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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北疆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蘇媛媛
翻譯 | 烏云斯琴
圖片 | 羅偉 來源于本刊圖片庫
農耕生產是人類生產力的一次大躍升,是人類新的生存方式之一。百萬年來,古人類以采集和漁獵為生。一萬多年前,人類學會了馴化植物飼養牲畜,人類文明進入了新時代。生產力的躍升帶來人口的增長和聚集,為人類社會的快速發展和繁榮輝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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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農耕文化分布的主要區域之一。在中國廣闊的地理單元內,人們依托所處自然地理條件從事農耕、畜牧、漁獵、采集等生產,由此形成了農耕文化、游牧文化、森林漁獵文化等多種文化類型,其中,農耕文化是我國體量最具規模、影響最為廣泛的文化類型之一。考古學證明,中華大地大約在1萬年前開始馴化各種農作物。隨著農耕的需要,人們逐漸掌握了水利技術,發明了天文歷法,形成了包括農事農具農俗農時等生產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思想觀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規范等在內的農耕文化。由于地理環境、生產生活具體內容的不同,我國不同地區的農耕文化形成了不同的區域特色。
內蒙古地區的農耕生產歷史悠久,是我國農耕文化的重要起源地。遠古時代,農耕生產方式開始萌生,早在約8000年前,位于內蒙古東部的赤峰敖漢旗就已經有粟作農業生產。在興隆洼文化、紅山文化、裕民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等文化遺存中發現了粟類種子,以及石斧、石耜、石磨盤等農業生產工具。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烏桓、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等,也一定程度上掌握農業耕作技術。秦漢時期,河套地區開展屯田移民,其后歷代王朝和地方政權均對內蒙古地區進行農業開發。鮮卑人盛樂建都以后,逐漸轉向農業經濟。遼夏金元諸政權在北疆地區建章立制,推廣農業生產。明代漢蒙各族共同建設“豐州川”,興起板升農業。清代“走西口”大量移民西進北上,清政府設置道府州廳縣等行政建置以加強對農耕區的管轄,促進了我國北疆地區農耕生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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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地區的農耕文化分布廣泛,與其他文化類型犬牙交錯地分布于內蒙古大地。據《遼史叢考》記載,17世紀中葉,達斡爾族在呼倫貝爾地區已發展出一定規模的農業。達斡爾族采用“二牛抬扛”等耕種方法,依照中華民族傳統節氣,大面積種植大麥、燕麥、稷子、蘇子等農作物,并在符合地域特點的農事活動中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傳統民俗。在西遼河上游地區,人們在半干旱少雨的氣候條件下開展旱作農業,種植以粟黍為代表的雜糧作物。在生產生活中,這一地區形成了獨特的旱作農業系統景觀,發展出包括祭星、撒龍燈等民俗在內的獨特的旱作農耕文化。黃河流經內蒙古,在草原地帶沖刷出富饒的河套,滋養了發達的農業生產。歷經兩千年,這里積淀了豐富的灌溉農業文化以及伴生的水文化。在河套地區,一方面,人們創造了興水治黃的高超治水智慧,留下了內蒙古河套灌區這一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另一方面,人們心懷對海晏河清、安居樂業的美好祈愿,沿著黃河,一座座古老的龍王廟表露了河套人民對黃河水的復雜情感。獨特的灌溉農業文化與水文化的交錯雜糅,勾畫出河套文化的濃郁色彩和錯綜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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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歷史長河中,農耕文明的勤勞質樸、崇禮親仁,草原文明的熱烈奔放、勇猛剛健,海洋文明的海納百川、敢拼會贏,源源不斷注入中華民族的特質和稟賦,共同熔鑄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農耕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其中蘊含的優秀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在今天依然展現著時代魅力和價值。
內蒙古自治區提出北疆文化建設,以北疆文化建設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總抓手,構筑中華民族共同精神家園,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為內蒙古地區優秀傳統農耕文化進一步繁榮發展提供了寶貴機遇。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導,以“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為引領,著力推進內蒙古地區農耕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讓農耕文化在新時代綻放新活力,繼續為中華民族團結奮進,實現偉大復興提供精神力量和思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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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 牧仁
審核 烏日嘎
新媒體編輯 張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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