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 | 中國現代化的三輪驅動、基本原則與重要關系——基于農民視角的考察

作者簡介

賀雪峰，武漢大學社會學院，主要從事鄉村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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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化的三輪驅動、基本原則與重要關系——基于農民視角的考察

引用格式賀雪峰：中國現代化的三輪驅動、基本原則與重要關系——基于農民視角的考察，《科學·經濟·社會》2025年第4期，第41-62頁。

文章來源：科學經濟社會微信公眾號

摘 要：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未來三十年將是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中國現代化最重要的前提是處理好穩定、發展與創新之間的關系，三者不可偏廢。中國現代化應當同時在“小農經濟”“中國制造”“中國創造”三個方面發力，通過三輪驅動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中國現代化必須堅持一系列基本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認識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尤其是農民中的弱勢群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作用，以及農業和農村對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作用。同時，將農村和農業當成社會體制，以保障城市市場體制充分發揮積極作用，通過保護型城鄉二元體制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體制構架及進退自如的應對空間，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條件。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小農經濟；社會體制；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

2004年春節，筆者曾撰寫題為《中國農村發展中長期前景及目前的對策——兼論鄉村建設的極端重要性》的長篇報告，提出了若干重要判斷，產生了一定影響【1】。二十年過去了，中國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04年中國城市化率只有41.8%，2024年已達67%，城市化已接近完成。2004年中國GDP只有16.18萬億人民幣，2024年已達134.91億元人民幣。按美元計算，2004年中國人均GDP為1508美元，2024年已達1.35萬美元。這20年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而且是世界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十三五”期間，中國經濟告別高速發展階段，進入經濟新常態。2020年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及之后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遇到了一些困難。在這個當下，如何估計中國現代化的前景以及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策略，就特別值得討論。本文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學界和政策部門對重大理論與政策問題的深入討論，避免低水平的認識錯誤和決策失誤。

一?

中國現代化的前景

中國一定要實現現代化，中華民族一定要實現偉大復興。中國現代化道路肯定不可能一帆風順，而是道路崎嶇，有時候還很艱險，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在戰略上，一定要自信，要相信中國人民的智慧，相信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智慧，更要相信黨的領導這個最為重要的政治保證和組織條件。在戰術上，一定要認真考慮各種可能的不利條件，做最壞的打算，準備應對各種嚴峻挑戰。只有全方面做好準備，有辦法防范最壞可能，中國現代化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中華民族才能實現偉大復興。

從最近一百多年的世界歷史來看，19世紀形成的全球發展金字塔體系幾乎沒有改變過。一百多年來從發展中國家躋身發達國家的只有韓國，且韓國是在冷戰背景下靠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特殊支持才獲得的。處在全球發展金字塔塔尖位置的一直是歐美日等國家，人口較少，塔底則國家和人口眾多。少數塔底國家通過艱苦努力爬到塔身，往往也就到此為止，落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拉美和東南亞除新加坡以外的國家。

20世紀初，中國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經過一個世紀的革命和建設，尤其是通過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重構了社會基礎、經濟基礎和政治架構，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政治保證和社會經濟條件。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持續快速成長，終于從世界上最不發達的金字塔底層國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上升到金字塔塔身，全球金字塔也由此顯得有點臃腫。考慮到中國人口規模長期位居世界第一，應當說，中國由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行列躋身金字塔塔身，這個進步本身是十分驚人的，創造了世界奇跡。

接下來，中國現代化就面臨兩種可能前景：一種是落入通常所講的“中等收入陷阱”，持續擠在金字塔塔身位置，甚至可能再次落入底層，這是我們必須避免的；第二種是經過千難萬險最終躋身金字塔塔尖，變成發達國家。假定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中國GDP總量就是美國的一倍，中國崛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可以說就大功告成了。

之所以中國崛起不容易，原因有二：第一，中國躋身金字塔塔尖，在當前身處塔尖者來看金字塔塔尖就會變得過于擁擠，這樣的金字塔是很難穩定的。當前中國人口比世界發達國家總人口還要多約三分之一，中國躋身發達國家，目前已謀得既得利益的發達國家中的一些就有可能要降到欠發達國家行列，畢竟只有一個地球。也就是說，中國崛起會對既得利益格局造成沖擊，當前國際既得利益結構就一定會想方設法圍追堵截，阻止中國崛起。

第二，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多年，絕大多數時間中國經濟都保持了高速增長，經濟發展紅利巨大，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紅利。但隨著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經濟進入常態發展，可供分享的經濟剩余大幅度減少。而所有人的利益增長預期并未下調，由奢入儉難，各個群體為維護本群體利益不減少，勢必集結起來，以增加本群體財富分配談判能力，不同群體或不同階層就會產生利益沖突。這種利益沖突會極大地影響現代化最優決策，并可能造成嚴重后果。

中國現代化要避免第一種前景而爭取第二種前景，就需要對當前中國狀況進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對國際處境進行有效預判；就必須在未來政策設計和戰略決策上保持清醒冷靜，決策要科學，要留有余地，要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要抓住每個階段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最重要的是，學界和政策部門一定要在戰略層面和戰術層面展開討論，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唯如此，中國現代化才可以避免低水平錯誤，少走彎路，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

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

大概十年前，筆者提出“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的設想【2】，主要是希望破除學界和政策研究部門普遍存在的對中國小農經濟的誤解。到目前為止，筆者認為這個設想仍然十分重要，故在此再作簡單復述。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主要得益于出口導向的中國制造。中國在很短時間就變成世界工廠，尤其是珠三角地區和長三角地區更是變成了世界工廠的主要制造車間。中國制造價廉物美，具有突出的比較優勢。憑借中國制造，我們獲得了大量貿易順差，提供了大量制造業就業機會，以及迅速推動了基礎設施建設和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可以說，出口導向型中國制造的迅速發展是中國由不發達經濟走向中等收入階段的關鍵。正是中國制造獲得的貿易順差，讓中國有能力購買國外技術，引進科教人才，發展高新技術，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實行科教興國，以及推動產業升級。

“中國制造”的成功得益于很多條件。首先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強統一領導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政治前提。沒有國家統一和中央權威，經濟發展也就沒有政治空間。此外還有三個重要條件：第一是新中國數十年奠定的強大工業基礎，包括健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完備的基礎產業體系、良好的國民教育、大量優質熟練工人，以及積累幾十年的管理經驗；第二是新中國“地盡其利、地利共享”的公有土地制度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廉價土地資源，保證了中國制造有地可用；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是，進城農民為中國制造提供了廉價而高素質的勞動力。可以說，中國農民是中國制造最大的功臣，因為正是農民工在生產線上辛勤勞動，才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才讓中國制造在全世界具有壓倒性價廉物美的優勢，也才保證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絕對優勢地位。

農民工是從農村流入城市、進入工廠的。農民家庭一般并非全家進城，而是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年老父母與年幼子女留村。留村父母仍然耕種自家承包地，外出務工青壯年勞動力從城市獲得務工收入，年老父母獲得務農收入。由此，農業收入未減少，又增加了城市務工收入，所以農民家庭收入持續增加。很長時間以來，中國絕大多數農村的大多數家庭都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這一模式適應了農民家庭分工，增加了農民收入。反過來，這一模式也為中國制造提供了源源不斷的高素質廉價勞動力。高素質廉價勞動力是中國制造天下無敵的公開秘密。

農民工勞動力廉價來自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老年父母仍然留在農村務農，不僅有務農收入，而且農村生活成本低；第二，進城農民工因為有年老可以返鄉的保障(返鄉權)，并不一定要為自己養老做儲蓄，從而可以接受相對較低的工資水平【3】。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越來越多的農民家庭進城買房以及越來越多的農民為自己未來養老進行儲蓄(參加職工養老保險)。盡管如此，從全世界來看，中國農民工仍然是高素質且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從而繼續為中國制造提供全球競爭優勢。

