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識途｜彭德懷在西南局的日子里

▲“文革”中被批斗的彭德懷

死人死人再死人

（節選）

作者｜馬識途

選自｜《滄桑十年》第九章

出版｜四川文藝出版社

版次｜2018年5月第1版

一、局以上干部死了十六人

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死的人，真也可說是“史無前例”的了。被打死、斗死、關死、折磨而死，自殺而死，以及不明不白地失蹤，到底有多少人呢？沒有人去做過調查，為了向前看，似乎也沒有人屑于去調查。反正抽象地說起來，是成千成萬。

且不說那時在全國各地的各派紅衛兵，那些誓死保衛什么的革命小將們，在他們各舉紅旗，針鋒相對，手執武器，進行武斗，都高呼著“為了保衛毛主席，沖呀”，英勇地向敵方沖去的時候，真是如刈草一般，一片一片地倒下了。（相關閱讀《》）這到底不明不白地死了多少青年，誰也不在乎。“偉大旗手”江青還輕松地說：“革命小將們喜歡玩槍，沒有什么。”滿腔熱忱的青年，一片一片地死了，她倒說“沒有什么”！

至于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更是一大批一大批地被揪斗，大家都惶惶然，不可終日。到處都充滿血腥的恐怖。然而領導“文革”運動的人卻說，就是要造成“紅色恐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篇殺氣騰騰血腥味很濃的社論，就是由“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陳伯達寫了，登在《人民日報》上的。當時我讀了，雖然我還沒有定為“牛鬼蛇神”，已經是惶恐萬分了。因此而被打死斗死折磨死和自殺死的，日有所聞。全國到底死了多少干部，只能說是“無數”。

就是我當時所在的西南局，死的局處級以上干部就不少。第一個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懷，他是從西南局被抓到北京后，被整死的。（相關閱讀《》）

第二個死去的人是西南局書記之一的云南省委書記閻紅彥，他是“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執行了所謂“反動路線”，被陳伯達電話威脅，想不通而自殺的，自殺前他曾說他是被陳伯達害死的。

第三個是西南局書記處書記于江震，他一直有嚴重哮喘和肺心病，離開氧氣就不能活，革命革到他頭上的時候，造反派毫無人道地把他的氧氣袋沒收了，他終因窒息而死；他的妻子也是老革命，跳井而亡。

第四個也是西南局書記處書記，叫陳剛，就是我在（本書）前面說到的大好人，對我也好，卻在對他的大批判中憂憤而死。

還有管組織工作的書記劉植巖，不知是什么問題，怎么批判斗爭他的，聽說他在學習班里，從錦江賓館高樓墜樓而死。

還有一個西南局財辦主任、副省長張韶方，因說他有什么歷史問題，被逼得從機關樓上跳下，還沒有斷氣，卻無人救護，聽說造反派還用腳踢他，當然活不成了。

要說死得最“安逸”的，是西南局經委主任李斌，他是吃夠了安眠藥，痛快地“安樂”而死的。

此外，還有好多位局級干部，也自殺而死。據說算起來，局以上的干部死了十六人，其中就有書記四人，部委級領導干部兩人，還沒有包括彭德懷元帥，雖然他下放西南局只是當建委副主任。

然而副帥林彪卻對“文化大革命”死人的事另有一說。他說，革命總是要死人的，一個大的戰役死他幾千人，算不得什么。那意思自然是說，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革命，死他幾千上萬，總是難免的。過去一個戰役，哪怕一個大戰役，死了多少團長師長呢？大概不會有十個二十個吧，然而“文革”中死的很多卻是各級領導干部，其中不少是長期進行過革命斗爭、頗有經驗的省、地、縣級干部，平時說的是“革命的寶貴財富”呀，現在卻棄之如敝屣，刈之若草芥。

我們這些親受其難的人，至今說來，還心有余悸。然而這位副統帥還發表他的“名言”說：“文化大革命”是“損失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績是最大最大最大”。

