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PBL：一個教育理想主義者的自救

圖源：《同我的丈夫結婚吧》

她曾在十年間反復面對困境：股東退資、市場崩塌、個人失落。那些外界看似不可逾越的波瀾，對她來說，只是日常。作為一位教育者，她的故事并沒有明顯的高潮與落幕，而是一場漫長的持續，關于教育、信念與生活的多重博弈。她并不相信那些炫目的成功故事，教育本身更像是一場沒有結束的實驗。或許，真正的教育，從來不是那些看得見的成績，而是那些被遺忘的、平凡的瞬間。

在這個快速變動的時代，總有一些人堅持走在邊緣。他們不迎合潮流，也不尋求成效的捷徑。他們的選擇，可能是孤獨的，但也許正是從這些人堅守中，我們能看到真正的教育、真正的信念。他們被稱為“少數派”。

地獄級年份

夜深的直播間，她坐在一盞孤燈下，嗓音沙啞。

那是一個為期十二小時的公開課，間隙里只有幾分鐘的水聲和咳嗽聲。屏幕另一端的觀眾已經換了好幾撥，她仍在講，像是在用語言挽留某種秩序。

那是2024年，她創業的第十年，也是她反復形容為“地獄級”的一年。

“我從來沒想過會走到今天。”酈小安說，“十年前只是想解決我女兒的教育問題，沒覺得要做一輩子。去年股東退資，我突然負債一百萬。只能想辦法變現，于是挑戰十二小時直播，把公開課轉化成私教學員，后來才有了ToB業務。女兒成功上岸中央美院，丈夫卻在三個月內罹癌離世。”

在她的敘述里，創業和生活的崩塌沒有界限。

她說那幾個月里常常是邊直播邊哭，哭完又繼續講課。教育成了一種維持日常呼吸的方式。

2021年至今，是創新教育最艱難的時段。政策轉向、資本退潮、消費萎縮，小微機構成片倒下。對多數創業者而言，那幾年像是被反復碾壓的回聲：補課轉型、校區關停、教師流散，理念被迫貶值成一場漫長的自救。

酈小安沒有退出，她的公司“布來牛PBL”從浙江金華起家，只剩一個工作室。她說：“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PBL，不斷遇到問題，解決問題，再遇見下一個問題。”

這句話聽起來像信念，也像一種宿命。

有一次我問她，如果用時間線標出這十年的情緒峰谷，哪一年最痛？她想了很久，說：“從2021到現在，都算。不是簡單的加法或者減法，而是多個小周期的疊加。微妙又復雜。”

她用“地獄級”來形容，是因為那種復雜不是指某一個災難，而是一連串的錯位疊加：疫情、退資、疾病、市場崩塌、城市遷移。她學會了在塌陷的世界里，繼續教學。

我看著她那雙總是帶著微笑的眼睛，想起她說過的一句話：“我只是沒有徹底崩潰罷了。”那句話像一個反向的誓言，也像一個教育者對自己的自救告白。

一個母親的教育問題

2015年，酈小安辭去了電視臺的編導工作。

她在那之前做了近十年節目策劃，熟悉鏡頭、節奏與情緒操控，也習慣了短平快的表達方式。她說：“那時候常被領導要求改稿，被訓練成一個調動觀眾情緒的職業選手。”

她的女兒在上小學，讀書認真，卻越來越焦慮。她陪著孩子讀書的過程，也重新讀了一遍自己的人生。“我不想讓她變成一個被教育體系擠壓得越來越淺薄的人。”

那年夏天，她在金華創辦了一個叫UIEQ書友會的小型項目，做人文通識的精讀課，陪孩子一起閱讀經典。

她的創業起點并不帶有宏大的理想，只是一個母親的直覺。 “為了讓孩子閱讀，也為了讓我自己不被鈍化。”

兩年后，她帶著合伙人小茜去北京參加“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LIFE教育創新論壇。那次會議成了她命運的分水嶺。“會場上我們第一次知道了HTH學校，也第一次接觸到PBL項目式學習。”

