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的三重身份

文/胡新民

錢學森是20世紀眾多學科領域的科學群星中極少數的巨星之一。他是為新中國的成長作出無可估量貢獻的老一輩科學家群體之中，影響最大、功勛最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

縱觀錢學森的一生，他與其他中國老一輩科學家的不同之處在他集三重身份于一身。第一、他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第二、他是我國“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的唯一獲得者；第三、1989年，中央組織部將錢學森、史來賀、雷鋒、王進喜、焦裕祿列為建國40年來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

1991年10月14日，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頒布命令，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在10月16日的授獎儀式上，江澤民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在向錢學森致辭祝賀時說：“他幾十年來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會活動，無論何種政治風浪下，始終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祖國的科技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完全可以說，錢學森同志是我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典范。他的經歷體現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進步的正確道路。”

錢學森1929年中學畢業后，考入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在交通大學時期，錢學森苦讀了一些社會主義書籍，這些書籍對他的思想影響很大。錢學森后來回憶：“1930年暑假后因為我當時害了傷寒病，在杭州家里病臥一月余，體弱不能上學，在家休學一年。這一年是我思想上有大轉變的一年；我在這一年里第一次接觸到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潮，在我腦筋里樹立了對共產主義的信念，資本主義一定要滅亡。”“我當時是信服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對國民黨的那一套不信了。覺得要中國能得救，要世界能夠大同，只有靠共產黨。”他在學校里接觸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多次參加討論會，知道紅軍和解放區的存在，對革命斗爭有了進一步的了解，痛恨國民黨的黑暗統治。

1935年9月錢學森留學美國。1937年秋，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認識了熱心研究火箭技術的同學馬林納并結成好友。由馬林納介紹，錢學森參加了當時加州理工學院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認識了該小組的書記、化學物理助理研究員威因鮑姆。小組學習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等著作，每星期例會常討論時事，主題是反法西斯和人民陣線。小組還參加過美國共產黨書記布勞德的幾次講演會。1938年冬，不少小組成員加入了美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后，錢學森加緊回國的準備。但這時美國正值麥卡錫主義橫行，幾乎每天都發生對大學和其他機構進行審查或威脅性審查的事件。威因鮑姆被捕下獄，錢學森受到懷疑。1950年7月，美國政府指控錢學森是美共黨員，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務的監視，因而被滯留5年之久。

1955年12月28日，錢學森歸國不久，中國科學院在北京政協禮堂請錢學森作了一次報告。錢學森報告的主題是關于用辯證唯物主義指導科研工作。在報告中，錢學森頗有體會地說：“我在美國從事科研工作20年，從科研工作中不斷積累和認真總結的經驗和科研方法，自感是行之有效的一套方法。回國后，學習了有關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方面的著作以及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才恍然大悟，感到自己總結出來的那套科研方法，在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的著作中都已闡述得很清楚了。”

錢學森自發將“兩論”內化為自己從事科學技術研究工作的指導思想，正如他所說：“我們要用‘矛盾論’和‘實踐論’來分析武器和尖端技術的發展過程。總是事出有因，有來龍去脈，這是可以分析研究的。這樣，對武器的發展趨向，做到有個預見性。”同時錢學森還經常向其他科技工作者推薦如何學習“兩論”，建議通過“掌握一般原理及方法”后在工程實踐中積累經驗以“再從理論上深入一步”，爾后再“回來搞具體應用”，進而實現“學習、實踐；再學習、再實踐”的目的。1966年錢學森曾向友人建議，“要認真學習毛澤東著作，并且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錢學森開始系統學習毛澤東著作，因為他已經認識到“只搞自然科學技術不行”，還有比“打導彈、放衛星可復雜得多”的社會問題要去解決，于是就“去學社會科學”。雖然社會科學“比打導彈、放衛星可復雜得多”，但錢學森通過十余年學習不僅弄懂了社會科學知識，而且弄通了社會科學原理。

◆錢學森拜謁馬克思墓。

錢學森藏書頗豐，除了毛澤東著作，還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的經典著作。他的藏書里留有不少批注，例如他在《法蘭西內戰（第一分冊）》一書上就寫道：“1871年，馬克思已經是五十三歲了，但他在公社存在的兩個多月里是以多么大的干勁，忘我的勞動，以至在1871年5月30日馬克思就寫成了這篇光輝著作。”

