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姍：《夜譚隨錄》阿林保涉紅眉批與《紅樓夢》的早期傳播

在《紅樓夢》的早期傳播史上，直接反映程甲本問世前《紅樓夢》鈔本流傳情況的史料較為稀見，主要包括依附于《紅樓夢》文本的脂批和序跋，以及明義《題紅樓夢》等詩詞題詠、周春《閱紅樓夢隨筆》等文人筆記。

《紅樓夢的傳播與接受》

清代文言小說集《夜譚隨錄》所載滿洲官吏阿林保（署名“雨窗”）撰寫的涉紅眉批是較早在他書評語中援引《紅樓夢》的紅學史料。

在《夜譚隨錄》卷六《棘闈志異》（其四）的眉批中，阿林保由單文炳憑吊婢女小蕙而撰寫的《慘魂篇》聯想到《紅樓夢》第七十八回的《芙蓉女兒誄》：

嘗讀《紅樓夢》，《芙蓉誄》有云：“茜紗帳里，公子情多；黃土隴中，佳人命薄。”當為文炳、小蕙涕泣而吊之。①

該條眉批的撰寫時間下限為乾隆五十四年（1789）九月，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問世前，關于《紅樓夢》早期鈔本傳播的重要史料。

然而長期以來，由于研究者對《夜譚隨錄》初刻本的判斷存在分歧，導致該條眉批的作者和撰寫時間尚待確證；同時，《夜譚隨錄》通行校本對底本眉批“一并刪除”的處理方式，致使該條眉批不為當代讀者所知，也尚未引起《紅樓夢》研究者的關注。因此，該條眉批的價值仍有待被深入發掘和充分論證，且有待被納入紅學文獻體系。

下文將首先基于《夜譚隨錄》的版本源流考證，確證該條眉批的作者身份及撰寫時間，進而探討該條眉批在《紅樓夢》早期傳播史上的重要史料意義和文學價值。

一、《夜譚隨錄》涉紅眉批作者及系年的版本學確證

現存南京圖書館的和邦額《霽園雜記》鈔本作為《夜譚隨錄》的早期稿本形態，已受到研究者的充分關注。②然而，關于《夜譚隨錄》的初刻本，學界長期存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己亥本”說與乾隆五十四年（1789）“己酉本”說之分歧。

其一，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本”說。

此說主要依據上海圖書館藏《夜譚隨錄》，卷首和邦額《自敘》末署時間為乾隆四十四年，即“己亥本”。

王一工、方正耀點校《夜譚隨錄》

20世紀80年代，王一工、方正耀點校本《夜譚隨錄》以“己亥本”為底本（《夜譚隨錄·前言》）③。1988年，方正耀《和邦額〈夜譚隨錄〉考析》重申了“《夜譚隨錄》原本刻于乾隆己亥（四十四年），上海圖書館藏‘己亥本衙刻本’可證”之結論。④

該校本出版后成為《夜譚隨錄》的通行校本，“己亥本”說亦隨之影響廣泛，迄今仍是學界的通行觀點。

其二，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本”說。

此說主要依據遼寧省圖書館藏《夜譚隨錄》，卷首和邦額《自敘》前另有乾隆五十四年阿林保《夜譚隨錄序》。1987年，韓錫鐸、黃巖柏《阿林保與〈夜譚隨錄〉》⑤首次披露了遼寧省圖書館藏本。1991年，薛洪勣《〈夜譚隨錄〉并沒有“己亥本”》⑥繼而論證了“己亥本”的“子虛烏有”。

然而，“己酉本”說自提出起，直到近年來的研究中，論者主要圍繞對阿林保序言的不同角度解讀，而缺乏對《夜譚隨錄》版本情況的具體考證，“己酉本”說也并未改變當前學界對“己亥本”的著錄和判斷。

乾隆辛亥刊本《夜譚隨錄》

由于《夜譚隨錄》涉紅眉批見錄于包括“己亥本”“己酉本”在內的多部清乾隆間刻本，因此，對《夜譚隨錄》初刻本的判斷分歧直接導致了研究該條眉批的兩個疑點：

其一，涉紅眉批作者。

“己亥本”不題眉批撰人，若“己亥本”即為《夜譚隨錄》初刻本，則全書自首次刻印既已脫落眉批作者姓氏，“己酉本”等刻本的眉批作者均為后出補入，其可信程度隨之極大削弱。

