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讓王明起草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王：找對人了

在中共歷史上，王明一旦權在手，就要置毛澤東于死地是人所共知的，遵義會議后，毛澤東成為了全黨的領袖，卻沒有對王明關緊給出路、給工作的大門，一直讓他邊工作邊認識錯誤。新中國成立后，盡管王明仍對自己的錯誤避實就虛，不愿深刻反省，但毛澤東仍以足夠的耐心和時間等待他，并讓他出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負責起草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

王明

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這個官雖說不大，但事關緊要，也是國家政權的要害部門，當時新中國剛成立，萬象更新，百事待舉，以法治國的任務很重。王明雖然不是學法律的專才，但他曾在延安分管婦女工作，后來又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主任，做過一些很得力的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毛澤東的用人氣度就在這里：襟懷坦白，用人之長。

王明知道自己出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主任后，頗為自我得意，他回家對妻子孟慶樹說：“毛澤東又給我任務了，他是要讓全世界的人知道，他是明君，有用人的度量，他讓我起草新中國的《婚姻法》，哼，這是找對人了！你看我們兩人，可以說是中共婚姻的楷模了，從結婚到現在，幾十年風風雨雨過來了，恩恩愛愛，沒有紅杏出墻之事，也沒有路邊野花亂采之事。中共的領導人婚姻不成功的比比皆是，有誰比我們的婚姻更忠貞不渝？”

孟慶樹白了王明一眼，然后說：“是叫你起草《婚姻法》，不是讓你做婚姻榜樣，毛澤東可沒有樹你為中共婚姻楷模的意思。何況，人家周恩來、鄧穎超是全黨全國皆知的恩愛夫妻，樹他們也不會樹我們呀！”

王明和孟慶樹

王明聽孟慶樹這么一說，興奮的情緒又低落了下來，他自顧自搖著頭，將思路轉到了《婚姻法》的起草上來。

王明是屬于學院派的理論家，他要辦什么事，都是先找理論依據，好在他對馬列的婦女工作理論輕車熟路，他要求法制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必須很快熟悉這方面的馬列理論論著，他還和工作人員一起起早貪黑，一條一條地審理中共在戰爭年代制定過的有關婚姻的法規和條例。王明經過歸納，很快就提煉出了這些婚姻條例的總體精神：

在結婚問題上，廢除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新的婚姻制度，婚姻以男女雙方平等自愿為原則，實行一夫一妻制，禁止強迫、包辦和買賣婚姻；在離婚問題上，只要雙方自愿，即可離婚，這叫結婚自由，離婚也自由。

與此同時，法制委員會借鑒了蘇聯、東歐以及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婚姻法，王明親自翻譯了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對國民黨執政時的婚姻法也進行了批判性的吸納。

王明在領導起草《婚姻法》的過程中，不僅多次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請示匯報，當《婚姻法》草稿修改到一定程度時，王明還決定把這個草稿提交給各民主黨派、司法機關、婦聯組織征求意見。為了表示對婦女組織意見的重視，王明請示中央同意后，把起草好的《婚姻法》草稿首先拿到法制委員會與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及其他有關機關代表參加的聯席會上通過，隨后又拿到中央政治法律委員會修正通過。

經過上述過程，中央認為通過施行第一部《婚姻法》的時機已經成熟，要求王明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作關于《婚姻法》的報告。中央下達這個指示時，離開會只有兩天，王明卻不著急，他把法制委員會委員李光燦叫來說：“我口述，你筆記。”

當時王明的身體情況并不好，那天他口述時卻很有精神，一口氣口述了17個小時，李光燦記錄得手都酸了。這17個小時的口述記錄未加多少修改，就形成了2.3萬字的報告稿。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舉行第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4月30日，毛澤東發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命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公布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一直實施了30年，直到1980年才被重新修訂，重新修訂時，其基本原則和內容沒有什么變化。

這部《婚姻法》本應該成為王明進入新的政治生命的開端，但他總想用自己起草《婚姻法》之功，來抵銷中央要他對過去犯的錯誤作出書面檢查的要求。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王明同志的決定》，這個決定把王明和工作和錯誤分得很清楚，要求他對自己的錯誤“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動上真正有所改正”。王明對此卻不予回應。

1956年1月，王明帶著妻兒前往蘇聯治病，此后他再也沒有回國。1966年“運動”爆發后，王明在蘇聯的庇護下，寫了許多文章，公開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病逝，享年70歲。

晚年的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