錢學森回國后即被黨和國家委以重任，毛澤東六次接見他，兩人在哲學層面有過深度交談。在1956年一次會議期間談到了“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1964年2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同錢學森、李四光、竺可楨談話兩小時。錢學森后來回憶：“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斗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誨，對我進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啟發。”毛澤東與世長辭后，錢學森撰文紀念毛澤東：“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攀登高峰的力量。”作為繼續前進和攀登高峰的途徑，錢學森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十余年時間里，通過系統性沉潛研究毛澤東著述后達到學深悟透的境界，不僅踐行了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知行合一觀，同時更為自己晚年轉向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儲備了大量理論知識。

錢學森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歷久彌堅。1987年3月14日至4月3日，錢學森率中國科協代表團赴英國進行友好訪問。在訪問英國期間，錢學森專門拜謁了位于倫敦的馬克思墓并獻花并為中國留學生作了一場《建國百年之際，中國必然強盛》的報告。錢學森說：“中國300多年的歷史證明，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只有一條道路——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錢學森還結合自己的經歷和體會，向留學生們闡述了在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方面，黨和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最后，錢學森勉勵留學生們說：“你們應該多想想，如何使我們的國家在總的方針政策指導下，科學技術搞得比那些同我們競賽的國家高一等，讓我們共同為祖國的科技出力。”

“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

在2019年第四個“中國航天日”前夕，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與同時期被譽為“航天四老”的任新民、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老一輩航天專家的全身銅像雕塑群，在中國航天科工二院大樓前落成亮相，旨在緬懷中國航天艱苦卓絕、拼搏奮斗的崢嶸歲月。錢學森是當之無愧的領軍人物。黃緯祿在悼念錢學森去世的文章稱錢學森：“既是將才，又是帥才。‘將才’指他掌握這些技術的本領，‘帥才’就是在領導整個工程方面可以安排得有條有理，有矛盾也可以解決，所以他既是將才又是帥才。”

錢學森在1956年1月10日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后，參加了1月30日至2月7日的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并發了言。2月1日，毛澤東宴請部分委員時，專門把錢學森安排在鄰座。毛澤東問：“學森同志，現在起，我們抓緊時間埋頭苦干，爭取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末期，使我國能在原子能、火箭等最急需的科學技術領域接近世界先進水平，能不能做到?”此時，錢學森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導彈事業即將騰飛，他滿懷信心地說：“只要計劃周密、工作努力，是可以實現的。”（中國航天系統科學與工程研究院編著：《豐碑》，中國宇航出版社2016年4月，第15頁）

1956年10月8日，錢學森受命組建了我國第一個火箭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擔任院長。任新民、梁守槃、莊逢甘、蔡金濤、屠守鍔、黃緯祿等數十位專家先后來到五院，開始火箭導彈事業的創建工作。錢學森告訴大家，火箭導彈技術的發展，將徹底改變現代戰爭的模式，導彈可以從地面、地下、空中、水下或機動裝置上發射出去，是贏得未來戰爭的戰略性武器。況且中國人今后還要走出地球，還要搞星際航行，開發宇宙資源，和平利用外層空間，這都離不開火箭。

中國研制導彈是從仿制蘇聯提供的兩枚導彈開始的。1960年7月，眼看導彈仿制成功在望，蘇聯卻宣布終止援華，撤回所有專家。錢學森隨后在五院黨委擴大會議上，動情地對大家說：“我們一定會在撤走專家的壓力面前挺直腰桿，通過努力建立起我們自己的導彈事業。請聶帥轉告中央放心，蘇聯壓不倒我們，一定要搞出‘爭氣彈’！”功夫不負有心人，1960年11月5日，我國第一枚仿制的“1059”近程地地導彈（后來被命名為“東風一號”）發射成功，這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1956年2月1日，在招待全國政協委員的宴會上，毛澤東與錢學森親切交談。

作為主帥，錢學森每個星期天下午把任新民、屠守鍔、黃緯祿、梁守槃四位總設計師和莊逢甘、林爽等專家召集到自己家里，討論導彈研制中的重大技術問題。錢學森提出，按照經民主討論形成的方案，如果取得成功，功勞歸大家；如果失敗，責任由作為決策者的他承擔。實踐證明，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將黨的民主集中制決策模式“跨界移植”到“兩彈一星”研制之中。在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60年之際，屠守鍔的次子屠群回憶說：“那時，錢學森常常召集父親等人去錢學森家里開會。回來后，屠守鍔常常一個人在書房里看書。”