隨著老年父母留守農村耕種自家承包地，以及農戶全家進城從而將承包地流轉給仍然留村務農的親朋鄰里，一些不愿或不能進城務工經商的青壯年夫婦通過接受進城農戶流轉出來的耕地，形成適度經營規模，他們就可能通過經營農業來獲得不低于外出務工的收入，進而成為村莊的“中農”。耕種自家承包地的老年人和進行適度規模經營的中農都是小農戶，都是靠家庭勞動力進行經營，以及都未離開村莊。村莊中的老年人和中農化的中青年夫婦，就形成了一個內生的穩定結構。結果是，雖然農村大量勞動力進城了，這些進城勞動力卻將他們之前的農村獲利機會讓渡出來，從而使留守農村的小農戶也有了擴大收入的機會。農民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就可以在這種利益讓渡與利益獲取上達成微妙的平衡。

這里十分重要的一點是，要防止外來資本進入農村，從而保護農村內生的“老年人+中農”的結構，并且，正因為沒有資本進入，農村獲利機會才可以順利讓渡到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村弱勢農民。一旦農民中的弱勢群體在農村還有機會，或可以在農村找到退路，就可以防止中國社會結構中的極化現象。也正是農村為最弱勢農民提供了獲利機會，提供了基本保障以及進城失敗的退路，農村就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尤其在出現經濟周期或者各種全局性政治社會不穩定時，不僅留守農村的農民可以少受影響，而且進城農民也可以在一個時期返回農村家庭，共度時艱。中國廣袤的農村可以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幾乎任何困難提供緩沖，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壓艙石就是這個意思。

未來很長一個時期，農村或土地不僅要解決農業問題，而且更要解決農民問題。農村和土地為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基本保障和返鄉退路，以及為應對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必然會出現的波動提供緩沖，就可以為中國現代化建設贏得寶貴的政治安全條件。

從這個意義上講，以老人農業和中農為典型代表的中國式小農經濟(或小農戶經濟)不僅為中國制造提供了高素質廉價勞動力，是中國制造奇跡背后的秘密，而且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礎地位。過去以及未來很長一個時期，中國式小農經濟仍將長期存在，并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正是小農經濟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強大韌性，提供了安全保障，提供了國際競爭優勢。

由中等收入階段邁入到高收入階段，當然不能只靠中國制造，更不可能只靠小農經濟，而必須有持續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產業鏈和價值鏈要從中低端向高端延伸，“中國制造”要向“中國創造”延伸。“中國創造”的前提是科教興國，是持續高強度的研發投入，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是用舉國之力重點突破，然后以點帶面，全面突破世界上既得利益國家的圍堵，真正躋身發達國家行列。

沒有產業升級，不靠科教興國，不能將“中國制造”升級到“中國創造”，中國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崛起，中華民族也不可能實現偉大復興。也就是說，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同時有三個方面都極為重要，不可或缺：中國制造的全球競爭優勢要保持，中國式小農經濟很重要，“中國創造”是關鍵。中國現代化應當同時在“小農經濟”“中國制造”“中國創造”三個方面發力。中國現代化因此可以稱為“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4】。

“三輪”都很重要，“三輪”不可或缺，同時，“三輪”并非并列的關系，而是相互支持、相互補充、相反相成的關系。“小農經濟”不僅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應對風險的基礎，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而且為“中國制造”提供了高素質廉價勞動力，從而為保持“中國制造”國際競爭優勢提供了基礎條件。到目前為止，“中國制造”仍然是中國獲得貿易順差、積累社會財富的主要領域，正是“中國制造”使得中國具有世界第一的工業生產能力。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不僅是過去中國經濟奇跡的首要功臣，而且一定是未來中國崛起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中國創造”就是要從發達國家現有高利潤（壟斷利潤）優勢產業中分一杯羹，就是要突破中國現有技術條件的限制，真正做到世界一流頂端。這個過程需要三個前提：一是科教興國，只有科技發達，教育興旺，“中國創造”才有持續不斷的科學技術源泉；二是國家高強度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三是市場體制必須發揮主導作用。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家資源有限，國家與社會就應當將有限資源優先集中于科教興國和高強度技術攻關上來，就要重視研發，將產業升級當作頭等大事。國家優先推動“中國創造”的成長，就需要將其他事業發展放在相對次要位置，就不可能“既要又要還要”。“中國創造”重點突破，由點到面，必然是一個艱難而長期的過程，必然要與國際既得利益作殊死搏斗，也就必然要有國家和社會的高度包容耐心，要有國家與社會的高度韌性和堅強意志。恰恰“中國制造”可以為“中國創造”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輸入，“小農經濟”則為“中國創造”提供了強大韌性。

“小農經濟”“中國制造”“中國創造”三輪驅動，相互支撐，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經過20年持續不斷努力，“中國創造”一定可以突破圍堵，真正變成中國經濟中的支柱。“中國創造”崛起，中國就可以形成全產業鏈優勢，就具有無可比擬的國際競爭優勢，就有了大量資源用于徹底改造中國式小農經濟，“三輪驅動”的中國現代化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就成功實現了。

三?

中國現代化必須堅持的

基本原則

2014年筆者出版《城市化的中國道路》一書時，國內學界和政策部門對中國現代化均持十分樂觀的態度，認為只要按當時的經濟發展速度，不出幾年，中國經濟總量就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中國崛起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經濟學家們每每講到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都會計算外貿、內需和投資的三駕馬車，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要是低于8%，就會出現就業不足、引發嚴重社會問題，因此鼓勵政府出臺各種刺激經濟增長政策，鼓吹教育、醫療和住房市場化，但最終搞成了當前全國人民背負的“三座大山”。隨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學家的鼓吹卻持續至今【5】。當前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遇到了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困難，國際上西方圍堵，國內房企和地方政府債務頻頻爆雷，中國經濟究竟應當向哪里去，成為嚴峻問題。以前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和財政部財政科學院院長劉尚希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的分析框架仍然是“三駕馬車”論，他們開出的唯一藥方就是通過無條件市場化來釋放消費潛力，提高經濟增長率，但對中國經濟本身的復雜結構缺少基本考量，更缺少對中國現代化所處復雜階段的基本考量。他們不能理解當前中國經濟中的結構問題，無法理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各類辯證關系，泛泛而論，無的放矢，用短期目標替代長遠目標，以數量加減代替結構分析【6】。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對當前中國所處國際國內環境進行了深刻分析，指出中國現代化建設要“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7】，未來發展中，必須做到戰略上自信、戰術上認真。在戰術上必須堅持以下若干方面的原則。

（一）堅持科教興國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科教興國的核心是把科教優勢轉化為中國產業優勢，助力中國產業由中低端制造業向高端產業發展，實現由“中國制造”到“中國智造”和“中國創造”的轉變，補齊中國產業短板，提高中國產業競爭力，形成不被卡脖子的全產業鏈的中國產業體系，從而不懼西方圍堵以及可以突破西方圍堵，又能利用中國最大單一市場體系的優勢和“一帶一路”建設成就，具備獨立自主的產業能力。因為具有了獨立自主的產業能力，西方圍堵就不可能成功，也就沒有必要再圍堵中國了。

科教興國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辦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既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的公民，又培養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一流人才和各個層次的優秀人才。在辦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上面，國家要舍得投入。另一方面是支持科研攻關，要不怕失敗。越是高新技術，越接近無人區，越需要大膽探索。失敗是成功之母。通過大量投入研發資源，就一定可以在前沿科技上面處處突破。

不僅要支持大學科研，而且要大力支持國家專門科研機構的研發能力，要大力支持大型國企民企提高研發投入，要形成全國有條件機構共同搞研發的良好氛圍，同時又要做好協調工作。研發一定要與產業結合起來，變成產業升級。科技進步如果不能轉化為產業升級，就是虛的，就是沒有用的。對于新興產業，國家也要制定產業政策予以扶持，扶上馬送一程。再有20年的產業扶持，中國不僅可以在某些產業領域補上短板，而且可以在大多數產業領域與世界先進水平并行，最后在很多產業領域成為世界產業的引領，比如目前在華為5G、新能源電池和新能源汽車方面，中國已有引領優勢。