她記得分享者展示了一張圖片：一個幼兒園孩子畫的六只蝴蝶，從第一張潦草到最后一張，線條柔順、形態清晰。“我被震到了，”她說，“那一刻我意識到，教育的目的不是塑造完美的蝴蝶，而是讓孩子有畫到第六只的勇氣。”那一年，她決定把閱讀課堂延伸為“項目課堂”。

她開始帶孩子拍紀錄片，讓他們去街頭采訪、自己剪片。那是她熟悉的領域，也是她從導演轉向教育者的關鍵一步。

“做紀錄片是絕妙的學習方法，”她說，“孩子要協作、要管理時間、要和各種職業的人打交道。那個過程，比做出一部好片子更重要。”她在金華搭起了第一個教學場地，墻上貼著學生的海報、手稿與故事梗概。

家長偶爾探頭進來，看到一群孩子討論主題、爭論畫面構圖，常常會問：“這算學習嗎？”“算啊，”她笑了笑，“學習就是他們彼此說服的過程。”

從那時起，“布來牛”這個名字開始出現，寓意是“笨拙但有力的牛”。慢，卻能一直往前。她說：“教育不一定要快，它要的是方向。”

那是一個單純、熱烈、帶著盲目樂觀的時代。教育創業者們在各自的小城市點起火種，談理想、講創新，互相鼓勵。沒人想到，那些“非主流的學校實驗”有一天會成為被大潮沖散的邊緣回聲。

爆發與墜落

2019年秋天，布來牛在杭州開出第一家校區。

那是教育創業者最熱的年代，創新教育的口號層出不窮。她和團隊走了兩三個區，沒有做足調研，就選了西湖區古墩路，傳統教培的黃金地段。

“一樓門面加二樓教室，成本其實很高。”她說，“但那時候覺得，只要內容好，就不怕沒人來。”

開業不久，她就聽到家長的質疑。“你們做PBL項目式學習，居然畫冊里連一個老外都沒有。”言外之意，是質問這家機構憑什么談國際視野、創新教育。

她笑著回憶那一幕。那種輕微的屈辱，像一粒沙，嵌在了記憶里。“確實，我們沒有海歸，沒有985、211，也沒有專家教授。整個團隊里，沒有一個人是專業教育出身。”

她頓了頓，“但我們真的是在做教育。”

沒多久，疫情來了。校區的燈熄了幾個月，房租仍要交。她回憶那段日子：“我們在金華有兩個校區，在杭州有一個。三個校區加起來，光房租就壓得人喘不過氣。再加上人工，太疲憊。”

那時候的她，常常在夜里整理賬目。那些數字沒有任何情緒，卻足以讓人失眠。團隊里有人走了，投資人開始猶豫。她說：“我們敗給了這種大環境，這種焦慮的教育風潮。”

同樣的課程，同一個老師，在金華和杭州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課堂氣氛。金華的孩子不自信，卻能沉浸在項目里；杭州的孩子很焦躁，上課時頻頻看表：“老師，我下一個課幾點要開始？”她在兩個城市間奔波，像是在觀察兩種不同的童年生態。

“我那時開始明白，PBL的敵人不是考試，而是時間。那種被壓縮得沒有空隙的時間。”

2023年夏天，她決定關校。那時已經負債百萬，股東退資，丈夫又罹患癌癥。三個月后，他去世。她說那一年像一場塌陷的夢。

秋天，她退掉了房子，只留下一個工作室。“我們在暑假時就決定，秋季結束就關校。那時收學費只收了原來的三分之二，退費壓力不大。能保住人，就已經很好了。”

我問她，那之后最難的是什么？她說：“最難的是人才。錢可以想辦法，招生也能調整，但人，懂教育的人，是最難的。”

她仍記得第一次還債時的感受。那筆錢分五年還完，每年二十萬。她把那筆支出稱作“尊嚴賬”。“那不是為了別人，是為了我自己。哪怕最后什么都沒有了，也要讓人知道，我們是靠自己活下來的。”

