準化高的翻譯工作，同時也凸顯了對質量控制、語用判斷、文化調適與責任把關等能力的需求。

早前，有風君曾采訪過翻譯家許鈞。我們聊到畢飛宇小說《青衣》的英文譯名。由于“青衣”在漢語語境中蘊含的意義復雜，難以在英語世界找到匹配的詞語，譯者、知名漢學家葛浩文將其“大刀闊斧”地譯為《The Moon Opera》，直譯是“月亮歌劇”，指的是書中嫦娥奔月的京戲。

考慮到許鈞一貫的翻譯原則是“求真”，有風君詢問他對這一譯名的喜好。

對此，許鈞首先肯定道：“書名是為了第一時間吸引讀者，并不影響小說內容，可以適當作變通。”

隨后，他話鋒一轉，“但翻譯不能總是為了討好讀者而去變通。要吸收新觀念、新概念、新話語，翻譯就要保真、求真，就像魯迅主張的那樣。不要把一時的變通當作永恒的價值追求。我個人認為這不僅是語言層面的問題。”

緊接著，他又把話題延伸至人工智能熱潮：“現在好多人覺得語言只是工具，翻譯可以被機器替代。這是一種十分危險、完全錯誤的觀點！機器是不會思考一句話為什么翻譯成這樣而不是那樣的！”

“機器是不會思考一句話為什么翻譯成這樣而不是那樣的！”

這句回應擲地有聲。

token譯名之爭，正是它的注解。

（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