實施科教興國戰略，扶持產業發展，都是需要有大量投入的。在這方面國家要進行持續的高投入，要想方設法將國家和社會資源集中到科教興國和戰略產業的發展上來。這不僅是因為這方面投入的回報率特別高，而且只要戰略產業能發展起來，“中國創造”能領先世界，就等于中國已經真正崛起了。未來二十年，中國就是勒緊褲帶也要支持科教興國和發展戰略產業，這是中國能否順利實現現代化的關鍵。

（二）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體，14億中國人民足以支撐起中國產業迭代發展，只要在充分競爭的中國市場上生存下來，大概率在全世界的市場上也會有顯著競爭優勢，其中典型如手機、電商等等。中國不可能在閉關鎖國基礎上實現現代化，而只可能是在開放的市場體系下實現現代化。中國產業競爭力也就只可能靠市場上的優勢。

市場競爭是殘酷的，失敗了就血本無歸，成功了可以賺得缽滿盆滿。市場可以充分調動市場主體集中所有智慧參與其中，從而激發出最大的社會活力。從產業來講，經歷了市場殘酷競爭和淘汰，能生存下來的才是最具有創新能力和活力的市場主體。通過優勝劣汰，市場實現產品甚至產業的快速迭代，從而推進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建立了充分競爭的市場，在每個充分競爭市場中，各個市場主體進行激烈甚至殘酷（不是非法）的競爭，市場自然選擇出最具有競爭力的主體，這個主體再去參與國際競爭，一定會勝多敗少。也正是通過市場的殘酷競爭，篩選出來最有潛力和活力的產業或企業（市場主體），從而實現產業升級和迭代發展。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前提是市場也是有規則的，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同時，也并非所有方面都只能靠市場，比如教育、醫療的市場化就容易產生大問題，住房市場化也帶來了嚴重問題。教育、醫療、住房成為新時期的“三座大山”，沉重壓力壓到人民群眾身上，人民群眾變成房奴，以至于不敢結婚生子，這就是嚴重問題了。

市場競爭，優勝劣汰。市場有風險，創新型產業發展能否籌得風險投資，十分關鍵，能否形成促進風險投資同時又可以分散風險的體制機制，就是市場與創新能否結合的關鍵。結合得好，科技創新、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就有了不竭的活力源泉。

市場競爭必然有失敗者，血本無歸。因此，越是市場體制往往就越是要有一個社會的體制來對沖與平衡。只靠市場作用，市場就會造成社會的兩極化，貧富差距無限拉大，弱勢群眾毫無保障，這樣的社會是不可能穩定的，這樣的國家一定會發生社會不穩定甚至劇烈的政治動蕩。

（三）搞好社會建設

要建設一個充分的市場，就同時要搞好社會建設，建設一個有效的社會。

市場是講效率的，是優勝劣汰的，是有失敗者的，也是有兩極分化的。市場成功者可以獲得遠多于社會平均水平的財富，這些成功者有能力保障自己的工作，有能力讓自己體面地生活。問題是，市場越充分，就越是要進行更大范圍和更高強度的優勝劣汰，就只可能留下更少的成功者，而產生出更多的失敗者。如果市場失敗者連基本保障也無法獲得，這個數量龐大的市場失敗者群體就一定會不滿，社會基本秩序就難以維持。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社會就可能陷入激烈沖突之中。

因此，在市場條件下必須進行社會建設，必須為大多數人提供基本保障，必須讓經濟發展的成果讓所有人分享。正是基于此，改革開放以后，經過一段時間的充分市場化，國家開始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建立低保制度和全民醫保，建立城鄉統一的居民養老保險，以及推動建立帶有一定強制性的職工養老保險。在進入新世紀以后，國家取消了專門面向農民收取的各種稅費，向農村投入大量資源建設城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建立健全農村低保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立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尤其是通過精準扶貧在全國消滅了貧困，全國八千多萬貧困人口歷史性地告別貧困，中國進入全面小康時代。當前國家又以鄉村振興統領“三農”工作，鄉村振興既要防止農村出現規模性返貧，又要為農民建設美好幸福生活。與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無論多么偏遠的中國農村，基礎設施、基本公共服務以及農民生活水平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相對于城市，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仍然偏低，因此近年來每年都有“農民也應當有足夠的養老金”的議論。農民沒有足夠的養老金，就只能靠子女養老。每個月一二百元左右的基本養老保險金無法為農民保障體面的養老生活，農民過了60歲仍然要從事農業生產，或者只能靠子女養老。

歐洲發達國家已建立從出生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系，中國不僅農村遠遠無法相比，而且城市福利水平也遠遠無法相比。也是因此，國內學界和政策部門就有一種議論，首先要做到中國城鄉基本保障的均等化、一體化，然后向歐洲發達國家看齊，學習歐洲發達國家在社會建設上的先進做法。

不過，中國現在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在社會建設上尤其是社會福利體系建設上，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當前階段，中國現代化最重要最關鍵的任務仍然是發展，是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中國社會建設的重點就是要形成對市場帶來兩極化的對沖。當前階段要建立高水平的全民福利保障體系仍然是不現實的。

當前中國實際上是有一個比較有效也比較廉價的社會建設載體的，這就是與中國最大弱勢群體的農民“三位一體”的另外“二位”的農村和農業，為幾乎所有農民提供了家鄉，提供了鄉愁，提供了農村退路，提供了農業就業機會，提供了農村宅基地與住房，以及提供了農村熟人社會資源。雖然農村這個保障水平并不一定高，卻比在外漂泊流浪要好。當前中國相當多數且越來越多的農民有能力通過市場進入城市，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是有能力通過市場獲得自己基本保障的農民中的強勢群體。那些缺少進城機會和進城能力的農民中的弱勢群體(包括不習慣在城市生活的老年農民)，他們就可以借助農村和農業這個土地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和傳統村社熟人社會，來獲得收入、就業與意義感。國家通過向農村輸入資源，發展村社互助養老，讓農民中的弱勢群體也可以獲得在農村的體面生活，這就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為重要的也許只是過渡也許不只是過渡的社會建設。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防止資本主義和市場體制對農村的徹底侵蝕，保留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成分和村社熟人社會傳統，可以為農民這個弱勢群體提供雖然不一定高卻極為重要的基本社會保障。

（四）降低治理成本

中國現代化仍然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尤其需要有強大的國家能力，集中統一的領導，和廉潔高效應對事務能力的行政體系。強大的國家行政能力是新中國一直以來的優勢，同時，強大的行政能力又往往會自我膨脹，將本來應當由市場和社會解決的問題攬到手上，從而具有了無限責任，造成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

一般來講，建設美好生活應當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情，國家為人民群眾追求美好生活提供市場條件和法治保障。為了追求更好生活，就要自己到市場上打拼，就要承受市場風險。只有當個人追求美好生活失敗以至于生活基本保障存在困難時，國家才應當提供無條件的幫助。國家只為個人保底而不能代替個人去創造屬于他們自己的美好生活。

任何一個社會都一定會有小概率事件。對于小概率事件防范過嚴，往往不是防住了小概率事件，而是積累形成更具爆炸性的大概率事件。正常社會通過小概率事件充當社會安全閥，防小概率事件，不僅防不住，而且往往造成社會安全閥的失靈，從而可能造成更嚴重的問題。同時，防小概率事件必然是高治理成本的。

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不僅包括國家治理體系的正規化、規范化，國家治理能力的精準化、精細化，而且更包括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對于基層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首要的是治理有效。治理無效，無論治理體系多么正規復雜，都不可能實現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在當前階段，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巨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從而可以舉全國之力，萬眾一心搞建設。同時，這個巨大優勢如果使用不當就可能變成劣勢，其中最容易出現的一個誤區就是進入本來應當由市場和社會來調節的領域，代替市場與社會，導致市場與社會活力不足。因為權力集中，以為可以防止小概率事件，結果卻是為防小概率事件，極大地提高了治理成本，造成基層治理微循環的受阻，形式主義嚴重。

從負面角度來看，目前的行政模式容易出現“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困境。從正面角度來看，這種體制又是“一亂就收，一死就放，收收放放，收放自如”。也就是說，通過靈活調整，可以保持國家與社會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最佳的動態平衡。這里面特別關鍵的是對國家領導藝術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國家必須時刻對形勢進行研判，從而決定如何以及何時何地收放權力。

