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在北歐的某個小鎮，一場悲劇震驚了社區。真正令人震驚的，卻不是事件本身，而是社會和法律的反應——制度溫柔得近乎荒唐，仿佛在保護惡意而非受害者。
2024年秋末，瑞典北部小鎮，一名16歲少女梅婭·奧伯格在街頭等公交車時，遭18歲厄立特里亞移民亞齊德·穆罕默德襲擊。穆罕默德將她拖入暗巷，進行性侵，過程持續不到30分鐘。少女受傷嚴重，事件迅速引發公眾關注。
2025年10月，上諾爾蘭上訴法院審理此案。初審判穆罕默德強奸罪成立，判處3年監禁。上訴后，法院維持監禁，但拒絕驅逐出境。理由是罪行“持續時間不足”，不符合“嚴重犯罪”標準，無法觸發移民驅逐條款。 穆罕默德服刑后可留瑞典，此判決引發國際爭議，批評者指司法對移民犯罪過于寬容。
法律條條框框，本應保護公民、阻止惡行。可在這里，它成了加害者的盾牌。程序優先于正義，理解替代了懲罰，人權報告比哭聲更重。三年刑期？或者所謂“再融入社會”的機會？文明的溫度，卻凍傷了正義。
受害者被告知要理解，施暴者被告知要被理解。社會在自我感動中歌頌寬容，卻無視受害者的痛苦。這樣的文明，是溫吞的安慰劑，而不是利刃。當善良被寫進法律條文，它就成了新的枷鎖，套在守法公民身上，卻讓惡意自由呼吸。
我們贊美寬容，卻不承認底線。我們以為文明是進步，實際上卻是自我麻痹。真正的善良，不是去原諒惡，而是去阻止惡。當制度和自我感動綁架了正義，世界的每一次失衡，都在悄悄醞釀著更大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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