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媒體曝光的“刑訊逼供”事件，讓我想起了美國的弗洛伊德！

青史幾番憑劍定，白骨終教筆下羞。

歷史從不缺英雄，也從不缺拷問。但若權力無約束，便會化為一柄帶血的筆，既書不出真相，也擦不掉恥辱。反而會讓真與假、黑與白在鐵鐐的回聲中倒置。

若真到了那一刻，我想，人們所害怕的可能不再是罪惡本身，而是誰會下一個被定義為“有罪”。

這是今天要寫的事情，33歲男子暴欽瑞被以尋釁滋事的罪名拘留后，在指居賓館遭多名民警刑訊逼供死亡。醫院檢測結果發現，暴欽瑞死亡之前，遭到過長時間的捆綁、反復機械性損傷、電擊損傷等。

暴欽瑞的妻子看到遺體后這樣描述：全身是傷。

首先這件事的“后果”通過看報道已經可以知曉，但“前因”卻非常模糊。我檢索了半個多小時，在網上能看到報道都只提到“尋釁滋事”。可眾所周知，這罪名的范圍太廣了，根本不足以判斷暴欽瑞真正犯了什么罪。

除非反過來思考，如果暴欽瑞的問題有具體的罪名，為什么不用具體的罪名來刑拘他，而是用這個“尋釁滋事”呢。

并且，既然民警動手都這么狠了，說明暴欽瑞犯的事不小，又為什么不直接說出來呢。那樣的話，大家明辨“前因”后，因為暴欽瑞這個“犯罪事實”的原因，多少也會站一點警方。

紙傘遮風面，鐵拳掩口聲。

這倒新奇了，明明可以稍稍挽回一點形象，卻偏偏不去那么干，偏偏任由網上各種謾罵聲不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目前，當地法院作出的判決也是認定了“刑訊逼供”的罪名。換句話說，這件事里面，連當地法院都沒有站到民警那邊。

11名被告人中，4人被以故意傷害罪+刑訊逼供罪判刑；6人被以刑訊逼供罪判刑；還有1人被認定構成故意傷害罪。其中最高的刑期判了16年，最低的判了一年9個月。

這里有個細節很詭異，他們甚至連純粹的“刑訊逼供”都不算，而是被法院判定并加上了“故意傷害”的罪名。我都好奇了，什么仇什么怨啊，這些人究竟是在“辦案”，還是在“發泄”。但兩方原本就不認識的人，壓根沒必要莫名其妙就去故意傷害對方吧，即便對方犯了罪。

這讓人感到非常奇怪。

并且，這11人有個叫馬帥的，除了刑訊逼供罪之外，還額外加了一條“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嘖嘖，怎么侵犯的？其中又有什么故事？

所以從目前媒體發布的通報來看，這個事兒簡直可以說“撲朔迷離”。各種前因后果，具體問題只字不提。

目前11名被告人中，有10人對判決不滿提出了上訴。

可即便很多細節缺失，但刑訊逼供是無法狡辯的。畢竟人被你們抓了，然后打傷甚至搶救無效死亡了，這是不爭的事實。

因此雖然還沒有蓋棺定論，可我想這些人基本上沒多大機會逃脫法律的制裁了。否則的話，事情將再一次變得恐怖起來。

舊刑翻作令，新痛冠成榮。

21世紀了，半個世界以上都跨入了文明社會，如果還出現幾百幾千年前“刑訊逼供”的手段，那恐怕才是真正的敗壞國家形象。事實上，在古代這種操作還有個更直白的名字，叫做“屈打成招”。

一聽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詞，也不是什么正面人物能干出來的事。有些人可能從未思考過這個概念：文明社會的試金石，不是“審判罪人”，而是對無辜者的保護。

這兩點一旦弄錯，才是真正的災難。

說到這里，我想起2020年發生在美國的一起非常典型的案例，即弗洛伊德事件。當時這件事，幾乎讓整個美國成為笑柄，即便在我們國家的社交網絡上，事情都被熱議了七八天甚至更久——警員德里克·肖萬在街上執法時，用膝蓋壓住弗洛伊德超過9分鐘，導致其窒息死亡。

當然，這比起刑訊逼供導致死亡可弱太多了。然而，此事發生后立刻在美國引發全范圍的“Black Lives Matter”抗議與警察改革討論。特朗普無能為力，拜登當街半跪默哀道歉，警員肖萬被控二級謀殺罪與過失殺人罪判刑22年半。

我實在不敢想，如果當時曝光的是一起“刑訊逼供致人死亡”，會是怎樣的局面。畢竟在歐美國家，尤其是歐盟與美國，“刑訊逼供”不僅被禁止，更被視為最嚴重的人權犯罪之一。屬于“絕對條款”，即沒有任何緊急狀態、戰爭或國家安全理由可以作為例外。

而且，歐美的警察這么干其實也沒多大意義，因為在他們的法律中，警察任何以身體或精神折磨迫使供認的行為，所得供詞一律都會被法庭視為“非法證據”，即自動作廢。

那這么干，就失去意義了。

再者他們是有公約制止這種現象的。也就是說，倘若發生刑訊逼供這種事，可不是簡單的警察承擔責任就沒事了。因為ECHR的存在，違反公約的國家，也將承擔國際法律責任與賠償。

說了一大堆，其實真正要表達的意思很簡單：無論在哪個國家，無論在什么時候，我們都需要有這樣一種觀念：寧可十個罪犯逃脫，也不能讓一個無辜者被逼認罪。

原因顯而易見，一旦拒絕這種觀念，99%的人都不能否定，自己很有可能便是下一個無辜者。這不是什么仁慈，相反，這也就是個底線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