保持社會活力，保證市場自由，允許基層治理中出現失誤與失敗，從而使整個社會保有強大活力，保有原始沖動，同時又降低治理成本。低成本才可持續。當前時期，基層治理中過于強調精細治理和精準治理，過于防范小概率事件，過于嚴格執行自上而下的紀律，就不僅造成了基層治理難以持續的高成本，而且扼殺了社會活力。這是不利于中國現代化事業的。

（五）防止浮財

針對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以及出現的發展困難，某些經濟學家的建議看起來很“高大上”：“只有通過繼續深化改革才能走出當前困境”。所謂繼續深化改革，實際上就是要將更多之前未被市場化的領域推進到市場之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們一直認為，只要農民土地入市了，就可以產生出巨額財富；當前（以及過去和未來）走出困境的辦法就是讓各種生產要素進一步市場化，讓農民的宅基地入市，讓農民獲得財產性收入（以土地入市為前提），讓農民進城從而在城市買房，在城市消費，以拉動內需，等等。據這類經濟學家說，只要取消戶籍制度，讓農民進城，按城市居民水平消費，全國就可以增加30%的內需，經濟就可以持續增長。他們所不知道或不想知道的是，農民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即使農民進城了，他們也沒有錢消費。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顯然不是通過將所有領域包括農民土地市場化，從而推動一般消費，提升GDP，而是要通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提高中國經濟的品質與內涵，改變中國經濟的結構。

一直以來，經濟學家和政策部門最樂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城市化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他們關心的城市化并非城市為二、三產業提供了最好的場所，因為城市本身的聚集可以為二、三產業提供便利，同時，城市聚集形成規模不僅可以降低二、三產業的服務成本，而且可以提供二、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便利配套和規模經濟。

他們關心什么呢？他們關心的是，當房價已是建筑成本的十倍、二十倍時，讓開發商建大量房子，就可以提高地價，可以提供稅收，可以拉動建材需求，可以推動裝修家居業，當然也可以為開發商賺取暴利。一平方米住房建筑成本只有2000元，卻帶動上下游二十倍的產值，這些產值最終都成為利潤進入各行各業腰包，所有人都從住房建設中賺了錢，經濟也被拉動了，中國經濟因此而走向高速發展道路，國家財富也突然間極大地增長了。

現在的問題是，房子畢竟不是美元更不是黃金，而是用來住的。房價推高到建筑成本的20倍，各行各業都從中賺錢了，房子卻一定得有人來買。最后，買房子的市民拿出畢生積蓄付首付，一輩子成為房奴，通過犧牲自己基本生活來還房貸。因為房價很高，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城市二、三產業發展也面臨著房價的困擾。

之所以高房價也要買房，因為據說進城買房是剛需，既然是剛需，那就宰你沒商量。只要農民不斷進城，城市住房還有人因剛需而貸款買房，城市就有了一本萬利的好生意，各方面都通過這個幾乎沒有技術含量的建房買房行為來推動經濟增長。因為房價一直在漲，房子就等于現金，有錢人就炒房，經濟條件好的人就有幾套房，拆遷戶就有幾套房。結果，在城市，除了剛需戶買不起房以及年輕夫妻貸款買房、成為房奴以外，城市有錢人都有好幾套房子，中國城市人均住房面積競然超過歐美發達國家，且中國城市人口絕大多數是自有住房。一戶有三套住房（300平方米），按每平方米4萬元價值計算，這一戶僅住房就價值1200萬元，這就不只是中產階級，而是小富豪了。

現在的問題是，只要造房子一本萬利，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就一定要造出更多房子來。結果，所有剛需都滿足了，而因為城市生活成本太高，年輕夫妻成為房奴，不愿也生不起二胎，生育率持續下降，對住房需求的預期下降；突然之間住房賣不出去了，過去那些等同現金的住房也就變成了建筑垃圾。接下來大概率房價持續下跌，過億的中產階級突然發現自己沒錢了。

過去地方政府通過壟斷土地供給獲得了大量土地財政收入，將土地財政收入用于搞城市基本建設，也為城市生產生活提供了便利。這是土地財政的貢獻。不過，很多地方政府卻未充分珍惜寶貴的土地財政收入，而去做了大量鋪張浪費的形象工程。現在城市房價上去了，城市生產成本變得無比高昂，本來城市是為了更好地發展二、三產業的，現在城市卻讓人難以生活。

以上僅是舉了浮財的一個例子，以此說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財富。以為只是在城市建房子然后高價賣出去，就可以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不斷內需的想法，是幼稚的。之所以進城農民愿意在城市高價買房子，是因為城市可以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而就業機會來自二、三產業發展。過度刺激房地產，不斷推高房價，形成了很多浮財，結果就是房地產排斥了二、三產業，最終不僅無法為城市產業發展做貢獻，而且一旦泡沫破滅，必將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

同樣，農民的土地也不值錢。有人盯著農民的宅基地，據說之所以農村宅基地管理職能從之前的自然資源部劃到農業農村部，是希望借農民宅基地里面埋藏的“驚人財富”來搞鄉村振興事業。這種想法當然十分表面，因為耕地都不值錢，農民用于建房子的宅基地實際上就是一塊荒地，這塊荒地怎么可能像變魔術一樣變出“驚人財富”來呢？！

中國不需要表面上的經濟增長率，而需要通過改變經濟結構來達到經濟質的成長。一定要防止浮財，否則搞不好我們就可能落入到日本“失去30年”的悲劇中。

（六）保證糧食安全

中國是人口大國，中國人必須將飯碗端在自己手里。中國糧食出了問題，世界上沒有國家能幫得了我們。實際上，世界上可以用于國際貿易的糧食很有限，且一旦中國糧食出現問題，就很可能因此被卡脖子。

當前中國主糧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給有余，進口部分主糧主要是調劑性的。中國進口玉米大豆等糧食，每年進口量大約為1.4億噸，用作飼料或榨油，這個進口量是比較大的，雖然不是主糧，也影響到廣義的糧食安全。中國每年進口農產品數量如果換算作面積，據說要有五六億畝耕地才能生產出相當數量的進口農產品。中國只有不足20億畝耕地，復種指數在1.2~1.6之間。目前的復種指數處在低點，每年農作物種植面積只有25億畝左右，其中糧食類作物總種植面積大概18億畝，占全國農作物總種植面積的70%。

適度進口糧食有利于保護耕地，減少耕地過度生產所帶來的地力耗損，也減少了對水資源的需求以及農業污染。從當前中國糧食生產的實際來看，因為連續十多年糧食增產，全國甚至出現了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賣糧難，糧食價格已很多年未調整。種糧不賺錢，農民缺少糧食積極性，由此帶來了較為普遍的土地拋荒尤其是季節性拋荒，即本來可以種三季的土地只種兩季，可以種兩季的土地只種了一季。如果種糧有利可圖，中國耕地復種指數可以大幅度提高，達到1.6的最高點，就可以增加大概8億畝種植面積，這個種植面積保證糧食安全綽綽有余。

在當前糧食總體供過于求的情況下，糧食安全的重點在于“藏糧于地”和“藏糧于技”。通過技術進步尤其是通過品種改良、機械化以及新種植技術推廣，糧食產量還有較大提升空間。

“糧食安全”應當是動態的，并非生產越多糧食就越好，畢競對糧食的需求也是有限的，生產糧食太多，供過于求導致谷賤傷農，也是嚴重問題。適度進口糧食尤其是進口非主糧，可以減輕對耕地的掠奪性種植，保持地力，一旦遇到特殊情況，即可以迅速恢復土地生產能力，保證糧食供給。

當前中國完全做到了主糧自給，以及總體上的糧食安全。最重要的是，一旦遇到極端情況，在農業生產力（尤其是機械化）具備的情況下，可以通過迅速提高糧食復種指數，增加糧食種植面積，來增加糧食供給，保證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的核心是糧食生產能力。只要保持了糧食生產能力，又有足夠糧食戰略儲備，就可以保證糧食安全。反過來，不顧條件、不惜代價將當前所有土地都用于生產最多的糧食，而不愿意從國際上進口一定數量的非主糧，其結果一是過度損耗了地力，反而不利于可持續的糧食生產；二是糧食生產過多，供過于求，也必然會谷賤傷農，不可持續。

