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新書！一本書重新審視奧斯曼六百年興衰

奧斯曼帝國如何破除“三代滅亡論”，綿延國祚長達六百年之久？

在宗教與民族錯綜交織的遼闊疆域中，是什么力量維系著帝國的凝聚？

伊斯蘭性？奧斯曼性？抑或是……

又是什么使得這個國家分崩離析？奧斯曼廢墟中崛起的土耳其又將走向何方？

“好望角”叢書新作《斷裂與延續：從奧斯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由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教授昝濤撰寫萬字長篇導讀，是一部來自異見學派的奧斯曼通史，帶領讀者重新審視奧斯曼六百年興衰。

本文摘編自《斷裂與延續》

有刪減

在18世紀至19世紀初奧斯曼帝國遭受的諸多領土損失中，埃及的丟失對伊斯坦布爾來說尤為苦澀。這不僅是首個以穆斯林為主體人口的地區脫離帝國，更是一次“叛國”，因為這一遼闊的省份是為尋求另一種中央集權、現代化和官僚化的模式而選擇脫離，而這些正是奧斯曼人正奮力追求的。埃及很快成為帝國強大的敵人，而且數次對帝國產生威脅，特別是當它占領敘利亞地區并兩次在帝國境內發動戰爭，將兵鋒直抵安納托利亞之時。穆罕默德·阿里——阿爾巴尼亞裔的奧斯曼帝國帕夏、自稱赫迪夫的持不同政見的總督——被各國王室所接受，在獲得歐洲認可方面甚至超過了奧斯曼蘇丹。其他的領土喪失接踵而至：1812年失去了比薩拉比亞，1817年失去了塞爾維亞，1828年失去了希臘，1829年失去了明戈瑞利亞，1830年失去了阿爾及利亞（奧斯曼帝國在那里的統治僅是象征性的），1856年失去了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最后一塊飛地，1878年失去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卡爾斯、阿爾達漢和塞浦路斯。古老的帝國格言所形容的那個“戰無不勝”帝國被“病夫”帝國的形象所取代，這個“病夫”不斷受挫，完全無力保衛自己過于遼闊的領土（1881—1893年間統治著1740萬人）。戰爭導致物價不斷上漲，經濟形勢也持續惡化：“通貨膨脹率每年約為5%，此乃前所未見的水平。國家的支出……顯著增加，在1761年至1885年間（每年）上漲約30%;在戰爭時期甚至上升到100%。”同樣地，“在1760年至1800年間，戰爭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了200%以上”。仿佛是為了完成這一戲劇性的畫面一般，1786年席卷伊斯坦布爾（損失了三分之一人口）的瘟疫、其他奧斯曼城市達到“驚人水平”的人工流產率和移民潮，共同營造出了一幅末日圖景。

不過，從某種意義上看，這個腐朽的世界比以往更有活力。在19世紀之交，帝國實際上向歐洲和其他地區的開放程度很高。像在薩洛尼卡這樣的城市中，希臘人和猶太人在同歐洲的貿易和交流中充當中間人。那里的斯拉夫社群也很活躍。這個城市在1430年被奧斯曼帝國征服時只有2000居民，后來卻成為帝國乃至巴爾干地區最大的經濟和思想中心之一。其他一些像伊茲密爾和貝魯特一樣較小的城市，也是首屈一指的商業和文化中心。當然還有伊斯坦布爾，這座“世界都市”，孕育了法國僑民社區中的雅各賓俱樂部。奧斯曼帝國的首都與歐洲的大城市幾乎同步經歷著生活習慣和行為舉止的變革。幾十年后，這些變革將導致“過度西化”的現象。帝國向來自給自足，其流動性一直限于內部，這時卻變得非常國際化。從1820年到1920年，有326347名奧斯曼人移民到南北美洲 （在1894—1896年的屠殺之后，移民趨勢在亞美尼亞社群內加速了，同樣的加速也出現在1905—1908年動蕩之后的馬其頓地區。根據菲克雷特·阿達納爾統計，約有25萬人選擇前往新大陸，占馬其頓男性人口的10%）。

諾伯特·埃利亞斯曾在對其他地方的分析中指出，19世紀初各種因素互相結合起來，共同將奧斯曼人推向一場時代危機。舊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因為其已無法再規范奧斯曼人的日常生活，也不再被認為是提供典范和準則的黃金時代。18世紀時，先賢仍然是一個不可逾越的參考坐標，以至于在每一個危機時刻，人們都會“轉向立法者蘇萊曼時代的價值觀和制度”。那個時代——既是奧斯曼性、也是伊斯蘭的和普世性的———曾長期支撐著帝國的統治，也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帝國內的實踐符合伊斯蘭的標準和要求，規范了帝國的“普世秩序”。然而如今，一切已然毫無用處。誠然，幾十年后這個時代會被再次神化，以至于讓那些不明就里的人產生深深的懷舊情結，但在19世紀，當務之急是要開創一個新時代，一個能夠將帝國投射到一個人們所期望的、與過去截然不同（至少是立竿見影）的未來之上的生存至上的時代。這個新時代有個名字——“新秩序”。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奧斯曼人事實上已經部分克服了他們認知上的困境，現在他們知道：他們無法理解歐洲，是因為此時歐洲的舊時代已經終結。接二連三的失敗并不是因為他們背棄了考初貝伊所說的古代模式，而是因為常勝的歐洲如今處于一個新框架中，并從它與自身歷史的決裂來思考自身與世界。駐巴黎大使穆罕默德·切萊比的秘書奈迪姆·霍賈于1730年在給蘇丹的伊瑪目的信中如是說道：“這里（在巴黎），你鐘愛的亞里士多德已不再流行。如今一位法國人笛卡爾埃芬迪，他的思想主宰了一切。”霍賈的大使上司懷著驚訝和嫉妒的心情觀察這個“異教徒的天堂”，對其贊不絕口。在于歐洲各國設立常駐外交機構之前，高門已增派了臨時性的外交使團，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將之定義為學習之旅。后來任外交大臣的駐巴黎大使哈萊特埃芬迪，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要在哈萊特埃芬迪的所思所感和18世紀的‘概況’之間建立聯系”，歷史學家埃德海姆·埃爾代姆說道，我們將得出以下結論，“對歐洲模式接受的意愿更多出于被迫而非自愿，那種被全面擊潰或一敗涂地的感覺，那種斷裂過程的重量，在奧斯曼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中都能感受到。”

