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萍、協和主任講述真實經歷！貝殼公益這份報告，揭示“老去”的殘酷真相

“十五五”規劃建議的發布，將“老齡化”這一沉甸甸的議題再次置于聚光燈下。這不再是一個關于遙遠未來的討論，而是我們正在親歷的、深刻的社會變遷。

政策層面已勾勒出“積極應對”的清晰路徑，從健全養老體系、推行長期護理保險，到穩妥延遲退休、開發老年人力資源，每一步都關乎國家發展與億萬家庭的福祉。

行將進入21世紀的第三個十年，中國社會的一個深刻背景性事實正逐漸凸顯：人口老齡化趨勢的加速。從2030—205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將進入最嚴峻的時期。老年人口突破4億，占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一人口里程碑距離我 們并不遙遠。它不僅意味著家庭結構、代際關系和社會資源分配將發生重大調整，也意味著關于“如何體面地老 去”的公共討論正在成為全社會無法回避的命題。

然而，宏大的敘事終需落于細微的日常。當“銀發潮”撲面而來，作為社會單元的社區與家庭，我們每一個個體，真的準備好了嗎？那些具體而微的“老去”日常，是否真正被我們看見？

在宏觀的數字背后，老去并非一個抽象過程，而是由無數具體的生命經驗所構成。它關乎個體如何理解自己的身體機能衰退、心理脆弱，如何在家庭和社區中定位自我，如何與醫療、住房、社會保障體系相互作用。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貝殼公益推出首份社區銀齡生活觀察報告《老去，我們準備好了嗎》。它試圖通過跨學科的研究路徑、兼具定量與定性的材料，去捕捉老齡社會中人們的真實聲音，并揭示“體面”作為一個價值理想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張力。

“關心老去，就是關心我們自己。”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胡泳表示，這是報告給我們最直觀的啟示。每個人都在老去的路上，今日之討論即是明日之實踐。今天我們為父母、為社區里的老人發聲，明天我們也會需要別人為我們發聲。“體面老去”，既是他們的權利，也是我們共同的未來。

讓我們一起看見“老去”

貝殼找房副總裁、貝殼公益基金會執行理事長 賈生平

我見過最美的夕陽，是在我同事的轉述中。2024年北京深冬，他剛剛為一位獨居阿姨完成跌倒報警器的安裝，阿姨拉著他和志愿者來到沙發上，要求陪她坐一會兒。她說，這個位置好，正對著窗外，她每天坐在這里，度過清晨和傍晚，看朝霞與夕陽。

那個窗戶嵌在墻上，像個畫框，窗外高樓林立，她就這樣溫柔地注視著整個世界，多美啊。然而有一天我意識到，對面的視角，她藏在了日光的投影中，很少被人看見。

這些年，當我們在不同場合講起“我來教您用手機”“我來教您防跌倒”等貝殼公益針對銀齡群體發起的項目，很多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貝殼要做這件事？為什么要做助老的項目？

從鏈家到貝殼，有一件事始終沒變過—我們連接的門店和服務者一直扎根社區，與居民日復一日從“打照面”到“搭把手”，在社區已是不可缺少的角色。我們希望在社區的真實需求和貝殼的能力、資源之間探索更有價值的交集，我們希望，社區有我們和沒有我們會有一些不同。

我們走進社區調研時，銀齡群體和他們的需求首先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從上下樓難、提搬重物難、居家安全需要保障到獲取身體健康知識、渴望陪伴，長長的問卷被老人們畫滿對勾。

超出所有人預料的是，本不在問卷中的“學習智能手機”成為了叔叔阿姨們提及最多的需求。

這給我們兩個啟示。首先，這個需求能被主動提出，應該早已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不便，而這些聲音在此之前卻沒有被真正聽到；更深層的啟示是，即便在社區做了多年的便民服務，我們對于銀齡群體的困境仍未突破很多刻板印象，對真實需求的多樣性缺少理解和想象。

于是，過去的七年，我們不斷整合業務和公益上的資源和能力，試圖以教老人用手機為圓心，基于自身不斷成長的公益專業能力，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一圈圈向更多的需求輻射，我們又陸續發起“我來教您防跌倒”“我來給您搭把手”（又名“穩當當計劃”，樓道扶手安裝）“獨居守護計劃”（原“銀發守護計劃”，為獨居者安裝跌倒報警器）等項目。