作為主將，錢學森在關鍵的時候敢于決斷。1965年，梁守槃計劃研制很適合我國國防戰略需要的超低空超音速飛行的導彈。這一技術是世界性難題，長期無人能突破。但是，梁守槃提出的這個計劃太大膽，以致于反對意見壓倒了支持者。此時，梁守槃最需要強有力的支持者，他首先想到了錢學森。梁守槃立刻給時任七機部副部長的錢學森寫了封信，錢學森認真細讀了梁守槃的設想和技術方案后，在信上批示：“同意梁守槃同志的意見。”錢學森請梁守槃到他的辦公室研討，在技術問題上給予了很多指點。經過多年努力，梁守槃主持研制的“鷹擊八號”終于出現在慶祝新中國成立35周年閱兵儀式上，引起觀禮臺上中外嘉賓一片驚嘆。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爆炸前的9月17日，中央專委正式對“兩彈結合”工作作出部署——沒有原子彈和導彈的“兩彈結合”就不能形成真正核威懾。秉持“兩彈結合”是“關系到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技術”觀念的錢學森負責抓總并于1966年10月27日取得圓滿成功，由此完全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在抓導彈研制的同時，錢學森還親自領導設計制造出我國核動力魚雷潛艇，該艇于1974年8月1日正式列入人民海軍戰斗系列，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錢學森在發現人才方面獨具慧眼，著眼長遠。他所指點、提拔的青年科技人才，個個都作出了不俗的成績，有的成為領軍人物，孫家棟就是其中一位。孫家棟1951年赴蘇聯學習飛機設計，七年后學成歸國，被分配到錢學森領導的五院工作。從航空專業轉到導彈專業，再轉到航天專業，孫家棟常常帶著圖紙上琢磨不透的問題請教錢學森，而錢學森在解答問題時總是有問必答，有板有眼，令孫家棟非常敬佩。錢學森發現這個年輕人所提的專業性問題越來越有深度，使錢學森看到了孫家棟的潛力。1967年3月，國家要加快衛星研制速度，加強衛星總體工作，時任空間技術研究院首任院長的錢學森經過反復考慮后，決定向聶榮臻元帥推薦孫家棟，讓孫家棟擔任衛星總體技術總負責人，領導我國第一顆衛星“東方紅一號”的研制工作。1967年8月1日，孫家棟正式上任。孫家棟后來回憶道：“作為衛星研制的總體負責人，我遇到困難便及時請教錢老。在他的指導下，各個系統都攻克了一系列難關。”2015年10月15日，孫家棟參加了紀念錢學森歸國60周年座談會。孫家棟在回顧他在跟隨錢學森整整半個世紀中，“親身體驗和感受了他對發展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特別是航天事業作出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貢獻；親眼目睹和見證了他用畢生的心血和精力，為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樹立了一座中國航天的豐碑。”

共產黨員的優秀代表

1955年9月17日，錢學森一家正式踏上歸國的航程。途經菲律賓時，一位記者問錢學森：“你到底是不是共產黨員?”錢學森回答說：“我還不夠格做一名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人類最具有崇高理想的人。”10月8日一踏上了祖國的土地，就受到中科院專門派來迎接他們一家的朱兆祥的熱情接待。錢學森后來回憶：“朱是我見到的第一個黨員，我對他有感情和敬重的心。在廣州的參觀使我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的偉大，以及革命先烈對人民事業立下的豐功。我所接觸的黨的領導同志，他們看事物的清晰、深刻，使我對他們起了敬佩的心。我的確認為黨是英明的。我可以完全接受黨的政策方針。”1958年9月，錢學森鄭重向中科院力學研究所黨總支書記提交入黨申請書。1959年1月被接受為中共預備黨員。對于入黨，錢學森視其為“人生三大激動”之一。這正是一位科學巨星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熱愛之情的獨特表達，也揭示了錢學森輝煌一生的根本所在。

◆1958年，錢學森鄭重提交了入黨申請書。

入黨以后，錢學森總處處嚴格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始終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他常對身邊的同志說：“要樹立人民的觀念。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應該有這樣的本事，就是能用通俗的語言向人民（包括領導）講解你的專業知識。只有向人民宣傳，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兩彈結合”是史無前例的在自己國土上進行的導彈熱核試驗。一旦失誤，就等于在自己的國土上扔了一顆原子彈，后果難以想象。為安全起見，周恩來要求對導彈經過的地區進行人員和物資疏散。但有家工廠就是不疏散，誰去做工作都不行。最后，只好請錢學森出面。工廠的干部職工聽說錢學森來了，自發地夾道歡迎。經過錢學森一番誠懇的講解，大家當場被說服，廠長表態：我們聽科學家的，工廠按時疏散。后來又數次出現過類似情況，錢學森一出面講解，問題就得到了解決。由此可見錢學森在人民群眾中的聲譽之高。