二、只有一個人不動也不躲

1966年10月，我從流放地苗溪勞改農場被押解回成都。我想大概是到了發落我的時候了，我被流放出去以前，早已聽說第一把手（指李井泉，時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編者注）放出話來，說是這一次準備捉二十萬右派分子，叫我帶隊到大涼山去開荒。我心里很平靜，只等待著一聲令下，就走上二十萬開荒大軍總司令的光榮崗位，在那蠻荒之地做出最后的奉獻，終老一生，倒也安然。（相關閱讀《》）

但是奇怪，回來以后，監視我的三條漢子突然撤走了，再也沒有人來管我。我的家人可以自由地來看望我，我才知道形勢真正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家人說：“現在天下大亂，造反派提出‘炮轟西南局，火燒省市委’的口號，西南局和省市委已經被徹底打垮，機關已經被造反派占領了。西南局和省委的頭頭們不特管不了你，連他們自己的安全也不能保證，有的已經被造反派抓了起來，有的躲得不知蹤影，有的已經自殺，命喪黃泉。”

我被流放在外才不過兩三個月，成都卻已經發生了真叫翻天覆地的變化，真是“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呀。

我的家人告訴我：“西南局里只有一個人沒有動，他也沒有躲，那就是彭德懷彭老總。”

“他有那么大的膽子？難道他不知道報上的《評〈海瑞罷官〉》矛頭就是對著他的？”我說。

“他才不怕呢，他還到大街上去看大字報，還在家里接待紅衛兵呢。”我的家人把這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老頭的一些事情告訴了我。

三、深居簡出，不敢和老戰友見面

彭德懷，在中國真可以說是婦孺皆知，而且是世界名將。不特因為他是革命元勛，老元帥，也不僅他曾統帥過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打敗過氣勢洶洶不可一世的美國佬，而且因為他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敢于批評“三面紅旗”，捋了龍須，冒犯龍顏，結果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罷了官，搬出中南海，到北京西山下吳家花園種地去，過了六年隱居生活。就因為他和張聞天在廬山上闖了禍，于是當時在全國發動了一個批判右傾，捉了幾十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大運動。彭德懷名聲也就遠播海內外，成為真有點像海瑞那樣敢于直言犯上，為民請命的“忠臣”。

1965年，彭德懷不甘寂寞，向毛主席上書，寫了八萬言。毛主席召見了他，并且請他吃了飯，喝了酒。毛主席輕言責備他：“你這個人有個犟脾氣，幾年也不寫信，要寫就寫八萬字。”在席間，說到廬山會議時，毛主席以一個領袖的寬容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當時就決定叫彭德懷到西南地區參加“大三線建設”的領導工作。（相關閱讀《》）

于是彭德懷決定于這年的11月28日離京到成都，這一天對于彭總很有意義，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正是他統帥志愿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到朝鮮去抗美援朝的日子。30日他到了成都，隨即去西南局報到，被安排在永興巷7號東頭小院里居住。他被宣布為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主任是西南局書記兼著，真正管事的第一副主任程子華，是他的老部下。雖然他被安排為第三副主任，大家對他都十分敬重，到底是開國元勛嘛。

我當時在科委任副主任，沒有想到我竟然有機會和彭總在一個機關共事，對于他這樣一生革命、功勛卓著，正氣浩然、耿直倔強的老人，我不只是敬重，簡直是崇拜了。對于只能安排他做建委第三副主任，感覺不好理解，現在在西南局居于書記和部委領導的人，有哪一個資格比他老，貢獻比他大？但是我不敢說，甚至不敢想，領導自有深遠的考慮。

果然，在一次只有部委少數領導在座的辦公會上，我們的第一把手（指李井泉——編者注）毫不掩飾地對我們說：“大家對彭總一定要表現出尊重的樣子，但是他如果問到什么，凡是屬于機密的，不要讓他知道。他有些什么問題，要直接向我匯報，我還要對主席負責呢。”這使我聽起來非常吃驚。彭總能有什么問題，他不就是廬山會議的問題嗎？毛主席不是說真理可能在他那一邊而且后來的事實不也證明了嗎？我想不通，但是這不是我應該想的事，不想也罷。