這七年，我們有了更多與老年人面對面接觸的機會，也因此看見了他們的更多難題：家內外空間適老化的不足、對自我價值實現的渴望、對親密關系的需求，他們愛著什么？怕著什么？他們羞于說出口的難，背后是什么……

我們深知，“老年之難”是一個群體的困境，也是不同個體具體問題的總和，貝殼公益當下能力所及的，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其他部分也應該被看見，我們期待有更多人和更多的機構加入到問題的解決中來，因此有了這份報告。

沒有人永遠年輕，那盞小小的窗框外的風景可能是我們每個人的未來，是家庭的未來，也是老齡化加速中每個社區的未來，而只要能“被看見”，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搭建人生美好午后的參與者和受益者。

我依然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新鮮的色彩可以涂抹

主持人 倪萍

倪萍在公眾面前的每一次亮相，都足夠精彩。

做主持人時，第一次站上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舞臺，她就展現出了超強的臨場應變能力。

后來，她走向了更廣闊的表演天地。為了成為《美麗的大腳》里的鄉村女教師張美麗，她學說陜北話，像當地人一樣就著風沙吃飯，一兩個月不洗頭。最終，憑借這個角色，倪萍拿到了金雞獎最佳女主角獎。

如今，倪萍還在不斷創造著新的“名場面”。拿起脫口秀的話筒，她不止一次抖出現掛包袱，逗笑全場；在《姐姐當家》《再見愛人》里，倪萍又成了年輕人的“嘴替”。

年齡不是阻礙，過往數十年經歷的點點滴滴，她都好好地記在了生命里。演員朱媛媛不幸離世，倪萍第一時間想起當年一起拍戲時，朱媛媛在鏡頭前笑著落淚的瞬間；同學遲蓬塑造的新角色火了，她追劇追得最早，回想起的還是彼此在青春歲月里的約定—要成為下一個陳沖、劉曉慶。

除了主持、演戲，倪萍還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比如寫作。主持事業高峰期，她就在散文隨筆集《日子》里，和觀眾坦誠地做了一次話筒之外的交流。

2010年，她又出版了《姥姥語錄》，記錄下她和姥姥相依相伴的幾十年時光。

倪萍的童年，是被姥姥的愛焐熱的，在北京擁有了自己的家之后，她就把姥姥從山東接了過來。當時，全家只有一間朝陽的屋子，倪萍留給了姥姥。姥姥裹了小腳，走路不方便，倪萍給她準備了專用洗手間，坐便器的兩邊都安裝上了防跌倒的扶手；客廳也弄得跟舞蹈教室似的，一整面墻都有“把桿”。

如今，她又把90歲的媽媽接到身邊，共同面對老去帶來的一系列的問題，也開啟了母女之間新的相處方式。倪萍能感覺到，曾經強勢的媽媽開始依賴她，自己成了這個家的主心骨。

很多人給理想中的老后生活，打上千篇一律的柔光暖色，但倪萍卻不拒絕更多的可能性，她希望自己和年輕時一樣，每天都有新鮮的顏色可以涂抹。

倪萍喜歡的一位畫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說過：“根本沒有天分這回事，要卷起袖子才有藝術！”從做主持人、演員，到現在寫書、畫畫，她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天才”，但她足夠執著，從不惜力。

倪萍仍然在成為理想中自己的路上。她相信，接下來的路或許艱苦，但依然快樂。

以下，為倪萍的講述。

伸開手腳干自己很熱愛的事，我精力很足大家最近總能看到我。在綜藝《姐姐當家》里，我批評了三寶。那天之前，我見到了萬千惠的媽媽，三寶的丈母娘，她看見我就哭了。我一下特別難受，當時就跟她說：你等著，我明天收拾三寶去。

不久前，我還寫了一篇文章，叫《我來蹭蹭遲蓬的流量》。我寫老同學遲蓬，就是因為看到了《生萬物》里的大腳娘。從第一集開始，遲蓬的演技就把我給震住了。直到最后一集播完，我開始動筆，一萬字很快就寫完了。

