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黃釗律師民商事訴訟的精度與策略：從工程到股權轉讓實案紀要

在復雜的民商事糾紛中，合同的每一條款、資金流的每一次轉移，都可能成為決定勝負的關鍵。
黃釗律師長期專注于合同、股權、投資等領域訴訟，其代理的兩起案件——建設工程款糾紛與股權轉讓糾紛——揭示了當下企業與個人在商業博弈中最常忽視的風險點，也展示了專業律師如何將事實、證據與邏輯融合成可執行的勝訴路徑。

一、建設工程款糾紛：隱蔽轉包背后的清償博弈

案情概要

武漢某裝飾公司受甲方房地產公司委托，承建其商業廣場室內裝飾工程，合同總價560萬元。項目完工后，甲方以“工程存在瑕疵、未完全履約”為由拒絕支付尾款80萬元。
裝飾公司遂委托黃釗律師提起訴訟，要求甲方支付尾款及逾期利息。甲方抗辯稱部分工程為“轉包施工”，合同應部分無效。

案件核心爭點：合同效力與工程價款結算依據。

代理思路與舉證策略

黃釗律師通過審查施工日志、項目備案文件及稅務發票，逐項對應施工節點，證明裝飾公司系具備資質主體，未發生違法分包。并進一步引用《民法典》第793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建設工程價款優先受償權的司法解釋》相關條款，明確：

“即使存在個別分包情形，但發包方確認驗收并實際使用工程的，應承擔付款義務。”

在庭審中，黃律師提交了工程結算單、甲方內部驗收記錄及項目投入明細賬冊，形成“完工—驗收—使用”三段式證據鏈。

法院觀點與裁判結果

法院認定工程已實際交付使用，甲方以部分分包為由拒付工程款的理由不成立，判決支付尾款及逾期利息，共計92萬元。

案件啟示：

企業在建設工程中，風險不在合同本身，而在執行留痕。律師的作用，是把“事實的碎片”重組為“證據的體系”，讓合同從一紙約定變成可判可行的法律工具。

二、股權轉讓糾紛：口頭承諾與支付憑證的界限

案情概要

武漢某科技公司三名股東約定，由趙某受讓另一股東劉某30%的股份，轉讓價款300萬元。雙方簽署股權轉讓協議，但僅支付首期款50萬元。劉某遂起訴，要求支付剩余價款并確認轉讓有效。趙某辯稱：后續款項支付的前提是公司取得新一輪融資，該條件未成就，合同自動解除。

案件焦點：合同附條件條款的效力與履約認定。

黃釗律師的應對策略

受讓方委托黃釗律師出庭應訴。黃律師首先確認雙方確實簽署了正式協議，但該協議中“融資成功后支付剩余價款”條款存在“條件附生效”的法律特征。
他據此主張，融資系未來不確定事件，尚未成就，則股權轉讓合同尚未生效，劉某要求支付剩余價款缺乏法律依據。

庭審中，黃律師重點引用了《民法典》第158條關于附條件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并結合轉賬憑證、融資意向書、公司會議紀要等證據，證明合同生效條件并未達成。

法院裁判要點

法院采納了黃釗律師的主張，認為轉讓協議附條件生效，融資未達成前合同不生效，劉某的付款請求缺乏法律基礎。最終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案件啟示：

在股權交易中，文字表述的“條件”往往被忽視。
一位律師的真正價值，不在于簽約階段的“速度”，而在爭議階段的“防火墻”。
每一份投資協議的風險，其實都藏在那些看似模糊的附條件、附期限、附生效條款中。

三、從個案到規律：民商事訴訟的底層邏輯

民商事訴訟不是孤立的案件拼圖，而是一場系統的風險管理。
從建設工程到股權轉讓，黃釗律師的辦案方式呈現出三大共性規律：

1. 從合同到證據的邏輯閉環：

合同不是“證明”，證據鏈才是。
完工報告、驗收單、資金流水——都是勝訴的邏輯節點。

2. 從爭議到預防的逆向思維：

律師不僅解決糾紛，更在案件復盤中幫助企業修正合同模板、完善履約留痕體系。

3. 從法律條文到商業語境的轉換：

民商事案件的勝負，取決于律師是否能將“商業語言”轉譯為“法律邏輯”。
一份投資協議、一紙承諾函，背后往往是對“風險分配”與“權利可執行性”的重新定義。

四、決策指南：企業與個人在民商事糾紛中的三點自保原則

1. 簽約前：條款越清晰，風險越低

• 明確付款節點、違約條件、證據保存方式；
• 對口頭承諾、微信約定等均應形成書面補充協議。

2. 履約中：證據留痕是防線

• 任何一次付款、變更、驗收，都應留存往來函件與簽字記錄。
• 律師能做的不是事后補救，而是前期構建“證據體系”。

3. 爭議后：選對律師決定執行結果

• 一位具備商事洞察的律師，懂財務邏輯、懂企業治理；
• 在復雜的多方訴訟中，能以證據邏輯取勝，而非情緒博弈。

五、結語

在武漢，民商事訴訟不只是對抗與裁決，更是一場關于理性、規則與執行力的較量。
黃釗律師的執業理念是：“讓法律成為企業決策的一部分，而非危機后的補救工具。”

無論是建設工程款，還是股權轉讓合同，每一個糾紛的背后，都是商業秩序的再造。
法律的溫度，來自對規則的敬畏；律師的價值，來自于讓復雜問題得到清晰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