后來我聽說，彭總分工只管三線建設中煤、電、氣等這一方面的事，三線建設的核心是大大小小的國防工程，他自然是不能接觸的了。至于部隊，聽說更是有嚴格規定，不能讓他和軍隊有任何接觸。而且后來發現，就是這些民用工程方面，也給下面打過招呼，凡屬保密的，一不匯報，二不讓參觀。我知道后，也不感到奇怪了。

但是彭總好像從不計較這些，也許他并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裝得看起來并不知道的樣子。聽說他來西南局后，深居簡出，絕不過問他所管范圍外的事情，更是避免接觸軍隊方面的人。他從來不和熟人打招呼，更不敢和他的老戰友往來，甚至連見面也不敢。

這是后來才聽說的。他的老戰友、志愿軍副司令員鄧華，在廬山會議上和他同案，后來被發落到四川工作，正在成都，彭總知道了十分高興。聽說鄧華住在童子街，隔彭總住地很近。他是多么想和自己的老戰友也是老難友相見呀。他先派警衛參謀去偵察清楚了鄧華在童子街房子的準確地方，然后和警衛參謀化裝前去相會。他們走到鄧華的住房外邊，只看了一會兒，沒有進那座房子，彭總就決然地離開，回永興巷去了。

他和鄧華的感情是很深的，既然知道一同住在成都，老戰友互相看望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是由于政治上需要避嫌，他們卻不敢相見。彭總只是看一下鄧華住的房子便離開了。那用理智強壓著的感情，是可想而知了。

鄧華

在這同時，鄧華得知彭總到了成都，在省第二招待所西樓辦公的時候，也曾興沖沖地跑去看望彭總，可是真的看到彭總走進來，鄧華卻避開，走掉了。后來還聽說在彭總被抓走以后，清理他的保險柜時，看到里面除開手槍，捆扎好、附了條子準備用作交黨費和送給警衛參謀的兩扎鈔票外，就只有一個煙盒，上面刻著鄧華“送給彭德懷同志留念”的字樣，從這里就可見他們兩人之間感情的深厚了。

彭德懷曾經去看過鄧華住的房子的事，后來彭總的警衛參謀曾經告訴過鄧華，鄧華引為極大的寬慰；而鄧華也曾去看過彭總的事，彭總卻至死不知道，成為終生遺憾。

四、西南局內擺開批彭戰場

彭總一到成都，就以高度的積極性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以老邁之身，馬不停蹄地在四川、貴州各地奔走，深入到領導從來沒有去過的角落，深入到工礦職工食堂工人家庭中去，甚至關心到煤礦勞改犯的安全問題。須知這個時候，他已經得知《人民日報》上刊出《評〈海瑞罷官〉》的大文，并且該也聽到說“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這樣很有分量的話了呀。彭總卻以坦蕩的襟懷，毫不計較，一心撲在工作上。有人說，也許他“計較”過，他知道他能工作的時間大概不多了，所以他抓住還能工作的機會，拼命工作，直到不準他工作的時間的到來。（相關閱讀《》）

果然，在“文革”剛發動的1966年6月，西南局建委奉命對他進行了一個月的內部批判，他失去了繼續工作的資格。

對于彭德懷的批判，我當時沒有聽說，因為六七月也正是對我展開大批判的時候。后來才知道同時在西南局內擺開了三個戰場，一是批彭德懷，其余兩個是批我和張黎群。只是批我們兩個是大張旗鼓地在機關和報紙上公開進行的，批彭德懷卻是在建委小范圍內關起門來進行的。但是沒有不透風的墻，后來還是傳出來了。