其二，涉紅眉批撰寫時間。

由于該條涉紅眉批未見于和邦額《霽園雜記》鈔本，而首見于《夜譚隨錄》刻本系統，《夜譚隨錄》的初刻時間為乾隆四十四年或五十四年，直接決定了該條眉批的撰寫時間下限，并由此關涉到其在早期紅學文獻中的定位。

以上兩個疑點，究其實質，均源自《夜譚隨錄》初刻本判斷之分歧。因此，有必要對《夜譚隨錄》的初刻本情況作進一步辨析。

筆者在參與點校《夜譚隨錄》期間，通過對現存世《夜譚隨錄》乾隆間刻本的目驗、校勘，認為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本”說具有充分依據。

下文將結合《夜譚隨錄》乾隆間刻本的具體情況作詳細論述。

（一）《夜譚隨錄》初刻本考辨

《夜譚隨錄》初刻本的“己酉本”說，系“己亥本”說提出后，研究者根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本提出的新見。

《遼寧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

今考遼寧省圖書館藏《夜譚隨錄》清乾隆間刻本三部，其中二部明確著錄為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為便于討論，下文暫稱為遼圖甲本、遼圖乙本）。此二本卷首均有署名“雨窗”的《夜譚隨錄序》，末署“乾隆己酉九秋/雨窗題于春雨山房”，次和邦額《自敘》，末署“乾隆己亥夏六月霽園主人書于蛾術齋之南窗”。

正文首卷卷端題“夜譚隨錄卷之一 霽園主人齋氏著 松蔭山房雨窗氏/葵園主人蘭巖氏評閱/用拙道人蘭泉氏參訂”。各卷首條眉批冠以“雨窗氏評”。

雨窗，即《夜譚隨錄》作者和邦額友人阿林保。在序言中，阿林保詳細記述了其刊刻《夜譚隨錄》之緣起：“因念霽園之錄、蘭巖之評，向止繕成卷帙，未鐫梨棗。余獨以枕秘私之，何如公諸同好……爰付諸剞劂氏”。遼圖甲本、遼圖乙本卷首保留的阿林保序言、卷端及眉批的“雨窗氏”題署，證實了阿林保作為和邦額好友，對《夜譚隨錄》一書從原始素材積累到評點、撰序，最終主持刊行的全面參與，亦證實了乾隆五十四年九月阿林保刻本的存在。

乾隆五十四年九月阿林保刻本是《夜譚隨錄》的初刻本，可從史料、版本兩個層面得到證實。在史料層面上，阿林保序言作為《夜譚隨錄》向未刊行的直接證據，在既有的研究中已得到持“己酉本”說論者的充分闡述，無庸贅述。

聚文堂藏板《夜譚隨錄》

在版本層面上，這一結論亦具有充分文獻支持。學界既有的“己亥本”說、“己酉本”說之分歧，其核心癥結即在于所謂的“己亥本”。

經筆者比勘遼圖甲本、遼圖乙本與上海圖書館藏“己亥本”，遼圖甲本、遼圖乙本卷首均有阿林保《夜譚隨錄序》，首卷卷端題署阿林保等三位評點者，各卷首條眉批前題署“雨窗氏評”，在版本特征上與阿林保原刻本最為接近。

其中，遼圖乙本系在遼圖甲本基礎上抽調書板、割裂原書而成，其刷印時間實在遼圖甲本問世之后。現階段對阿林保原刻本形態的考索，應以遼圖甲本為是。

相較之下，“己亥本”卷首無阿林保序，各卷首條眉批無“雨窗氏評”字樣，卷端僅題“霽園主人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巖氏評閱”。

判斷“己亥本”為后出版本的關鍵證據有二：

其一，“己亥本”卷端題署文字前后各空缺一行，顯系后人刪削初刻本卷端“松蔭山房雨窗氏評閱”“用拙道人蘭泉氏參訂”兩行后，為維持原書行款而導致。

其二，此本亦收錄恭泰（署名“蘭巖”）末評，然恭泰末評為阿林保“因念霽園之錄、蘭巖之評，向止繕成卷帙，未鐫棗梨”而首次付刻，“己亥本”的產生時間顯然在阿林保刻本之后。換言之，所謂的 “己亥本”系坊刻本脫落或刪削阿林保序言、卷端及眉批“雨窗氏”題署之后產生，在時間上晚于阿林保刻本。