當前糧食安全的關鍵是保持耕地的農業生產力，以及在特殊情況下通過提高糧價來大幅度提升耕地復種指數，從而可以保證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糧食安全的基礎是保有耕地的數量，尤其是保有高產農田的數量，要堅決防止農地的非農化和非糧化。也是基于這樣的考慮，國家近年出臺的法律和政策中提出劃定“永久基本農田”，并且要求城市規劃和產業規劃必須以土地規劃為基礎，做到“多規合一”。甚至有學者和政策官員認為城市應當建到山上，因為平原、三角洲地帶都是最適合生產糧食的肥沃耕地。這樣的認識顯然過于偏頗了，畢竟沒有哪個國家是因為土地多就現代化了，反過來現代化實現程度往往與人均耕地數量沒有關系。保護耕地走到極端，看不到糧食生產本身也要依靠市場（糧食供需及由此決定的價格）和技術進步，而不是只靠土地，就會犯錯誤。如果土地保護極端原教旨化，不計成本，不講代價，其后果就不只是無法保證糧食安全，而且會阻礙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提高中國現代化的成本，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保證糧食安全也要尊重客觀規律。

（七）有效應對“未富先老”的挑戰

當前中國開始進入生育率下降的階段，老齡化構成了當前中國仍然處在發展階段的重大挑戰。“未富先老”，這個“未富”就是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正處在中等收入階段，國家財政能力有限，人民群眾可支配收入也不高；“先老”是指中國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勞動人口與養老人口的比例越來越低。過去是四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老年人，現在變成三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老年人，將來可能變成兩個勞動人口養活一個退休老年人。具體到家庭，則可能變成一對青壯年夫妻要養活四個甚至八個老年人。中國社會中生產財富的勞動人口大幅度減少，消費財富的退休人員大量增加。

因此，“未富先老”導致的問題是，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的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用到了養老，而越來越難以籌措到發展戰略產業的資源，財政緊張，資源短缺，需要用錢的地方特別多，可以用的資源卻沒有。這正是當前不僅發展中國家而且發達國家都存在的困境。發達國家存在這個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全面的福利保障體系，尤其包括社會養老保障的高額支出。相對來講，西歐和北歐國家比美國有更好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

中國雖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也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有更大的建立高水平社會福利體系的壓力。

從國內來講，建立更加優質全面且城鄉均等的社會福利體系也越來越被認可。甚至社會保障方面的研究者都在以此為前提設計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比如強制要求企業單位繳納工資總額的16%的養老保險基金。

繳納養老保險基金是三方共同努力為勞動者建立養老保障。第一方是勞動者要將個人工資的8%拿來繳納養老保險基金，第二方是企業單位，第三方是國家財政補貼。三者加起來要占到勞動者工資的35%左右（計入了國家財政補貼）。也就是說，如果不繳納養老保險基金，一個勞動力的月工資可以有5000元，如果繳納了養老保險基金，則月工資只有3250元。對于缺少現金收入的農民工來講，他們寧愿要5000元工資，而不愿要雖然有養老保障卻只有3250元的工資，原因不僅在于他們有強烈的現金收入傾向（等著積蓄為兒子娶媳婦呢），而且進城務工必然會有支出，以每個月必須支出2000元生活成本計，若有5000元收入，則每月可以節余3000元，若以3250元計，每個月只能節余1250元，兩者相差甚巨。農民工顧得了現在，顧不了將來。這就是為什么農民工普遍寧愿到工地而不愿到工廠的一個原因：因為工廠必須強制繳納養老保險，工地可以不繳，所以工地薪資水平往往更高。

因此，在設計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時，就不應當一味學習西方發達國家，也不能只是出于情懷，而應當深入理解中國國情，從國情出發，尋找中國優勢，發現中國資源，以有效應對中國“未富先老”的問題。

中國老齡化最嚴重的地區以及養老資源最少而問題最多的地區在農村，具體到農村養老問題上就有兩種很不相同的應對老齡化的辦法：一種是通過建立養老賬戶，繳納養老保險金，到60歲開始領取養老金來養老；另一種是非賬戶養老，主要是以子女養老為主，同時輔之以村莊互助養老。后者是當前中國農村普遍的現實，前者則是當前政策部門著力打造的未來。

應當說，這兩種辦法都存在一定合理性。無論哪種辦法，國家都要給予一定資源支持。現在的關鍵是，國家到底應當將支持農民養老的資源主要投入到哪個方向上。僅僅從農村養老來看，農民有兩個十分重要的資源或條件：一是村集體所有制，讓每個農村老年人都有自己的住房和承包地；二是村社熟人社會傳統。利用好這兩個資源，村莊實際上是可以做到低成本養老的：只要身體健康的農村老年人從事農業生產，就不僅有收入，而且也算就業，是可以將生活意義和社會交往建立在勞動之上的；如果有國家一定財政支持，村莊低齡老年人可以為高齡老年人提供相對有效的互助服務，從而只需要較少資源，就可以建立水平不低的基于農村資源的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8】【9】。

（八）防止過度經營縣城

縣在中國歷史上一直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郡縣治，天下安”。一直以來，縣域經濟也受到充分重視。尤其在當前時期，縣域經濟既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強大保障，也為工業化城市化提供了有效途徑。通過發展縣域經濟，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民就業，推動產業發展，拉動GDP增長，就成為全國絕大多數地方政府進行決策的重中之重。也正是因此，經營縣域，發展縣域經濟，長期以來都是全國各地工作的重點之一。近年來全國幾乎所有省、自治區、直轄市推動的“擴權強縣”，更是為經營縣城加了一把火。

中西部地區領導普遍有一個認識，就是中西部地區大中城市的發展，尤其是省會城市的發展并不比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差太多，真正差距是在縣域經濟，如果縣域經濟能夠趕上沿海發達地區，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就可以迎頭趕上。這種認識在學界和政策部門很有市場，也是近年來中西部地區普遍推進“擴權強縣”改革的認識依據和動力來源。

問題是，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縣域經濟與中西部縣域經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早在20世紀70年代，東部沿海地區就開始了迅猛的鄉村工業化進程，到世紀之交，整個東部沿海地區農民離土不離鄉，農村生產生活方式均已城市化。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外來勞動力。密集的二、三產業，良好的基礎設施，便利的交通，以及城鄉一體的規劃，使東部沿海地區形成了不分城鄉的龐大城市經濟帶。雖然在這樣的城市經濟帶內仍然存在縣鄉村建制，但這樣的建制不過是名不符實。之前的以農業為主的農村已經不存在了，縣域經濟變成沿海城市經濟帶的內在組成部分。也是因此，雖然名義上仍然是縣鄉村，實際上二、三產業高度發展，GDP總值和人均GDP都遠遠高于以農業為基礎的中西部地區。全國百強縣基本上都集中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就是這個原因。

中西部地區雖然在20世紀也一度興辦了繁榮的鄉鎮企業，卻在20世紀90年代關停，鄉村工業化戛然而止。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土離鄉，進城進廠，農村出現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齡化，農業變成以老年人為主，再加上內生出來數量不大卻很重要的中農。

到目前為止，全國中西部地區縣域經濟都十分缺少現代制造業，其中原因是產業發展有其內在規律，尤其是外向型加工制造業需要幾個條件：離港口近（沿海）；形成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基礎設施好；距離市場中心近（容易獲取市場信息）；以及可以從區域經濟中獲得技術支持和產業配套。這就是為什么現代制造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城市經濟帶及中西部大中城市，而中西部縣域經濟卻發展不起來現代制造業。

在當前全國產能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中西部縣域發展現代制造業就更加沒有可能。即使從沿海淘汰下來的落后產能進入縣域經濟也會因為成本高（配套不全）而難以生存。更麻煩的是，中西部地區“擴權強縣”，縣域經濟與地市爭奪從沿海轉移過來的“落后產能”，就會造成產業分散的規模不經濟，結果就是縣域經濟固然發展不起來，地市經濟也因為缺乏經濟集中度而難以發展【10】。