寫這篇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年輕的時候跟遲蓬約好，她成為陳沖，我成為劉曉慶。那天晚上，滿天的星星特別亮。幾十年過去，我們各自努力，可以說那晚的星星沒白看，我們雖然不是最亮的那顆，但我們一直都在閃爍。

之前回憶朱媛媛的那篇文章也是這樣，一種情緒推著我寫。白天聽到傳言，我根本不敢相信。直到晚上，我都要睡了，躺在床上看到她去世的消息被證實，我一下子就說不上的難受，好像有口氣憋住了，翻來覆去地睡不著。

我立刻坐起來，半個小時就把那篇文章寫完了。22年前，我和她一起合作電視劇《浪漫的事》，在劇里，她演我妹妹。印象最深的那場戲是我們給媽媽辦婚禮，三個女兒圍著媽媽，給她縫裙子。媛媛一拿過針，就笑，同時眼淚一直往下滴答地掉。我在她身邊，特別受感染。所以她就這么突然走了，我真的不敢相信。

朋友問我，你怎么寫得這么快，還都是細節？其實是因為我的記憶力一直特別好。應該記住的故事，時間、地點、感情的點點滴滴，我都留在生命里了。現在，我對人的體會比年輕的時候更深，那些曾經出現在生命里重要的人，我接下來準備動筆，一個一個地寫。

還有人可能問，我這么大歲數了，怎么精力還這么旺盛？錄《姐姐當家》，一期節目最少錄12個小時，每個人中間只有20分鐘吃飯的時間。《再見愛人》的錄制干脆都在草原上，連續兩天時間，我們從上午9點鐘一直錄到凌晨一兩點，恨不得早晨6點就得起來化妝，我也一點兒不覺得疲憊。而且最關鍵的是，錄節目不止要用腦子，還得用心說話。沒有人逼著我去做節目。為什么我樂意去做這么多事情？因為能伸開手腳干自己很喜歡、很熱愛的事情，就不覺得累。如果你讓我去應酬，比如不太熟的一群人一起吃飯，我就覺得沒有精力。不愿意做的事肯定沒精力，我愿意做的事，精力就很足。

之前，我從來不上真人秀。我覺得自己這么大歲數，不能在綜藝節目里跟年輕人一起“鬧”。后來真上了《再見愛人》《姐姐當家》這樣的綜藝節目，有了很多“名場面”，年輕人還說我成了他們的“嘴替”，我發現自己還是喜歡表達這件事。

坦率地說，我語言風格的改變完全是受了維特根斯坦的影響。他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語言風格就是口語化，同時非常精準。不管是他的作品還是傳記，其實就講了一個道理，如果一個人使用別人聽不懂的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思考，那就一點兒意義都沒有。所以，人要誠實地、準確地說出一切。

我除了誠實地面對問題，我也不希望把別人逼到墻角，或者要拿話捅別人兩刀。我有時候就得想著把刀磨鈍一點兒，不得不捅的時候，也先在自己心里試試。我能跟三寶那么直言不諱，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我們私下就很熟悉。在這樣的綜藝節目上表達自己，其實并不容易。

唯一的辦法就是我依然在不停學習，不停地補充能量。這樣我才能夠越來越從容地表達我自己。

我依然有很多事可以做，很多新鮮的色彩可以涂抹

身份證上寫的那個數字，說我已經66歲了，是個老人了。

但是真正這個年齡應該是個什么樣子？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準，因為1000個人的生活，有1000個不一樣，所以有時候，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個年齡。

我意識到自己年齡大了，是早前有一段時間，來找我演戲的不少，但絕大多數是演一個老太太，演一個媽媽、姥姥。

退休這件事，也在幾年前，我60歲的時候來了。理智上，我當然知道人不可能永遠在工作崗位上，但我也真的不期待退休這一天到來。

去年5月7日，我摔了一下。倒是沒覺得很疼，只是摔倒一下子讓人產生了一種恐懼。

克服它的方式是運動。從那之后，我真正意識到身體健康的重要性，開始注意增加腿部肌肉力量，也只有鍛煉才能讓身體衰老得慢一點。

在這之前，我運動都是被迫的。比如我身體胖了一陣，必須運動減肥。但現在，我運動完全心甘情愿，不給自己的懶惰找任何借口。

哪怕今年夏天這么熱，我的運動都沒有暫停哪怕一天。對我來說，運動必須像每天三頓飯一樣按時出現：早晨趁著天氣涼快，在小區里走上幾千步；中午太陽升起來了，就在家一邊蹬動感單車，一邊看電影，有時候能連著看完兩部；晚上再做幾組深蹲。