這年5月，彭總正在大足視察，突然得到通知，要他立刻回成都參加學習《五一六通知》，他回來后一參加學習會，便轉為對他的批判。像對我和張黎群一樣，什么學習會？明明是批判會！聽說批判彭德懷的會剛開始，氣氛沉悶，大家只管抽煙，主持批判的西南局領導同志叫大家發言，準備好的批判槍手就把矛頭對準了彭德懷，機關槍大炮一起開起火來。說他一貫反對毛主席，反黨，到了西南局仍不知悔改，給群眾小恩小惠，收買人心，如此等等。

彭總才明白，原來一切戰斗準備，早已安排就緒。彭總是久經戰場的人，包括批判的戰場在內。他大概從報上批海瑞說要害是罷官時，就已經早有預感，所以他沉著地聽著，不發一言，群眾性的發言說他反黨反毛主席，沒有什么關系。

直到西南局領導同志發言導向，也直指彭總說他反黨、反毛主席，這當然是具有權威性的了。并且問他與彭真、鄧小平是什么關系，彭總才忍不住回答幾句，說：

“本來不想到西南來，是毛主席把我叫去，請我吃了飯，還喝了酒。他要我到西南來搞三線建設，他還說廬山會議的事不說了，真理可能在我這邊。這樣說我才答應來的。我怎么會反黨、反毛主席？我彭德懷有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但不能說我反革命一面，革命一面，那樣說我，我不服。”

他又說：“叫我是三反分子，去問問毛主席，主席絕不會同意的。我已經是政治上的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從此他再也不說話了。

▲1954年，彭德懷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后草坪

這樣批了他一個星期，再也批不下去，領導只好說：“彭德懷是只死老虎，態度不好，不再批了。”就此完事。

彭總到底是革命元勛，名聲太大，虎倒還有余威哩。而且他到西南局來，以老邁之身深入建設基層，兢兢業業，在機關平易近人，從來不擺架子，廉潔自奉，生活儉樸，為人耿介，不搞陰謀，這早已在西南局贏得好的官聲，誰能忍心去誣蔑他呢？領導就是有心，也難以為繼。批彭德懷的這個戰場只好歸于沉寂。

只有我和張黎群這種小嘎渣子，才能按住批個沒完，機關批，報上批，工廠學校拉去批，農村批，這兩個戰場倒是轟轟烈烈地搞了幾個月，真可算是達到了“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了。

五、我和彭總在南充私下談話

我雖然有幸和彭總共過事，卻無機會和他往來。只是那年11月他路過南充住在招待所時，我因為是下放南充的西南局干部，也住在那里，一聽說彭總來了，我就有一種強烈的愿望，要去看望他。他的耿介不阿、敢于直言的秉性，是當時最可貴的，是我私下里崇敬和學習的榜樣。既然住在一個招待所里，我怎么能錯過這個機會，不去看望他一下呢？

于是我趁著他一個人正在房里休息的時候，闖了進去，我自我介紹說是西南局宣傳部的干部，他接待了我，才得以和他見了一面。使我驚異的是一個名震遐邇、威武的彭大元帥，卻變成了這么一個身材不高、瘦弱矍鑠，一頭衰發的干癟老頭。不過他的那雙眼睛卻還是那么炯炯有神。由于兩頰瘦削，那本來很闊向下彎曲的兩片嘴唇，像兩片堅實的鐵片疊在一起，更顯出他的堅毅的性格。身上穿著好像還是1950年代初給每一個高級干部縫制的那套粗呢制服，顯得陳舊。但是他卻顯得那么心安理得的樣子。

我和他圍坐在小火爐前，隨便談了起來。他是貧苦農民出身的人，到了哪里總是關心農民的生活。他知道我正在農村里跑動，便問我那里鄉下農民的生活情況。我對他只得如實地說，我說，不大好，有的地方還很不好，真叫作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我說我下到農村來，才知道我們做了十幾年的努力，不知怎么搞的，農民還是這么窮困。我有點激動地說：“我們穿著四個兜的干凈的制服，每天在招待所吃著幾葷幾素的伙食，哪里知道有的社員還是穿的巾巾吊吊，吃的湯湯水水？”