沒有現代制造業，沒有第二產業的就業，就不可能發展出像樣的第三產業，縣城也就不可能為進城農民提供充分就業。在這種情況下經營縣域就只有一種可能，這就是想方設法在縣城發展房地產，千方百計鼓勵農民進縣城買房，而農民用于買房的收入只能來自務農和外出務工。也就是說，經營縣城變成向留村務農的農民和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榨取財富，農戶家庭在縣城買房卻沒有就業，他們買的房就無法住，就將自己一生勞動所獲得財富變成無用且無益的房子。這樣來經營縣城就會榨干農民血汗，而且幾乎肯定會留下嚴重的縣級政府的債務（無論用什么形式比如城投公司）。

當前全國中西部地區都正在以東部沿海地區縣域經濟作為目標來經營縣城，這樣的經營肯定是不能成功的。過度經營縣城的病一定得治。

（九）防止鄉村振興中的激進主義

鄉村振興是“三農”工作的總抓手。當前關于鄉村振興的理論與實踐存在著顯著的理解偏差，實踐中產生了很多問題。鄉村振興必須放置在中國現代化的大背景下理解。首先要理解為什么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及要振興誰的鄉村。中國現代化必然同時是城市化的過程，大量農村人口進城，農村出現了普遍的空心化和老齡化。這是現代化的必然。

農民城市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性進程，也一定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農民進城是為了謀取更好的生活，他們在城市務工經商，積攢在城市體面安居的資本。經過長期的艱苦努力，一部分進城農民實現了他們在城市體面安居的目標，他們順利融入城市，成為城市人。他們是農民這個弱勢群體中的強勢群體，是城市化和市場化的獲益者，是有能力在市場經濟大海中游泳的勇者。雖然出身是農民，他們卻已成為地地道道的城市人。他們就不再需要鄉村振興戰略來為自己獲益受惠了。

進城農民中仍然會有相當一部分家庭難以在城市體面安居。他們努力在城市打拼，卻屢屢失敗，他們就需要有萬一打拼失敗時的農村退路。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年輕時進城打拼，年老時仍然未能獲得城市體面安居條件而可能返鄉。這些進城農民就與農村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于他們來講，鄉村振興就是要為進城失敗保留退路。

在農民進城大潮中，有相當一部分農民仍然留守農村。留守農村的農民有兩類群體：一類是農村老年人包括進城失敗返鄉的老年人；一類是仍然可以從農村和農業中獲得收入的中農家庭，這些中農家庭通過獲取進城農民讓渡出來的各種農村獲利機會擴大農業經營規模，提供農村社會服務，增加了收入，從而可以在農村體面生活下來。

對于留守農村的老年人和中農來講，鄉村振興就變得十分重要。留守農村農民的最大關切是能否獲得與城市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是能否保持基本生產生活基本秩序，等等。鄉村振興戰略為仍然留村農民提供了生產生活基本秩序，破解了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集體行動困境，從而使留守農村的農民仍然可以獲得相對體面的生活。

中國現代化一定同時是城市化的過程，二、三產業主要集中在城市，農業產值占比越來越低。在中國人口有接近一半為農村人口時，農民進城是大勢所趨。城市比農村有著多得多的市場機會，越來越多農民進城淘金。進城農民越多，就將越多之前他們在農村占用的資源和獲利機會讓渡出來，也就讓留守農村的農民更容易捕獲這些資源與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化一方面造成了農村空心化，農村變得蕭條；另一方面卻大大緩解了農村人地關系的緊張，使留守農村的農民有了更多獲利機會。

鄉村要為什么人振興？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鄉村振興是為了農民。之所以是為了農民，是因為農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為龐大的弱勢群體。也就是說，鄉村振興首先要為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提供應對市場與城市化挑戰的能力。

雖然總體來講，農民是中國現代化中的弱勢群體，卻并非所有農民都是弱勢群體。

所以，鄉村振興尤其要為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幫助。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既包括進城可能失敗的農民及他們的家庭，也包括留守農村的老年人和中農。

既然鄉村振興的主要目標是服務于農民中的弱勢群體，鄉村振興就顯然不可能將鄉村建設得比城市更好，而只是要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為弱勢的群體提供基本保障和進城失敗的退路。這是一個底線的標準，而非當前全國地方政府普遍將鄉村振興等同于美麗鄉村建設的錯誤實踐。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是為城市化與市場化中的相對弱勢群體提供保底與出路，是保障性的，基礎性的，是為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尤其是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服務的。當前鄉村振興地方實踐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目中無人，不知道鄉村振興究竟是要為什么人服務，結果就是大量鄉村振興投入打了水漂。

圖源網絡

四?

中國現代化必須正確處理的

重要關系

中國現代化必然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進程，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按圖索驥，不能沒有主次，而必須對所有問題進行具體分析，在具體分析中找到一個時期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再來克服困難，解決問題，一步一步通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以下就一些基本且重要的關系進行辨析，以提供思考當前中國現代化對策時的條件。

（一）先與后

過去一度有“四化同步”的說法，即“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整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如果機械理解“四化同步”，就容易變成讓農民進城與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而一般理解的農業現代化都是以土地流轉形成規模經營為前提的。這樣的理解就變成：隨著農民進城，將進城農民土地流轉出來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現代化。這就將農民進城與農業現代化甚至土地規模經營等同起來，在地方政府的實踐中就變成出臺各種政策推動農村土地流轉，甚至鼓勵資本下鄉流轉農民土地，以盡快斷絕農民與土地的聯系。

但實際上，中國農民進城恰恰是一個很長的歷史性進程。農民進城往往先只是家庭中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而年老和年幼家庭成員留村，農民往往是年輕時進城而年老時返鄉，以及農民總是在城鄉之間不斷地往返。他們進城的同時都會保留農村退路，一旦進城失敗就要退回農村。

農民進城的這種復雜性就決定了農民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承包地。當前中國三分之二的耕地仍然由農戶家庭自種，接近90%的耕地仍然由本村農戶耕種，且絕大多數耕地仍然是小規模經營。這就說明農民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之間是不可能同步的關系，而有一個很長的時差。只有當中國絕大多數農民都已進城且在城市體面安居時，中國農業現代化才可以進入快車道。也就是說，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小農戶經濟仍將是中國農業的主要實踐形式。

關于中國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關系也頗為復雜。顯然，沒有農村現代化就不可能有整個中國的現代化。原因是整體是包含局部的，中國現代化內在包含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農村沒有實現現代化，當然不可以說整個中國實現了現代化。這樣講“沒有農村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現代化”，當然是毫無問題的。同時也可以講，沒有中國現代化也就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因為中國現代化最核心的指標是工業化，以及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當前階段，中國現代化內部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顯然不可能是同步的，也不可能等量齊觀，而必然是有主次、先后和緩急的。當前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對來講不是那么急。原因是農村土地仍然為兩億多農戶提供農業收入、就業與意義來源，農業規模經營條件并不成熟。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進城農民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而如果離開了工業化和產業升級，離開了中國經濟走出中等收入階段，城市就不可能為進城的多數農民提供就業與收入保障，他們就不敢放棄農村小塊土地，農業現代化也無從談起。

以上討論是想說，在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是不可能任何事情都同等重要，沒有先后、主次和緩急的，而總有一些部分是主要矛盾，是一個時期的重點任務，是必須優先重點解決的問題。當前中國現代化的主要矛盾是突破國際既得利益結構的圍堵。因此，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才是中國現代化重點的重點，關鍵的關鍵，農業現代化則應當“慢半拍”。當前中國農業和農村的關鍵不是所謂現代化，而是要為仍然要依托農業和農村的數量極其龐大的農民中的弱勢群體提供農業收入、就業基本保障以及進城失敗的退路。