野草的生命力

在關校的那個秋天，酈小安開始學會“慢慢活”。

她不再去追求規模，不再幻想市場。那段時間，她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不是失敗，是進入了第四個階段。”

從那時起，布來牛的方向逐漸轉向ToB項目與師訓。她開設PBL課程培訓營，重新連接那些在系統內外徘徊的教育者。“很多體制內的老師，教學任務已經很重，還自己掏錢來上課。他們回到學校未必能施展，但還是愿意學，大概率是為了自己的孩子。”她說。

她在屏幕前看見那一張張疲憊卻發光的面孔：公立學校的中年教師、私校的年輕老師、三四線城市愿意了解新型學習方式的家長。

“私立學校和個體老師里，英語老師來的最多。體制內老師的熱情最讓我感動，他們是真想改變些什么。”那段時間，她也在師訓營里尋找新的合伙人。

“我們已經不再做招聘，只找能一起走的人。”布來牛的團隊從十八人縮到五人，學生從一百八十人減到幾十個。 她像一株野草，在土層更深的地方扎根。

“我們真的很草根。十年磨一劍，全靠市場活下來。”有同行來參觀，起初都眼睛發亮。孩子在做項目，討論激烈，作品擺在墻上。但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大多撤了。“他們會說，這太難復制，也太難賺錢。”

她笑了笑：“能快速復制的一定是標準化的，但人的教育偏偏沒法標準化。”這十年，她看著一批又一批同行進進出出。有人轉行，有人去做“白名單”項目，也有人重新進入體制。“后來留下來的，反而是最懂我們的人。”她說，“他們沒退，反而更靠近了。”

那是一種緩慢的重組：教育機構、家庭、教師之間，以一種碎片化的方式重新連接。

她依然記得理想狀態的樣子：校長能叫出每個學生的名字，也認識每個家長。“這在別人看來不值一提，但對我們來說，這是最理想的教育。”

我問她：“你覺得教育的本質是什么？”她說：“教育的本質是人的培養，源頭是教師的培養。錢當然重要，但不靠拉投資能活下來的教育，才是真的教育。”說這句話時，她語氣平靜，像是在陳述一件被反復驗證的事實。

在那些被稱為“非主流”的角落里，她仍然每天開課、寫方案、錄課、還債。“別人以為我堅強，其實我只是還沒崩潰。”她的語氣溫柔，卻像一根埋在地底的筋，被壓了很深，卻還在生長。

非主流者的信念

酈小安并不避諱“非主流”這個詞。

她笑著說：“如果規模是一種劃分標準，那我們一點也不主流。”

她的語氣沒有自嘲，反而帶著一種篤定的平靜。在她看來，教育里真正的危險并不是失敗，而是形式主義的勝利。

“很多時候，教育變成了配合演出。”她說，“我們曾經連續兩年去一個中學做新生入學的PBL營，孩子們太喜歡了。可再過幾個月，他們就回到了原來的學習狀態。等我再見到他們時，他們對身邊的人和事都不關心了。沒興趣，無感。他們覺得那次入學營像個幻夢。”她停頓了一下，說得極慢：“那種幻夢，對孩子其實是殘忍的。”

布來牛的團隊后來減少了與體制內機構的合作。對方希望她們以“公益價”提供課程，卻又要求按演出流程呈現：照相、錄像、領導講話。“那種形式，其實是在傷害團隊，也傷害孩子。”

她深知自己走的路徑很難復制。“做PBL教學不是靠拉投資能解決的。它太依賴人。”她說，“教育是對話，不是表演。”

有一回，我問她怎么看待當下流行的“教育短視頻化”“AI通識課”，那些被算法推高的新趨勢。她笑著搖頭：“我們越來越容易被拍成《楚門的世界》里的孩子。鏡頭一舉起來，他們就會表演，知道要么是給家長看，要么是做宣傳。真正的學習是要放下被記錄的執念。”

“我不希望孩子活成一個鏡像。”她說這話時，聲音很輕。

在她的課堂里，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表演性的成果展示”。學生的作品可以粗糙、未完成，但必須是他們自己思考出來的。