幾個世紀來，奧斯曼人對歐洲各國首都都視若無睹，為何現在又對它們傾心不已？或許正如阿里·阿克耶爾德茲所指出的，“奧斯曼退步”的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對歐洲缺乏了解。盡管與歐洲大陸交往頻繁，但此種無知直到18世紀末才暴露無遺，這并不是因為奧斯曼人不知道那里發生的事情，而是因為不能用現行的術語和解釋框架來分析當時的歐洲。大使們需要自己先搞懂，然后再教給奧斯曼帝國蘇丹及所有的顯貴們這些評判和組織世界的新思維方式。在學習期間，他們在認識論上花費頗多，因為必須在根本上轉變觀念，不再基于現有的模式框架來審視奧斯曼帝國，更不能用參照性的模式來審視，而是基于未來的想象來審視。至于埃布貝基爾·拉提卜埃芬迪的出使，他于1792—1793年間在奧地利待了227天，謝里夫·馬爾丁指出，他“成功地以前所未有的、詳盡的方式說明了該國的軍事、經濟和政治組織。在他的報告中僅有一句提及宗教，自滿地說到伊斯蘭教（比起基督教）在動員士兵方面更具優勢”。馬爾丁補充道，當時大使提交的報告大多帶有“唯物主義”特色。實際上，宗教已不再能為理解當下的歐洲及其與帝國的差異提供“鑰匙”。卡特·芬德利同樣強調，對于那些外交官而言，游歷歐洲意味著人生經歷的徹底斷裂，有著持久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后果：“第一批外交官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伊斯梅爾·費魯赫埃芬迪，他是優素福·阿加在倫敦的繼任者。據了解，費魯赫回到伊斯坦布爾后，投入到“科學協會”的創建中，匯聚了一批當時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活動包括研討科學、文學和哲學以及培養對此類內容感興趣者。協會的教育活動以及1839年建立的第一所新式公立學校對伊斯梅爾·費魯赫圖書館的兼并，都反映了他和他的朋友所產生的影響。最后一個例子凸顯了大使和“特使”的緊迫感，他們迫切希望縮短時間并通過模仿來實現歐洲幾百年來所取得的成就，這個例子來自海軍司令哈利勒帕夏。哈利勒帕夏于1830年寫道：“我剛從俄羅斯回來，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如果不模仿歐洲，我們將不可避免地被趕回亞洲。”這一判斷的巨大諷刺性在于：提醒奧斯曼人歐化必要性的是他們的鄰居，而這個鄰居此時正被屈斯蒂納侯爵譴責為“反歐洲”的化身。

《斷裂與延續：從奧斯曼帝國到現代土耳其》

作者 [法]哈米特·博扎斯蘭

譯者 董涵宇 李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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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奧斯曼帝國誕生于13世紀的安納托利亞，在塞爾柱帝國的余燼中崛起，逐步發展成為橫跨歐亞非的世界性帝國。歷經數個世紀的軍事勝利與領土擴張，其版圖從維也納城門一直延伸到也門，從阿爾及利亞直抵伊拉克。1453年，蘇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標志著帝國正式登上歷史舞臺；而在16世紀蘇菜曼大帝的統治下，帝國的權勢與影響力達到巔峰、被視為奧斯曼的"黃金時代”。這一帝國不僅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也在全球秩序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然而，這長達六個多世紀的輝煌背后同樣暗藏危機。民族與宗教的多樣性，既為帝國提供了廣闊的人力與資源，也成為不斷累積的隱憂：族群沖突、宗派對立、地方離心與中央集權衰落等，成為帝國揮之不去的陰影。為了避免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所言的“三代滅亡”的宿命，奧斯曼人努力救亡圖存，到了19世紀，深陷內憂外患的帝國啟動坦志馬特改革，試圖以開明專制與現代化舉措挽救頹勢，但終究未能逆轉衰落。臨近第一次世界大戰，它已被歐洲譏為“病夫”，最終在1923年徹底解體，讓位于凱末爾主義共和國。

至此，土耳其歷史與奧斯曼歷史發生了斷裂，新生的共和國一方面否認帝國的政治傳統，轉向民族國家的現代模式;另一方面，又在認同與記憶層面延續了某種“奧斯曼性”的遺產，而帝國時代的記憶、制度與認同、仍在不同程度上塑造著現代土耳其的政治與社會。

哈米特·博扎斯蘭

中東、土耳其及庫爾德問題研究專家，自2006年起擔任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研究主任，擁有歷史學與政治學博士學位。他的研究主要聚焦中東歷史與政治社會學、阿拉伯世界的革命與暴力，以及21世紀反民主現象的形成。

董涵宇，上海杉達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國近現代史。

李建勇，上海外國語大學孔子學院教師，主要關注世界史、法國史及法語區國家的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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