（二）城市與鄉村

現代化必然意味著城市化。當前中國城市化率已達67%，不過中國戶籍城市化率不到50%，戶籍城市化率與居住地城市化率之間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約20個百分點的差距。這也是被學界和政策部門廣為詬病的中國戶籍制度的問題，以及由此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痼疾。也因此社會共識是取消戶籍制度，推進城鄉一體和城鄉融合。樓繼偉和劉尚希等人更是認為借此可以煥發出中國30%的經濟增長潛力。

現在的問題是，除極個別情況以外，農民進城幾乎不再受到戶籍限制，反過來倒是地方政府普遍鼓勵農民放棄農村戶籍進入城市。從地方政府來看，農民放棄農村戶籍至少有兩大好處：第一，有利于推動農村土地集中以及因此更快實現農業現代化；第二，農民進城買房就可以極大拉動內需，提高地方GDP和增加土地財政收入。

問題是農民并不愿意隨便放棄農村戶籍。很簡單，目前農民進城往往只是家庭部分成員尤其是青壯年農民進城，而老年父母仍然留守農村，以及進城農民可能年老返鄉。農民普遍保留返鄉退路是一種理性選擇，是他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智慧。實際上，不僅農民個體家庭容易出現不確定性，而且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出現諸如經濟周期甚至社會不穩定都并非不可能，保留退路的農民這個時候就不只是給自己留了退路，而且可以極大緩沖城市里的不穩定【11】。

保留農民在農村的退路，允許農民城鄉兩棲，這是對中國最大弱勢群體的農民基本人權的保障。對于農民來講，保留農村戶籍和農村退路是權利而非歧視。在這個意義上，當前的城鄉二元結構并非剝削農民的結構，而是保護農民的結構，因此可以稱之為“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相對分離，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城市是中國現代化的主陣地、發展極，農村則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正是通過城鄉互補關系構造出具有強大適應性的中國式現代化。只有當城市發展到更高級階段，進城農民都可以在城市體面安居，有穩定就業與收入，進城農民就可以真正離開作為退路的農村，城鄉二元結構就自然破除，城鄉一體和城鄉融合就水到渠成了。

(三)市場與社會

中國改革開放，其中關鍵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改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越來越起決定性作用。當前中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很高了。可以說，正是市場體制讓每個市場主體都要對自己的市場行為負責，而極大地激發了市場主體的內在動力，市場主體通過各種探索與創新極大地發展了生產力，創造出巨大社會財富。

市場本身又存在風險，也就存在市場中的失敗者。同時市場本身具有極化效應，甚至帶來社會財富占有的兩極分化。因此，市場體制本身不可能無所不及，有些領域就是非市場或弱市場的，比如一些民生領域就是弱市場的。同時，市場體制本身也是受約束的，沒有不受約束的市場。

中國改革從建立市場體制開始，市場體制逐步深化，替代了之前的計劃體制，同時也動搖了傳統的社會體制。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就是拜市場體制不斷擴展所賜。所以有種說法：通過不斷深化改革來發展經濟。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再次面臨困難，某些經濟學家因此主張通過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來釋放經濟增長潛能，他們認為最為重要的市場化改革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破除農村社會對農民的保護，讓農民進入到更加市場化的體制中，變成更加合格的市場勞動力和市場消費者，農民土地也通過市場化變成可計價的財富。

他們不明白的是，即使通過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可以釋放出更多市場潛力（其實不可能），這樣一種讓農民脫離土地，將他們賴以為基本保障的農村社會市場化，就可能讓數億農民無家可歸。這樣一種市場化的設計，就是以破壞農民生計為代價的。這種設計即使可以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增長，卻可能造成數以億計流離失所的農民。這些農民完全可能在一次經濟周期中成為顛覆性的破壞力量。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市場體制已經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甚至醫療、教育等民生領域都有強大市場力量在起作用。市場帶來的個人風險和社會兩極化程度都在加深，而中國現在還無法建立完備的與市場構成對沖與平衡的社會保障體制。在這個時候，對于最弱勢的農民來講，農村集體所有制和傳統村社熟人社會，就是農民最可以抓得住的社會保障。正是有了這個保障，農民才有底氣進城碰運氣，也才能在市場失敗時返回家鄉。正是農民的家鄉為他們提供了在城市市場上打拼的勇氣和底氣。

越是市場化，就越需要有社會體制來對沖和平衡。中國現代化進程也同時是城市化和市場化的進程。雖然中國仍然未能自上而下建立起完備的社會保障體制來對沖與平衡仍在深化的市場體制，中國農村卻仍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所有制與傳統的村社熟人社會，中國農村因此成為與市場體制相對沖的保護農民的力量。在現階段深化市場體制改革，無論如何不能觸動農民的底線。正是農村社會為中國仍在深化的市場改革提供了冗余和緩沖。

（四）沿海與內地

我們國家有能力在全國強有力地推進政策，而國家部門的很多政策都是由先進地區創造出經驗，然后推廣到全國。其中幾項比較典型的經驗如上海垃圾分類、浙江美麗鄉村建設、江蘇農業農村現代化，都是走在全國前列，并很快變成國家部委向全國推廣的先進經驗。

從生產出先進經驗的地區來看，因為可以生產出由國家部委推廣供全國來學習的經驗，這就不只是地方榮譽，而且可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帶來國家資源投入以及地方官員晉升。每個地方政府都有很高的積極性來生產經驗并維護經驗。從學習經驗的地區來看，往往因為地方情況不同，資源能力（尤其是財政能力）不同，全面學習有困難，就集中資源打造幾個亮點，或學形式學皮毛，由此造成嚴重浪費。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前中國實際上已形成兩類相當不同的地區。一類是經濟發達、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基礎設施完備、城鄉一體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這些地區只占不到全國10%的國土，生產了全國一半的GDP，居住了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這些地區因為經濟發達，農村工業化，農民生活方式與就業早已城市化了，可謂城鄉融合的典型。即使縣鄉村體制仍然存在，這些農村體制也只是形式，實質上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已融入城市經濟體系內，成為沿海城市經濟帶的內在組成部分。換句話說，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村本質上是城市的內在組成部分，而與傳統的以農業為主的農村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第二類地區是經濟不夠發達、人口正在減少、城鄉分開的中西部地區。這些地區農村缺少二、三產業，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土離鄉，農村以留守老年人從事小規模家庭農業為主，農民家庭普遍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

中西部地區的農村仍然以農業為主，這與東部沿海地區已融入城市的農村是完全不同的。最重要的是，東部沿海地區農村的現在并非中西部地區農村的未來。其原因在于，正是因東部地區發展起來了，在產能嚴重過剩的時代，中西部地區農村喪失了再工業化的可能。中西部地區農村未來只可能是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而留下較少的農民耕種進城農民流轉出來的土地，最后形成適度規模經營，達成一定的平衡。

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所創造的經驗與中西部地區無關。中西部地區不需要東部地區創造的先進經驗，東部沿海地區也沒有必要為了創造經驗搞得“地主家也沒有余糧”。這就是當前中國沿海與內地之間應當明晰的一個關系。

（五）大概率與小概率

在基層調研，最常見的就是上級部門布置緊急任務進行安全排查。原因是一旦全國某一個地方出現了一例安全事件，中央部委一般都會在極短時間內要求全國所有地方進行相關安全檢查，舉一反三，嚴格排查，絕對不能應付了事。中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本就很高，中央各個部委頻頻向全國基層下發緊急排查通告，基層經常接到上級安全排查要求，以至于很多時間都用于回應上級要求而沒有足夠的時間去做基層真正重要的工作了。

應當說，中國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農村人口城市化，人口頻繁流動，社會也處在轉型中。在如此龐大人口的國家，在如此快速的發展階段，出現一些事故也在所難免。經過自上而下的嚴格要求和每次發生事故的嚴格排查，當前中國發生安全事故的頻次其實已經很低了。問題是，無論發生安全事故的頻次有多低，也不可能為零，因此就仍然會不斷有上級部門因為一人生病而讓全國吃藥的情況發生。

總體來講，全國各地發生的安全事故都屬于小概率事件，屬于意外和萬一。如果頻繁出現安全事故，群眾就沒有安全感，經濟發展也會受到影響。也正是最近10年高強度的安全整治和全國頻繁的安全排查，將地方安全事故下降到了比較低的水平，真正讓安全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讓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同時，我們也應看到，追求安全也不可以絕對，因為絕對安全是不存在的，非要追求絕對安全，就會造成社會治理上的較大效率損失。

