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蔡孝乾活到74歲，至死都未被清算，子女隱姓埋名不敢提及身世

1950年的臺灣，街頭還飄著白色恐怖的寒氣，一隊特務(wù)穿著短衫挎著槍，巷口的公告欄貼滿“通匪者斬”的布告，連路人低聲說話都要左右張望。

可是就在這風聲鶴唳的日子里，一個戴禮帽的男人卻揣著僅有的零錢，悄悄地從鄉(xiāng)下逃到臺北市區(qū)，直奔那家他心心念念半個月的西餐廳，這人就是蔡孝乾。

彼時，蔡孝乾剛從國民黨的監(jiān)獄假意投降逃脫，組織上安排的隱蔽點雖然安全，但是卻只有糙米飯和咸菜。

蔡孝乾忍了十幾天，終究抵不過對羅宋湯和牛排的念想，竟冒著暴露的風險跑出來解饞。刀剛剛碰到餐盤，店門突然被推開，幾個穿便衣的特務(wù)沖進來按住他。

這一次，蔡孝乾沒再掙扎，甚至還主動提出要見特務(wù)頭子：“我知道你們要什么，只要讓我和馬雯娟（他那16歲的小姨子）住一起，臺灣地下黨的事，我全說。”

接下來的一周，這個曾被組織委以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重任、唯一走過長征路的臺灣籍黨員，成了最徹底的叛徒。

蔡孝乾坐在特務(wù)機關(guān)的沙發(fā)上，喝著熱茶一筆一劃地寫著名單，從基層聯(lián)絡(luò)員到核心負責人，連潛伏的吳石將軍，都因他寫在小本子上的“吳次長”三個字暴露。

最終，一千多名同志犧牲，吳石、朱楓等精英喋血馬場町。而這一切的開端，不過是叛徒蔡孝乾一頓沒忍住的西餐。國民黨沒給他承諾的“高官厚祿”，卻玩了套熟悉的把戲。

國民黨給蔡孝乾掛了個“國防部情報局研究室少將專員”的頭銜，聽起來風光，實則是把他圈在臺北市郊一間老公寓里。

公寓門口常年蹲著兩個特務(wù)，院里拴著條大狼狗，他出門買煙都有人跟著；所謂的“研究工作”，不過是整理舊檔案、寫點自己叛變經(jīng)歷的宣傳稿，辦公室里連份機密文件都見不到。

蔡孝乾每月領(lǐng)的津貼剛夠糊口，想換件新襯衫都要盤算好久，比起他當年挪用組織經(jīng)費買奢侈品的日子，活像從云端跌進了泥里。倒是能和馬雯娟住在一起了，可這種“優(yōu)待”更像監(jiān)視。

特務(wù)常以送文件為由上門，實則觀察他倆的言行；鄰居都知道這是“國民黨的客人”，見了面連招呼都不敢打。

有次蔡孝乾在菜市場聽見有人議論“叛徒蔡孝乾”，剛想反駁，身后的特務(wù)輕輕咳了一聲，他立馬縮著脖子回了家。從那以后，他連買菜都盡量低著頭。

這種日子，和二十九年前的叛徒顧順章有點像，都是先被當工具用，沒價值了就晾著。只不過顧順章野心太大想搞小動作，1935年被蔣介石秘密處決，死得凄慘。

蔡孝乾一來沒能力，二來也“老實”，知道自己沒有資格折騰，就這么混吃等死。國民黨也樂意留著他：初期要靠他挖地下黨，后來留著這個棄明投暗的活例子，比殺了他更能唬人。

就這么耗到了1982年，蔡孝乾的糖尿病越來越重，雙腳爛得沒法走路，被送進醫(yī)院的時候，身邊連個親人都沒有。那時，蔡孝乾在大陸的第一任妻子，帶著雙胞胎孩子，早就沒了音訊。

在臺灣和小姨子生的幾個孩子，被蔡孝乾逼著改了姓，躲在鄉(xiāng)下靠修車、賣豆?jié){過活。他從沒敢跟孩子說自己的身份，孩子們也不敢和別人提自己的身份，也只知道：“父親是個不能提的人。”

蔡孝乾死的那天，醫(yī)院連個通知家屬的聯(lián)系方式都沒有。還是特務(wù)機關(guān)派了兩個人，把他的骨灰草草埋葬在陽明山公墓的角落，沒有立墓碑。

而蔡孝乾那些隱姓埋名的子女們，后來從新聞里知道“蔡孝乾”死了，也沒人敢去墳前看看，只是當晚關(guān)了店門，一家人相顧無言，沉默地坐了大半夜。

國民黨封蔡孝乾當“將軍”，但是沒人真把他當“將軍”。國民黨內(nèi)部的人提起他，要么撇嘴，要么搖頭；烈士家屬見了他的照片，都要往上面吐口水。

當時的人都說，蔡孝乾是“活著的恥辱柱”，這話沒有說錯：他逃過了顧順章那樣的慘死，卻活成了人人鄙夷的透明人，連子孫都要背著“叛徒后代”的枷鎖，一輩子抬不起頭。

反觀吳石將軍的孫輩，在提起爺爺吳石的時候，總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朱楓烈士的骨灰2010年送回故鄉(xiāng)，滿城人都來送行。

歷史是一桿秤：烈士的榮光能輩輩相傳，叛徒的罪孽，哪怕躲得過現(xiàn)世的報應(yīng)，也會纏上他的子孫，在時光里熬成一具解不開的枷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