但也是直到60歲之后，我才開始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我會做主持人、拍電影，后來又去畫畫、寫字。現在，我依然對未來有很多好奇，覺得自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新鮮的色彩可以涂抹。

畫畫這件事，我也想不斷進步。之前，有記者采訪被叫做“天才畫家”的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他說：“根本沒有天分這回事，要卷起袖子才有藝術！”

我很相信這句話。其實每個人的腳下都有一口天分的井，肯挖的人就一直卷起袖子挖，直至挖出想要的水。我常告訴自己，我有天分，只是還不夠努力，應該更好。這些年，我光是撕掉的畫就有幾千張。朋友、家人看見總是舍不得，我就鎖上門撕。我就是想逼著自己進步，去找“井里最純凈的水”。

從做主持人、演員，到現在寫書、畫畫，我認為我一直是從沒有天分開始，但我執著，從不惜力，我永遠愿意“卷起袖子”，因為我相信努力之后一定會有好的結果。

衰老不可挽回，但愛可以非常具體

老去的路上，我其實不是一個人。在我變老之前，我親眼看到了身邊的人是怎么一步步變老的。

前幾年，我把我媽媽接到北京，和我一起生活。她94歲了，幾乎看不見，聽力也衰退得很厲害。

我媽媽特別眷戀生活，也因為這一點，我特別想讓她的晚年生活過得更好一些。去年夏天，她還跟我說，一定要去醫院再看看眼睛，想試試還有沒有希望。我其實知道，她的視力已經完全壞了，但我沒說。我們一家人推著輪椅，打上車，重新帶她檢查瞳孔、視野。兩天之后結果出來了，我拿著報告一項一項念給她聽，直到那個時候，她才徹底放棄。

衰老有時候就是突然發生的。有一天，媽媽突然“糊涂”了。早飯吃南瓜饅頭，媽媽問我，這是食堂做的？我告訴她，這是保姆小劉給你做的。媽媽說不是。

又問我是誰，我說是你閨女。媽媽依然說我不是。吃了早飯，運動了一會兒，媽媽又好了。好在是虛驚一場。每個人都得接受事實，衰老是不可挽回的。就像我姥姥說的，“天黑了，太陽要落山了，誰也擋不住！”

人老了有時候是一件挺悲傷的事。因為有這種悲傷，我開始重新學習和我媽媽相處。作為一個照護者，我開始妥協，開始哄著她，就當她是一個小孩。

我們陪伴彼此的時間太有限，我不想留下遺憾。

這幾年，我和媽媽的相處方式也在慢慢改變。她開始依賴我，我成了主心骨。有好多事，只有我說，她才愿意聽。最近醫院給她開了一些通便的藥，醫囑是上、下午各半袋，她非要加大劑量，各吃一袋。小劉怎么勸都沒用。我就直接告訴她，老人腹瀉很危險，“聽我的，明天就好了”。只要我出馬，就準能降服她。

第一次感受到媽媽對我的依賴是她90歲那年，我回到青島陪她過年。一到家，我就發現自己的被子放在了她的床上。她沒說什么，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讓我和她一起睡。我當時特別驚訝，這是我小時候都沒有得到過的待遇。

夜里，她一直給我掖被子，我不敢睜眼，怕自己哭出來。因為我想起來她跟我說過，“咱們能一起過年的日子不多了”。

就是這樣的時刻，讓我學會跟童年的自己和解。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和媽媽的關系都很擰巴。我之前一直覺得，她對哥哥比對我好。小時候，早上起來，媽媽能給哥哥煎個荷包蛋，我的飯就是用剩下的油煮一鍋白菜。一筐蘋果，哥哥能挑走好的，我只能啃帶蟲洞的。