在如此巨大的中國，正處在轉型時期，各個部門面對偶發的小概率事件，應當仔細研判，對于大多數偶發事件不要上綱上線，單獨處理就可以了。對于具有趨勢性的安全事件則應當舉一反三，在全國開展排查，以絕后患。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是零事故的，追求零事故必然要花費巨大的治理成本，而且會讓社會缺少對事故的容忍力，降低社會的韌性。

（六）及格與頂格

現在基層治理現代化特別強調精細治理，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精益求精。上級對基層的檢查不能容忍基層治理中出現任何瑕疵。做任何工作都要辦事留痕，以防萬一出現說不清楚時檢查對證。基層治理往往被要求用最大熱情、最高標準、最強規范、最快速度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而實際上基層治理所面對的事務往往細小瑣碎，差異極大，很難將每件細小瑣碎的事情都做好。結果就是治理成本巨大，治理效果不如人意【12】。

當前基層治理中普遍存在排名現象，極端的一個地方有數十個條線，每個條線都對下級進行百分制考核，然后將所有考核下級得分加權排名。條線考核成績計入總考核，對參加總考核的下級進行排名。前三名不僅有精神獎勵，還有物質獎勵，后三名則不僅挨批評，發黑旗，而且扣發獎金。連續兩次排后三名，則單位負責人免職。類似這樣的排名極大地激發了各個單位部門和政府按最高要求來開展工作。結果就是，一方面，地方工作很快就得到了推進；另一方面，推進工作中也浪費了大量治理資源，做了很多形式主義工作。

事實上，對于大多數地方政府和基層治理單位，并不非得要求所有工作都按頂格要求去做，大部分工作只要及格就行。因為及格可以保證基本秩序的同時，大幅度減少治理投入，降低行政成本。只有低成本才能可持續。

（七）基尼系數

關于基尼系數，據說接近0.5就意味著不穩定，而中國基尼系數長期接近0.5,一些民間統計機構的統計數據早就超過了0.5。這很有趣，為什么中國社會穩定幾乎不受基尼系數的影響呢？

中國基尼系數之謎可以做兩個方面的解釋。第一個是，當前關于中國基尼系數的統計是有問題的。因為當前中國基尼系數低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農村，而農村仍然存在著大量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和自然經濟成分。這些經濟成分實實在在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卻很難算作農民收入，因此統計出來的基尼系數就偏高。

第二個則是，中國存在著顯著的城鄉二元結構。按居住地中國城市化率達到67%左右，而按戶籍城市化率不到50%，兩者相差近2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占總人口20%的進城農民保留了農村戶籍，他們在農村還有土地、宅基地甚至住房。他們即使是城市中的低收入群體，因為他們在農村有退路，他們也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選擇而不至于成為中國社會不穩定因素。仍然住在農村的三分之一的人口，他們在農村有住房、有土地、有熟人社會關系，再加上他們子女往往在城市有務工收入，國家也還有各種補貼，他們在農村的生活質量不會太差。無論被統計出來的收入有多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同樣的現金收入，在城市生活艱難，在農村卻可能還生活得不錯。毫無疑問，農民是中國各階層中收入最低的群體，正是農民的低收入推高了基尼系數。如果農民實際福利遠高于可以統計的現金收入，以及農村本身生活質量并不差，農民為什么要反對現行體制，成為這個社會中的不穩定力量呢？！

（八）沒有無緣無故的財富

有一次到部委開會，部委一個司長講，鄉村振興現在存在的一個大問題是籌資困難。之前指望靠農民退出宅基地來籌集鄉村振興資金。現在看來，城市建設已近尾聲，對新增建設用地需求不足，農村宅基地換不出錢來。

精準扶貧需要大量投入，一些貧困地區采取“幾個一點”來籌資，其中包括讓農民退出宅基地，再通過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籌集經費，其中僅安徽金寨縣就籌措到50億元，河北阜平籌資也達數十億元。

包括中央一號文件在內的中央文件近年來反復提到要讓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而除了從土地上獲得租金以外，似乎沒有其他增加財產性收入的辦法。通過增減掛鉤讓農民退出宅基地獲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一畝可以有幾十萬元，就成了很多學者和政策官員設計政策做好事的目標。

周其仁更是講，只要允許農民土地入市，就可以產生出巨額的財富【13】。周其仁認為，城郊農民土地非農使用的增值收益應當主要給到農民，這樣農民就自然會有大量財產性收益。問題是，城郊土地非農化增值收益給到城郊農民，實際上只不過讓城郊農民成為土地食利者，這與全國農民從土地上獲得財產性收入沒有任何關系。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學界和政策部門都存在一個嚴重誤會，就是有一種叫作建設用地的土地可以十分值錢，一畝地在城市可以達到上千萬元，在農村也可以達到幾十萬元。問題是，中國最肥沃的耕地，每畝年產糧食也就2000斤，按每斤1.5元，一年產值也就3000元，扣除生產成本，利潤最多也就1000元，按5%財務成本反推其價值，一畝地也就2萬元。吊詭的是，拆農民房子再復墾為耕地，形成農村減少建設用地指標，每畝可以達到50萬元，超過最肥沃耕地價值的25倍。這里面肯定是有問題的。問題在哪里？實際上城市建設用地指標是由國家控制的，本身并非市場而是計劃的產物，當然也就不可以當作市場交易形成價值，因為本來就不存在這些價值【14】。

（九）收權與放權

我國的國家權力從中央到地方，要經過很多層級，包括省、地級市、縣、鄉鎮和村，共有六個行政層級。其問題是不好掌握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特別容易出現“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問題。反過來，新中國成立以來，每當地方缺少活力時，中央就開始放權，而當地方亂作為時，中央就開始收權。正是通過中央周期性地收權與放權，形成了中國政治和行政體制中生動活潑的局面，支撐了中國從建國初的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到目前中等收入且經濟總量世界第二的位置。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政治與行政體制就是“一亂就收，一死就放，收收放放，收放自如”，其中關鍵是，中央有權力決定何時收權，何時放權，以及中央將權力收放當作一門治理藝術，國家領導人往往都有著高超的領導藝術。這也是中國現代化所具有的獨特優勢。

中國現代化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其宏大程度史無前例，涉及的各種事務也極其巨大。本文主要基于近年在全國基層調研的所見所聞所思，試圖從整體角度提出問題，以引起學界和政策部門的討論。筆者以為，中國現代化進程必然艱辛曲折，也一定會走彎路，可以通過百家爭鳴，熱烈討論，形成共識，少犯低水平的錯誤。希望本文所提框架及諸問題可以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希望能通過討論減少低水平錯誤的發生。

注釋

【1】賀雪峰：《鄉村研究的國情意識》，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頁。

【3】這里只陳述事實，不涉及價值評判。

【4】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第126頁。

【5】蔡昉：《戶籍制度改革的效應、方向和路徑》,《經濟研究》2023年第10期，第4-14頁。

【6】《專訪劉尚希：防止中國經濟步入新“L型”,需要一次更廣泛的改革》,《經濟觀察報》2023年7月29日；樓繼偉：《把握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經濟日報》2023年7月9日。

【7】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8】賀雪峰：《農村人口老齡化的階段與村社集體養老應對——以浙江省H縣調研為例》,《學術論壇》2023年第3期，第1-11頁。

【9】桂華：《城鄉關系視域下農村養老體系建設》,《學術論壇》2023年第3期，第12-20頁。

【10】賀雪峰、盧青青、桂華：《擴權賦能與縣域發展的定位》，《社會發展研究》2023年第2期，第1-22頁。

【11】楊華：《大后方》，北京：東方出版社2023年版。

【12】房寧：《“頂格管理”逼得基層搞形式主義》,《政工學刊》2021年第2期，第81頁。

【13】周其仁：《城鄉中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14】賀雪峰：《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的邏輯與謬誤》,《學術月刊》2019年第1期，第96-1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