“我不教孩子成功，”她說，“我教他們承受不確定。”這一句話，像她整個教育理念的縮影。

對外界來說，這種堅持顯得不合時宜，慢、反市場，也不討巧。但她從未想過改變節奏。“教育不該是標準化生產，”她說，“它是人與人的連接。”

在那個追逐效率、強調“閉環”的時代，她的機構顯得近乎古典。所有的奮力掙扎仿佛只是在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如何讓教育重新變得真實。

沉淀與重啟

“如果把過去十年分階段看，”她說，“我們現在進入第四階段了。”她的語氣不帶起伏，像在講一條地質層的演變史。

“第一個階段，我們滿世界去找‘好的教育’，以為找到了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第二個階段，我們被簇擁著，占領市場、擴大團隊，希望能影響更多的學生和家庭；第三個階段，在浪潮里學游泳，只想體面地活下來；第四個階段，是一杯渾濁的水，泥沙開始慢慢沉淀。”

她把這叫做“沉淀的階段”。“教育不是被消滅了，而是回到人身上。”她的工作室更像一間修行所：幾張桌子、幾位老師、幾組學生。他們在有限的空間里做項目、做師訓、做課程IP的打磨。她說：“我希望通過PBL這把屠龍刀，練習在真實的市場里成為一個成熟的創業者。”

我問她，“成熟”意味著什么？她想了幾秒鐘，說：“不再恐懼錢，也不依賴錢。”

她說，在教育行業里，界線已經分明，“一邊是擅長搞錢的人，拿教育當幌子；另一邊是又窮又堅持的人。”她笑著補了一句：“我屬于后者。”

她不憤怒。她只是選擇和“少數派”站在一起。“我想和這些人一起，重新認識自己跟錢的關系，重新認識教育和人的關系。”

在她看來，教育不是一門生意，也不再是一種口號。它是一個人重新與世界對話的過程，從孩子到家長，從教師到創業者。“教育的價值，不在結果，而在過程中發生的連接。”她說。“哪怕只有幾個人在做，也足夠了。”

我看著她那天的神情，燈光斜照在她的臉上，平靜又疲憊。

她說：“創新教育可能才剛剛開始。”她的語氣輕得幾乎聽不見。但那一刻，我確信她說的“開始”，不是行業的重起，而是她自己。

余燼中的微光

秋天的金華，天黑得很早。

她的工作室在城郊一棟老樓里，門口擺著一盆生得很慢的綠蘿。窗外是低矮的屋檐，風一吹就有灰塵落進來。

“有時候我想，我們就是野草。”她笑著說。

那天正好有師訓課。幾位體制內老師圍坐一圈，桌上攤著便簽和畫筆。有人在寫“學生的力量”，有人寫“信任”，也有人寫“錯誤”。她在一旁看著，不打斷。

課后，她一個人留在教室里收拾材料。白板上還留著那句課前寫的提示語：“教育的目的，是讓人成為他自己。”她看了很久，然后拿抹布輕輕擦掉。

“我怕別人覺得我們太理想主義，”她說，“其實我只是希望，孩子能活得更像一個真人。”她的語氣輕得像自言自語。這些年，她見過太多崩塌與撤退。同行退出，校區關門，朋友轉行，投資人失聯。她也曾無數次想過放棄。“但后來發現，教育讓我還和這個世界有連接。”

她仍然會在深夜直播課，也仍然會被催款。她說：“現在的我不再焦慮，反而覺得踏實。因為我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是真實的。”

她的工作室墻上貼著學生做的手繪，一角寫著一行字： “PBL不是課程，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那行字是她學生寫的。她說：“我覺得他們懂了。”

有時，她會想起丈夫，那個沒能看到如今模樣的人。“他一直支持我做教育。”她停頓了一下，“現在我覺得，他應該會理解的。”

夜色漸深，街道上亮起零星的燈。她走出教室，輕輕鎖門。那盞走廊的感應燈亮了一下，又滅了。“教育從來不是光明的行業，”她說，“但總有人在黑暗里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