我心里難受的時候，都是姥姥開解我。她告訴我，我媽媽也愛我，只不過那份愛上面涂了“辣椒”。我媽媽最喜歡的家具是家里的洗臉架。但從我開始需要梳小辮起，媽媽就先是一寸一寸地往下鋸架子腿，再一寸一寸地往上釘，為的就是讓我不用彎腰也不用踮腳，正好能照到鏡子。當一個人總是回憶往事，他可能已經變老了。但回頭看的同時，我也一直朝前看。

我姥姥常說，人不能安于現狀，總在半山腰上有什么意思，得去山頂上看看，就算上不了大山，可以上小山。我一直按照她說的去做。

直到現在，我心里想象的那個自己與我還有很大距離，追求自己的過程很艱苦，同時也很快樂，因為我離我自己知道的那個我已經越來越近了。我也這樣祝愿每一個邁入老年階段的人，每一天都要學會為自己好好活著。（結合《人物》訪談、倪萍所著《姥姥語錄》與公開演講整理而成）

一位老年科醫生，如何面對老去？

北京協和醫院老年醫學中心主任 孫曉紅

變老意味著什么？老年人應該怎樣應對身體日復一日的變化？他們的疾病背后藏著怎樣的故事？

孫曉紅作為北京協和醫院老年醫學中心主任，有足夠的經驗來解答這些問題。孫曉紅醫生診治過上萬名老年患者，每一種癥狀都只是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她的工作是要尋找水面之下的部分。

在她的病房里，有的老人一到夜里或傍晚就血壓飆升；驟然消瘦的老人，但各項檢查結果都沒有異常；有的老人反復燒心胸痛，按照胃食管反流治療卻沒有緩解。很多時候，孫曉紅醫生像一個縝密的疾病偵探，要找到癥狀背后的真正病因。很多時候，治療病人軀體疾病的同時，更要了解疾病背后的心理因素，更多時候需要身心同治。據民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已達到3.1億，占總人口的22%，我國已經進入中度老化社會。

在老年科工作，看似只是在治療老年人軀體的疾病，實際上也在回應他們對尊嚴、安全感的需求。更是一次又一次嘗試回答現實的問題—我們將怎樣老去？這個過程能否尊嚴而體面？

以下，是孫曉紅醫生的講述。

“疾病偵探”

老年科醫生很多時候要像偵探一樣有足夠的耐心，從細枝末節的地方入手順藤摸瓜，找到真正的病因。

過去，大部分來門診看病的都是五六十歲的“年輕老人”。但是最近的變化相當明顯，90歲高齡的老人都不鮮見了。老年患者就診常見的訴求是：醫生，喝水總是嗆咳怎么辦？過去好吃的東西現在吃起來沒有胃口了，我最近總是忘事兒，醫生能幫我看看怎么回事嗎？是衰老了嗎？是不是有認知的問題了？ 我一聽就很驚訝，老年人們甚至連醫學術語都用得極其準確了，這說明老年人其實對自己的健康狀況 特別關心。他們擔心未來能不能自理，擔心給家人增添麻煩。這種擔心、焦慮情緒也會引起身體的變化。 臨床研究提示，情緒和人的軀體癥狀息息相關。

我的病房里就有這樣一位老人，80多歲，高血壓病多年，長期藥物治療，最近一個月的血壓波動較大，門診醫生未發現器質性問題，入住協和的老年科病 房。住院期間觀察到老人的血壓波動時間非常固定— 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只要一到這個時間，血壓很快飆升。

經過詳細溝通才發現，這種變化就是情緒導致的。這個老人一直住在小女兒家，由兩個女兒排班，交替照護。大女兒退休了，每天早晨就來陪她，到了傍晚 就要回自己的家給孩子做飯。小女兒還在工作，每天 晚上六點左右才能下班。而每天下午四五點，正好是 兩個女兒交接的“空窗時間”。這一兩個小時里，老人必須獨自在家。老人一想到家里沒有人，必須自己應 付可能發生的情況，精神就高度緊張，因為情緒直接引起了血壓的變化。