他見我有這點覺悟，而且敢于直言，便對我頗有好感，談話隨便一些了。我說我下來以后，才從農民口里聽到我過去從來沒有聽到的嚴重情況。我把我們搞“四清”，發動社員訴苦時，社員一訴就訴到自然災害那幾年他們那里餓死了多少人，弄得我們啼笑皆非的狼狽情況告訴了他。他首先對于我說的“自然災害”幾個字，好像就有反感，立起眉毛望我一眼，接著問我：“那幾年四川農村有那么嚴重嗎？”

我說那幾年四川好像比有的外省更要困難一些。我知道四川辦的公共食堂比別的省多堅持了幾個月，因此多死了一些人。另一方面，據社員說，那幾年征購糧食征得太多，把他們的口糧也搜刮得沒有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簡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雞飛狗跳。有的地方關系緊張到社員反抗，不得不派武裝去彈壓，有的社員對我說，連機關槍都對他們架起來了。

彭總問：“怎么鬧得那么嚴重？”我說這是那幾年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了好大喜功的虧。上面強迫命令，硬往下壓指標，下面為了掙“表現”，迎合領導，便弄虛作假，謊報產量。據社員說，上面派人去查，干部就用稻草墊倉庫，上面鋪一層稻谷來打掩護。因此四川向中央的確多報了產量，中央就向四川多征購二十億斤糧食。既然向中央說了大話，就要兌現，不得不把社員的口糧也征購了一部分。這樣一來，哪有不餓死人的。我說我下來聽到社員對我們的第一把手（指李井泉——編者注）反應很大，有的說怪話：“二十億斤糧食換了一個政治局委員。”死了那么多的人，他們訴苦當然會訴到我們的頭上來。因為農民的元氣大傷，到現在也還是很困難。（相關閱讀《》）

說到這里，我們談話的題目自然就轉到“大躍進”搞浮夸的事，自然也轉到廬山會議的事。彭總說他在廬山會議上發言，也是他調查了實際情況后才說的，他說他哪里想反對毛主席，只是毛主席想搞快點，他想搞慢點的快慢之爭罷了。沒想到弄得那么嚴重，以致毛主席說他彭德懷再帶兵，他就要上山打游擊。說得這么嚴重，他還敢說什么？只得認錯，結果給他頭上戴上一頂“右傾機會主義”帽子。

我就說：“你認錯，被戴上帽子倒也罷了，卻給四川好多干部帶來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彭總莫名其妙地看著我。我把廬山會議后，全國展開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四川搞了一個特別做法的情況對他說了。

我說：“當時在四川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更是搞得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因為四川搞這個運動有了創造性的發展，采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就是把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集中起來，先不告訴廬山會議內情，把你彭德懷和張聞天的發言發給大家討論，大家以為你們都是中央領導同志，誰敢發言表示反對，而且你們的發言，可以說正中大家下懷，于是紛紛發言表示擁護，并且記錄在卷。這下好了，按發言記錄捉‘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抓一大把，得心應手，成績斐然。”

彭總聽了不禁眉頭越皺越緊，他說：“我還沒有想到我彭德懷一個人犯錯誤，還給你們四川的干部帶來災難。”

我說：“這哪能怪你彭總？不過后來過兩年又搞‘一風吹’，都不算數，才解決了。”他聽后不覺啞然失笑。

那晚上我回房間，一直睡不著，一直想著彭老總這個頗有性格的老革命。過去彭總在陜北統率人民軍隊以少勝多大敗蔣軍時，毛主席稱道說，“誰能立馬橫刀，唯我彭大將軍”。解放后又親率中國人民志愿軍到朝鮮抗美援朝，打敗美國佬，何等英勇，立了何等功勞？誰知就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忠諫，就被批判打倒，閑置在野幾年，變成衰翁，才弄到三線來加以安置，令人浩嘆。但是一想，這也沒有什么奇怪，自古功高震主，皎皎易污，峣峣易折，彭總命該如此。不過那次廬山會議上如果能聽他和張聞天的忠言，我們國家會是怎么的不同呢？

