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時容易見時難,分離二十一個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這段深情款款的話,出自左權將軍寫給妻子劉志蘭的家信中。可惜,在左權犧牲前,這對夫妻都未能再見一面,成了極大的遺憾。
劉志蘭聽到噩耗之時,整個人崩潰大哭,往后很長一段時間都陷入郁郁寡歡中,直到6年后才平復情緒,改嫁給了左權生前的秘書陳守忠。
后來的多年里,劉志蘭及再嫁的丈夫都非常低調,直到大運動時期,才重回公眾視野。
只是這次并非什么好事,夫妻都參與了山西省的奪權,導致自身多個方面都受到影響,著實令人唏噓。
值得一提的是,劉志蘭對左權的態度即便過了幾十年還是一樣,晚年仍在為他恢復名譽而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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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蘭1917年出生于北京,家境優越,自幼受到了很好的教育。1935年末,正在北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她,積極參與“一二九運動”,當選為民先隊長。
因為劉志蘭長相清秀,寫得一手好字,性格也很活潑,當時就被大家稱為校花,在這群進步青年中有一定的號召力。
一二九運動雖然遭到軍閥的殘酷鎮壓,但也促進了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之后有眾多人才紛紛涌向延安,其中就包括了劉志蘭。
她與浦安修等同學結伴而行,到達延安后被這里的一切給震驚到了。
原來真的有這樣一群人,為了理想、為了國家,可以放棄舒適的生活,哪怕目前條件非常艱苦,他們也沒有放棄心中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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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蘭被這一幕幕觸動到了,出身商賈的她最初過不慣如此清貧的日子,不過還是堅持了下來。
她先是被安排到干部培訓學校學習,畢業后分配至北方局婦委工作,同時也擔任陜北公學校教導員。
1939年初,劉志蘭去往太行山做宣傳,大會上那英姿颯爽的身影,引起了朱德的注意。
朱老總想到,自己的好戰友一把年紀了尚未娶妻,便生出撮合的心思。
在朱老總的安排下,劉志蘭與左權見了一面,本來她以為對方是大老粗,結果見面后就改變了刻板印象。
左權一直彬彬有禮,說話間也是引經據典學識淵博,讓劉志蘭內心隨即生出一份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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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這東西,只要有了解的興趣,就能談得下去。
在之后的接觸中,劉志蘭才知道左權的身份,他是八路軍副參謀長,早年曾在黃埔軍校第一期、莫斯科中山大學、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
一個職務高、能力強、有學識的男青年,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充滿了吸引力,所以劉志蘭很快確定自己的心思,兩人于1939年4月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劉志蘭之前想過八路軍的高級將領會很忙,沒想到自己的新婚丈夫會那么忙。
兩人雖然住在一起,但難說幾句話,想見一起吃飯都成奢望。經常是劉志蘭已經睡下,左權才處理完公務回家。
這時的劉志蘭才20出頭,多少有些女孩子心性,會忍不住抱怨丈夫。左權也知道自己虧欠妻子,每次就笑呵呵聽著數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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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一年,兩人的女兒出生,在彭老總的提議下,取名為“左太北”。初為人父的左權很高興,但他工作的腳步依然無法停下。
這就使得劉志蘭要一個人照顧孩子,抱怨無可避免地增多,左權對此心懷歉意,百團大戰前特意抽空回了趟家。
他安慰了委屈的妻子,又趕緊給女兒換尿布、喂米湯,做完這些后又立馬干家務活,臉上始終帶著笑容。劉志蘭看出他的疲憊,心里的怨氣也平息了不少。
后來的百團大戰,左權每日要配合彭老總處理各支部隊的信息,難得回家一次。
等大戰暫緩,左權預料到日寇會瘋狂反撲,就將妻女送回了延安。
臨行前,左權萬分不舍,特意請部隊攝影師為一家人拍照,沒想到的是,這是他們最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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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5日,左權為了掩護戰友撤退,不幸犧牲。
消息傳到劉志蘭耳中時,她不敢相信,立馬去找朱老總,希望這只是假消息。然而朱老總不在,她只看到一封彭德懷發回的電報:“十字嶺激戰,總部被圍,左權失蹤”。
見是“失蹤”,劉志蘭心存僥幸,找到了正在養病的林總詢問這是什么意思。
林總看她難過,就含糊地回答可能是很難再見到了,劉志蘭聽明白了背后的意思,當晚一個人蹲在窯洞外崩潰大哭。
這時忙完公務的朱老總趕了過來,好生安慰一番后,劉志蘭強忍住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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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劉志蘭在《解放日報》上發文悼念:
為了革命我貢獻了一切,包括我的丈夫。你所留給我的最深切的是你對革命的無限忠誠,崇高的犧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滅的深愛。我將學習你,繼承你的遺志奮斗……
在度過了一段悲傷的日子后,劉志蘭決定脫離丈夫生前的圈子,以免觸景生情,就靠自己的能力繼續工作。
6年后,劉志蘭才徹底鼓起勇氣開始新的生活,嫁給了左權生前的秘書陳守忠,這段婚姻得到了組織的祝福。
新中國成立后,劉志蘭和陳守忠在包頭工作多年。1960年,陳守忠調到山西,劉志蘭也跟隨前往太原,擔任山西農工部副部長。
本來按照正常情況,她是可以跟陳守忠安然度過一生的,奈何大運動的到來改變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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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山西的造反派非常活躍,嚴重威脅著社會穩定。1967年,曾任山西副省長的劉格平奉江某的命令,回到山西抓緊奪權。
隨即劉格平成為山西省革委會主任、核心小組組長、省軍區第一政委,劉志蘭和丈夫陳守忠都是核心小組的成員。
劉格平主要就是依靠核心小組向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奪權,使后者遭遇很大的迫害,作為小組成員,劉志蘭和陳守忠也涉及其中。
然而,山西省革委會獲取到權力后,內部又進行了分裂。
劉格平與副主任張日清因理念不同產生很大矛盾,造反派也隨之分裂成兩部分,經常發生大規模械斗,整個山西的局勢都越來越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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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況下,中央出手喊停,劉格平被叫到北京開會,受到周總理點名批評,此后也長期留在北京學習。
那些跟隨劉格平的人,馬上也受到影響,劉志蘭和陳守忠雙雙被隔離審查。
這件事,算是劉志蘭履歷上的一個污點,也影響到了她的生活待遇,實屬一大遺憾。
不過,她有一點很令人敬佩的是,對左權始終還有很深的感情。
左權在1932年就被“左”傾領導人扣上了“托派”的帽子并受到留黨察看處分,往后十年征戰生涯,一直到犧牲,這兩點都沒有被徹底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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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蘭1979年翻閱左權檔案時發現了這些過往,立即寫信給中央組織部希望平反。
總政答復她說,當年左權將軍犧牲時,中央以及所有領導人都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已算平反過了。
1982年,劉志蘭再次給中央寫信,希望取消掉左權“留黨察看”的處分,這次中央有關部門終于出具文件,撤銷“留黨察看”處分,并且對左權受左傾路線打擊迫害一事予以平反。
1985年,《左權傳》出版,經劉志蘭邀請,陸定一在序中說明左權被誣為“托派”一事的始末。
左權總算是恢復了清白,劉志蘭即便改嫁,也沒有負了左權將軍,也是個深情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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