從這個案例來看，如果單純詢問病人的病史，而不是走進老人的生活，醫生很難發現癥狀背后的原因。很多時候，我們要認真去傾聽、觀察老人，捕捉每個看似與疾病不相關的細節。

在與老人的交流過程中，應細心觀察老年人的眼神、語言、微表情的變化。比如一些焦慮的病人，在溝通過程中很可能就會有搓手、抖腿的小動作； 又或者在開著空調的房間里，他的臉一陣一陣泛出潮紅，額頭不停地冒汗。這些細節都能幫助醫生判斷老年人的精 神心理狀態。

同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要了解老年情緒變化的隱蔽性。當老人反反復復不舒服，又沒有明確的器質性損害表現，就要意識到，癥狀或許是一種提示，要更加關注老人的精神心理狀態。 有時，一個老年人不適癥狀的背后可能就是一段 心酸的故事。最近有一個60多歲的男性，說自己吃不下去東西，但各項檢查結果沒有異常提示。

我能感受到他情緒不好，有些焦慮。但他很快否認，解釋自己有退休金、生活條件很好，孩子都很孝順。如果全然相信他說的話，不再繼續追問，患者可能仍然帶著不適癥狀繼續尋求治療。

我繼續問他是不是做了其他檢查，需不需要解釋一下檢查結果。直到這個時候，他才一樣一樣地把自 己的檢查單拿出來。他看著單子上寫著確診Barrett 食管（主要是胃食管反流所導致，其不良結局可能與食 管癌有關），立刻就很灰心地說，自己知道，這個病是食管的癌前病變。

他對疾病的焦慮，埋藏得很深。后來他才說起， 自己的父母也是在退休之后，得了消化道腫瘤去世的。在他的潛意識當中，一直就存在對疾病的恐慌。

現在，他到了和父母離世時相同的年紀，這種緊張就會表現成各種各樣軀體不適的癥狀。老年人和年輕人不同，需要人通過問句一點一點打開他們的心。

對大多數病人來說，來協和之前，他們可能已經輾轉了很多醫院。他們把最后一線希望寄托在我們的身上。

一個老年女性，因為心臟疼痛，看過心臟科、呼吸科，有些醫生把她的癥狀當做胃食管反流來治療，癥狀仍不緩解。最后，她就診老年科。

在門診，在耐心的溝通下，她才把自己的整個人生故事說出來。在她很小的時候，媽媽就去世了。之后父親很快就另娶，給她找了一個繼母。繼母有了自己的親生孩子后，對她不好。最后對她致命的打擊， 是父親的遺產分配。老家的房子最終給了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按理來說，她也有繼承權，可最后什么都沒有分到。

房子不是最關鍵的癥結。她只是通過這件事，認為自己一生都沒有得到過家庭的溫暖，從來不被親人重視。這種情緒很快變成軀體化的癥狀，包括胸痛、 胸悶。后來我給她用了抗焦慮、抗抑郁的藥物之后，癥狀很快緩解。

這并不是說其他的醫生沒有用心，而是老年抑郁癥相當隱蔽，本身也很難識別。對于傳統的中國老年人來說，他們羞于表達情感，更不會把痛苦的事情 告訴子女、熟人，但到了老年門診，他們反而能釋放 出來。

其實每一個老人背后都有一個故事，看病不只是治療軀體癥狀，更要關注他的情緒、生活和周圍環境的變化，設身處地感受他們的人生境遇。

敲響老年科的大門

大部分老年人來老年科就診的過程比較漫長。一旦身體有了不舒服的癥狀，子女就會直接帶他們看相應的專科醫生。

這樣很容易讓老年人陷入茫然。我接待過最典型的一類老年病人就是突然消瘦。大部分老人出現這個 癥狀，馬上就會懷疑自己得了什么嚴重疾病，比如消化 道腫瘤。但查完胃腸鏡、CT、核磁、腫瘤標志物等，檢查結果都顯示是陰性之后，他們接下來就不知道該去什么科室、看哪個大夫了。

大部分老年人的癥狀背后，不只有一種疾病，可能還和其他疾病的表現纏繞在一起。這個時候，老年科的作用是綜合評估老年人的狀況，之后再把他們癥狀的信息完全整合之后，給出一個系統的診療意見。有時候，一個老年科的醫生完全可以解決病人的問題。