六、十分相信毛主席的紅衛兵

彭總無端被西南局領導關起門來批了一通，大概總有從上面來的令牌吧。不然西南局主持批判會的領導同志怎么有膽子在會上指責他反黨反毛主席呢？但是聽說彭總還聲稱堅決擁護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他不僅很有興趣地到大街上看群眾的大字報，還天真地在家里多次接待紅衛兵。聽說紅衛兵要去重走紅軍長征的路，他給紅衛兵出主意，如何走法。

就是后來形勢有些變化，西南局的領導同志們被紅衛兵搞得不得不東躲西藏起來，建委領導程子華很關心彭總的安全，派人說服他，要他也出去躲一躲，他卻很不以為然，說：“我看你們也是‘怕’字當頭，你看過‘十六條’沒有？有什么可怕的？壞人有，畢竟是少數，群眾會辨認出來的。我反正不走。”再三勸他，他甚至發火說：“你們這些共產黨人，真沒有道理。膽小鬼，這樣害怕群眾。我不怕他們，群眾起來了有什么可怕的呢？你越怕不越說明你有鬼嗎？你們要走，你們走，我不走，學生來揪我，我就跟他們走，有什么可怕的？日本鬼子、美國鬼子都見過，有什么了不起！”

彭總出于對毛主席的一片忠心，對于毛主席提倡的紅衛兵，自然是十分相信的。他說：“他們是革命小將，很好嘛。我們黨有缺點應當讓他們揭！中央指示要在黨委領導下鬧革命，他們越軌，可以做工作引導嘛。”聽說他還為此給毛主席寫了報告。

他哪里知道，毛主席發動這次“文化大革命”，其根本目的不只是為了揭發工作中的缺點，而是要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揪出來，更要把睡在他老人家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揪出來。除開已經揪出來的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陶鑄等大人物外，顯然還把目標對準了最危險的軍內“一小撮”，也就是那些掌握軍權的老帥們，其中未必就把功高震主而一貫桀驁不馴，雖已下野而人望尚高的彭大將軍忘懷了。說不定才走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的林帥，正在十分地“關懷”他呢。

聽說彭總到成都來時帶了不少的書，他還新買了一部《二十四史》，他在北京的一部，說是送給毛主席了。看來他其實沒有認真讀過《二十四史》，至少沒有讀通。你彭德懷怎么可以像過去鉆山溝時親密地喊起“老毛”來？怎么可以像海瑞那樣敢于當朝說“大辦鋼鐵”的不是，敢說“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呢？無怪乎彭總在廬山上犯那么大的錯誤，被罷了國防部長的官，最后看在開國元戎分上，貶到西南來當個建委第三副主任了。

七、我和彭總的第二次見面

我后來還和彭總見到過一次。

那是過春節的時候，我也回成都過節。適逢機關里舉行一個聯歡晚會，我去參加了。一進小禮堂，看到在前排擺了一排沙發，后面擺了一排排的椅子。這是老規矩，前排是供西南局的書記和秘書長們坐的，后面前排是供部、委、辦級的領導同志坐的。我進去按規定坐在后面的一排。

過一會兒我看到彭總也來了，他不是西南局的書記，連建委的常委也不是，只是一般的副主任，自覺地坐在第二排靠邊的座位上。這也似乎成了通例，首長照例按從小到大的次序早遲進場，從邊到中的沙發上就座，開始來了幾位書記和秘書長，坐進前排沙發。

當時我，恐怕還不止我，對于這些新進的、嘴巴沒毛的領導人那么悠然自得地坐進前排沙發，而革命元勛彭德懷卻坐在后邊，感到有氣。我就對彭總輕聲說，旁邊別的同志也一起說：“彭總，坐前面沙發里去。”彭總搖頭，堅決地拒絕了。