作為科技主帥，錢學森雖不用做具體的型號設計與研制工作，但實際上，在許多技術攻關的關鍵時刻、具體技術爭論中，在他人難以解決和把握的問題上，錢學森一次次親自出馬拍板與解決。他的秘書涂元季曾說：“當時五院，就是老一輩的科技人員也好，甚至行政人員也好，當時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口頭禪，當你遇到了困難，技術上的最大的問題，在我們這個層次都解決不了的時候怎么辦？找錢院長。”而錢學森一直堅持尊重每一位科技人員的意見和建議。那些當年參加過在錢學森家舉行每周一次的技術碰頭會的專家們，后來回憶時都親切地稱之為“神仙會”。那種無拘無束暢所欲言，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閃光，敞開的心扉在交流中融合的場面，使他們回味無窮，感慨萬千。無論是他生前，還是他去世后，大家都稱錢學森為“導彈之父”“航天之父”。錢學森生前多次重申：像航天這樣的大科學工程，遠不是愛迪生時代的科學工程，那時可以一個人在實驗室搞發明創造，而航天是一項成千上萬人的事業，沒有黨的領導，沒有集體的努力是誰也干不成的，還是那句話，“一切成就歸功于黨，歸功于集體。”

錢學森十分珍惜黨員這個稱號。他認為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愛國愛民是黨的宗旨所定。共產黨員是樹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人，自然知道如何做人，品德必然是高尚的。他的最后一任秘書李明回憶錢學森時寫道：“與錢學森點點滴滴的交往，他深邃的思想、崇高的風范、對生命的達觀、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和對真理執著的追求，這一切使我深受教益。我個人感受最深的還是錢學森對金錢、地位、功績、榮譽的超然態度。”2008年1月2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到家中看望錢學森，當胡錦濤代表黨和國家贊揚他為國家作出了卓越貢獻時，錢學森謙虛而堅定地擺手，用很輕的聲音說了一句：“趕上了。”在場的李明回憶：“就是這一句輕的幾乎聽不見的平淡話語給我的內心帶來了極大的震撼。”

◆錢學森（中坐者）與學術討論小組成員合影。

錢學森晚年仍堅守共產黨員初心，更加甘于平淡，提出并恪守“七不”的處世原則：不題詞、不寫序、不參加任何科技成果評審會和鑒定會、不出席“應景”活動、不兼任榮譽性職務、不去外地開會、不上任何名人錄。

隨著他先后獲得“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兩彈一星功勛獎章”，隨著他退居二線后潛心研究學術成果的不斷涌現，他的事跡不脛而走，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關注和敬佩。2008年被評為“2007年感動中國年度人物”。2009年9月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在他去世后的11月13日舉行的第二屆中國綠色發展高層論壇上，他被授予中國綠色貢獻終身成就獎，此前袁隆平曾獲得這個獎項。2010年2月，他獲廣受社會關注的2009中國教育年度新聞人物特別獎。

2009年10月31日，新華社在錢學森逝世當天發布新聞：“我國科學巨星錢學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設置在錢學森住宅的靈堂，前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有黨政機關、軍隊系統的，有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的，還有許許多多與錢學森素未謀面的各行各業人士。花圈從屋里擺到狹窄的樓道，再沿著樓外那條安靜的小路，一直擺了下去……在西安交大錢學森塑像前，6000名師生自發地聚集在一起，點燃蠟燭，追思這位偉大的科學巨匠。浙江杭州的小營公園有座錢學森紀念墻，附近的居民紛紛來到小營公園，在紀念墻錢學森的畫像前，獻上了一朵又一朵菊花。錢學森遺體告別儀式于11月6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從全國各地自發而來的悼念者多達萬人，隊伍蜿蜒百余米。

在那些日子里，新聞媒體對錢學森逝世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其他新聞。電視、廣播、報刊紛紛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給了錢學森。正如《光明日報》一篇紀念錢學森文章的開頭所說：“他大概是中國當代最受公眾尊重的科學家。”此后每年的10月31日媒體都有緬懷錢學森內容發布。2024年10月31日，《光明日報》的網絡媒體光明網在《今天，緬懷航天之父錢學森》一文中寫道：“2009年的今天，享譽海內外的杰出科學家和我國航天事業奠基人錢學森逝世”“我們對星辰大海的探索，就是對他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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