如果需要其他專科醫生的幫助，老年科也可以幫助病人完成更準確的“分流”。

疾病的答案就藏在細節里。其中一個因為消瘦來找我的老人，就提到最近自己因為血糖升高，吃上了降糖藥二甲雙胍。這個藥常見的副作用就是引起病人消化道不舒服，包括腹脹、沒有食欲。

有時候答案可能相當簡單。有一次，我發現老人消瘦其實只是因為他開始注意養生，避開了高熱量的食物。攝入的少了，人自然就瘦下來。

這也是老年科門診和其他科室不同的地方。我們問診的時間一般會持續30分鐘左右。老人疾病的特點就是隱蔽，一個癥狀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多種疾病互相作用。如果醫生只是簡單對癥處理，很可能沒辦法真正解決老年人的痛苦。

相比起年輕人，老年人的身體情況更加復雜。按照現行退休政策，目前以60歲退休后開始進入老年期對老年人進行劃分，60-69歲人口稱為低齡老年人口，70-79歲人口稱為中齡老年人口，80歲及以上人口稱為高齡老年人口。

但對老年科來說，除了年齡之外，我們評估老人的維度會比較多，主要分為軀體功能和認知功能。可以說這兩項功能決定了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相對來說，子女、照護者，更容易發現軀體功能的衰退，而認知功能的障礙相對來說更加隱蔽。

我最近就想起身邊的一個例子。當時我剛參加工作不久，我的大學女同學就常常抱怨自己的奶奶突然性情大變。她是奶奶一手帶大的。為了讓奶奶好好養老，她結婚之后，就把奶奶接到了自己的小家，三口人一起生活。沒過多久，奶奶就開始跟她抱怨，指責孫女婿偷了自己的養老錢。當時大家覺得就是“老小孩兒”，沒有多想。我的同學也只是問奶奶丟了多少，再私下補給她。現在回過頭想，其實這就是老人的認知功能出現了問題。

當老年人排除軀體疾病，性格突然發生明顯變化的時候，就要意識到可能是認知功能存在障礙。醫生除了要治療老年人，有時也要幫助照護者客觀看待疾病。就像我同學一樣，也有很多照護者沒有意識到，甚至不愿意接受老年人的認知功能正在衰退。

今年，我接診了一個老年女性。她主訴自己肚子脹，但在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她不能回答我的問題，只是不斷用手揉肚子，同時和我也沒有任何眼神接觸。我意識到，老人可能存在認知功能的問題，她并不是故意避開我，而是已經失去了這種反應的能力。

她的老伴甚至提到病人記憶力也在減退，但當我說到去內科看認知障礙門診時，家屬幾乎立刻回答：“不用（去看病），她挺好的。”

這個時候，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讓家屬知曉、接受老人認知功能的變化。拿出最最直觀、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呈現給家屬。

最后，我就選擇讓老年人做了畫鐘試驗（CDT）。這個測試就是要求老人在白紙上獨立畫出一個鐘，然后按照指示標出指定的時間。這個測試看著簡單，但其實需要許多功能的參與—記憶、設計、計算能力、時間和空間定向概念等等。

當時，我讓病人在白紙上畫出8點20分或10點10分，測試下來，發現病人畫出來的鐘表錯得千奇百怪。

這個時候，家屬才真正意識到和承認病人存在認知的問題。一方面，疾病是逐漸變化的，家屬每天和病人在一起，很難察覺這種細微的變化。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屬很可能從情感上就不愿意接受身邊人已經老了，總是更樂觀地估計老人的健康情況。

讓家屬和病人同時接受自己身體情況的變化，也是老年科醫生很重要的工作內容。

體面老去，有多難？

評估老年人能否“體面”生活的標準很簡單，就是看他能否獨立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老人能獨立行走、乘坐交通工具到達目的地，說明軀體功能不錯；能用智能手機的軟件找到陌生的地方，就證明老年人的認知功能也基本沒有問題。