過一會兒，主要的幾把手來了，不知道他們看到彭總沒有，誰也沒有向彭總打招呼，就坐進中間的沙發里了。那個服務員卻有意思，在給坐沙發的領導送茶水的時候，偏給彭總也送一杯。彭總居然也接了。

但是我注意到，在節目開始后，彭總卻趁黑暗時，悄悄地從旁邊退出去了，我是注意到了的。從那以后，我便再也沒有看到彭總了。

八、北京來了紅衛兵揪彭總

1966年的冬天，造反派更加得勢，西南局、省市委的領導很多被捉起來，遭到批判，有的戴高帽子游街，到處都在打砸搶，真是天下大亂了。但是聽說“中央文革”認為亂得還不夠，而且聽到“天下大亂，大亂才能大治”的指示。

這時的彭總，雖然他很聽毛主席的話，相信群眾相信黨，但是群眾這么亂來，黨委完全癱瘓，他卻從未見過，這和他想的不一樣。紅衛兵來找他時的態度也越來越惡劣，他知道從報上批海瑞點他的名，不會是偶然的事，他的情況可能更為嚴重，北京謀算他的人可能正在行動，大概他遲早會被紅衛兵抓起來。但是他還是不愿意像有些領導同志那樣躲出去，而是悄悄地做了后事的安排。他連把他的錢捆扎起來，注明交黨費和送給困難的部下的事也沒忘記。他真是“時刻準備著”了。

果然在12月下旬，北京來了紅衛兵，拿著尚方寶劍，而且來的不止一批，都是奉“中央文革”之命，來成都揪他的。兩派的紅衛兵為了搶功，把彭總搶來搶去地爭斗一番之后，幸得周總理的安排，由紅衛兵和解放軍共同押著他坐火車到了北京。彭總自己已經知道將有什么厄運落到他的頭上來，他到北京后給毛主席寫了一封最后的信，并且在信的末尾寫上：“向你最后一次敬禮！祝你萬壽無疆！”（相關閱讀《》）

果然他到北京后，戚本禹、關鋒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叫紅衛兵拉去在北航等校批斗，由于彭總寧折不彎，寧死不屈，受到嚴重的虐待和打擊，以致肋骨被打斷，滿身是傷，他的老邁之身，被摧殘得奄奄一息。但是彭總的堅持真理，不說假話，寧死不屈的浩然正氣，叫那些打手們也不能不嚇得膽戰心驚。

他已經重病住院，生命垂危，還愛惜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榮譽，他說：“我從來不怕死，現在問題沒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見毛主席。”他認為黨和國家領導層中有奸細，說：“現在有人利用革命口號向黨進攻！”直到他最后一息，他對他的侄女說：“你們要記住呀，我是被特務害死的。”1974年11月29日，英名一世的彭大將軍去世了，中國一顆閃光的將星隕落了。（相關閱讀《》）

彭總于1966年12月在成都被抓走后，我再也沒有聽說他的消息，但是我心里一直不能忘記他。他在被抓走后，我曾經寫過一首詩，其中有“將軍大樹，尚且飄零，我輩草芥，何得幸存”的句子。

（本文有刪節，文中小標題系編者所加）

【作者簡介】

馬識途（1915年1月17日—2024年3月28日），本名馬千木，生于四川忠縣（現重慶忠縣），中國現代作家、詩人、書法家，生前曾擔任過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四川省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四川省文聯名譽主席。與巴金、張秀熟、沙汀、艾蕪并稱“蜀中五老”。20歲開始發表作品，先后出版長篇小說《清江壯歌》《夜譚十記》，紀實文學《滄桑十年》《在地下》，短篇小說集《找紅軍》《馬識途諷刺小說集》等。

加主編微信TZBB668，備注進群，可進大觀粉絲群（本群為邀請制，謝絕空降）

注：除本平臺聲明的原創外，其它內容源于網絡或它方投稿，旨在供讀者多種文化視角的探討與解讀，并不代表“新大觀”的觀點和立場，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后臺留言，將第一時間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