一次摔倒可能會同時削弱老人的軀體功能和認知功能。這是我在進入老年科之前，從來沒意識到的問題。

我自己也曾經經歷過老人的摔倒。80多歲老人身體狀態特別好，自己上樓沒有問題。“非典”時期，兒子把老人接到了自己家照顧，沒想到，當天老人就摔了一跤。

老人不適應新的環境，沒坐穩，滑落到地上。到了醫院檢查，發現是髖關節骨折。

摔跤之后，老人的變化非常大。首先就是活動半徑快速縮窄，原來每天步行5000步，跌倒后只能坐著輪椅外出。

更嚴重的問題是，老人摔倒之后，長期臥床導致肌肉迅速流失，嚴重者可導致吞咽無力，最后就會出現反復的吸入性肺炎。

這種衰退可能是相當緩慢的過程。我們要把老人看作一個“全人”，也就是脫離具體疾病，把人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對老人來說，跌倒不是單一的事件，很有可能帶來很多滑坡式的改變。

有一次，我的門診碰到一個女兒帶著她骨折的媽媽來復診。她已經算是在康復醫院很努力復健的病人了，但是回到家里，失去專業訓練師的督促，老人也會偷懶。同時，骨折過的位置，一定免不了疼痛。越疼，

老人就越不想動，最后陷入惡性循環。當2023年，貝殼公益“我來教您防跌倒”項目找到我的時候，我就希望幫助老年人掌握科學的防跌倒方法，也把這種健康的生活理念傳遞給更多人。

其實，我2017年才開始進入老年科，之前是消化科的醫生。開玩笑地說，我其實就是被同事“忽悠”來的。

當時，我們一起去聽了幾堂課，都是全新的內容。其中一堂課講安寧緩和，對沒有治愈希望的患者進行積極的照顧，主要就是告訴醫生、家屬，如何科學處理終末期病人的癥狀。另外一堂課是讓病人預立醫療 自主計劃，就是讓一個人在意識清楚，也有決策能力的時候，提前針對自己病情惡化、無法做出判斷的情況，制定醫療照護方案，并指定醫療決策的代理人。

每個名詞都是全新的。我一直對全新的東西特別好奇。這些課程帶給我的震撼特別大，仔細聽完之后，我立刻意識到老年科其實涉及的是全人的照護，以后不管碰到什么生命階段的病人，我都知道后續應該怎樣治療、護理。任何人，都有機會體面、有尊嚴地老去。

之前作為消化科醫生的時候，很多終末期腫瘤患者，既沒有手術的機會，身體狀況也不能再承受放化療，我就會告訴家屬，病人已經沒有住院治療的必要 了。通常這個時候，家屬就會可憐巴巴地望著我，問， “那現在我們還能怎么治療？”

那一刻，我特別無奈，因為我也不知道怎么辦。最后，病人和家屬只能失望地離開醫院。但安寧緩和、預立醫療自主計劃都可以幫助病人很體面地老去、體面地離開這個世界。當一個疾病已經不能治愈的時候，仍然可以改善、減輕患者的痛苦，這是醫生、患者雙方都迫切需要的。

這個科室帶給我最大的成就感之一，就是我們把這種全新的理念帶給了更多病人、家屬。

很多年之前，一個女性腫瘤終末期患者的兒子找到我，當時患者本人已經不適合再做更多治療。她的 兒子就來咨詢接下來怎樣提升母親的生活質量。我告訴他，現在應該去詢問他母親在生命最后一段時間的 需求，滿足她的愿望。他當時沒有反駁我，但是回家之后也沒有按照我的醫囑執行。這也可以理解，在傳統 文化里，我們本來就會回避死亡這個話題，更害怕跟 老人談起。

但兩年之后，他又走進了我的科室。因為他的父親走到了和他母親相同的人生階段。當時他一落座就 說，特別后悔之前沒有聽我的意見。這一回，他一定把治療的全程都跟父親解釋清楚，最后的醫療決策權也 要交給父親。

那一瞬間，我非常有成就感。一個人生命最后的階段，大多包含了很多痛苦，有病人軀體、精神上的痛苦，也包括照護者的痛苦。

而老年科，就相當于在患者、照護者之間搭起一個橋梁，能同時減輕雙方的壓力。當更多人能認知到生命的短暫、人生的價值，這個時候，談論死亡就不再那么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