進一步說，“己亥本”之命名，源自阿林保序言脫漏后，《夜譚隨錄》向未刊行的情況逐漸不為世人所知，加之“己亥本”缺乏牌記、內封等明確體現刊行時間的版本信息，卷首僅存的乾隆四十四年和邦額《自敘》成為版本著錄的唯一依據，在現代館藏目錄和版本研究中遂被著錄為“己亥本”。“己亥本”說的致誤緣由，則在于忽略了坊刻本中普遍脫落的阿林保序言，以及和邦額自序題署時間與實際刊刻時間的時間差。

中州古籍出版社版《夜譚隨錄》

在“己亥本”之外，現階段所知的多部明確著錄為清乾隆間刊行的《夜譚隨錄》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卷端及眉批題署信息的刪削現象。對此，筆者已另撰文作詳細考述。

綜上所述，《夜譚隨錄》初刻本為乾隆五十四年九月阿林保刻本。現階段所知的《夜譚隨錄》清乾隆間刻本中，遼圖甲本是最接近阿林保初刻本的版本形態，不排除即為阿林保原刻本之可能。

（二）《夜譚隨錄》涉紅眉批的撰寫者

阿林保刻本作為《夜譚隨錄》流傳過程中第一個刻本，既以評點本的形式問世，且對全書評語作者身份具有明確題署。

據遼圖甲本、遼圖乙本，其所收錄的評語來源有二：

其一，和邦額末評及恩顯末評，此二家評語已見于《霽園雜記》，為早期稿鈔本環節產生的評語，刻本略作增刪改訂。

圣經堂藏板《夜譚隨錄》

其二，恭泰末評及阿林保眉批，此二家評語未見于《霽園雜記》，為阿林保念及“霽園之錄、蘭巖之評”而一并刊行（《夜譚隨錄》另有署名“福霽堂”“李齋魚”的末評各一則，因未成體系，暫不予討論）。

盡管阿林保眉批沒有逐條署名，但全書各卷卷端題“松蔭山房雨窗氏/葵園主人蘭巖氏評閱”，分別對應阿林保眉批、恭泰末評；同時，各卷首條眉批前統一冠以“雨窗氏評”字樣。《夜譚隨錄》初刻本眉批出自阿林保之手，當無疑問。

值得一提的是，在《夜譚隨錄》眉批中，有二條涉及撰寫者的生平經歷，與阿林保皆可吻合。

其一，卷五《薛奇》眉批“予向在上谷，得全虎骨一具。”阿林保于山東都轉鹽運使任內刊行《夜譚隨錄》（詳見下節考述），此前曾任河間府知府⑦，而河間府正屬秦代上谷故郡。⑧

其二，同卷《嵩桬篙》眉批“嵩公，予曾與同官。”文中稱嵩桬篙“官某部筆帖式”，而阿林保入仕之初曾任吏部筆帖式。⑨以上二條眉批可從評語內容角度，進一步佐證阿林保的眉批作者身份。

阿林保的眉批作者身份長期湮沒無聞，系坊刻本中逐漸脫落阿林保序言、卷端及眉批的“雨窗氏”題署所導致。

例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夜譚隨錄》清刻本甲、遼寧省圖書館藏“圣經堂本”脫落阿林保序言，此類刻本的讀者面對眉批題署的“雨窗氏評”，已無從查考其身份。

緯文堂刊本《夜譚隨錄》

又如，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夜譚隨錄》清刻本乙、上海圖書館藏“己亥本”，以及多部題署為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辛亥本”，不僅脫落阿林保序言，還刪削了卷端及眉批的“雨窗氏”題署，阿林保的全部信息至此已刪削殆盡，此類刻本的讀者甚至無從得知“雨窗氏”的存在——20世紀80年代，《夜譚隨錄》通行校本點校者所面臨的上海圖書館藏“己亥本”“由于眉批和零星間批，較為混亂，不見署名”⑩，正是后者情況的真實體現。

同時，由于通行校本對底本眉批“一并刪除”，又進一步造成了阿林保眉批不為當代讀者所知的現狀。在這一意義上，對《夜譚隨錄》初刻本及版本源流的考索，可為確證涉紅眉批作者身份提供有力支持。

（三）《夜譚隨錄》涉紅眉批的撰寫時間

據阿林保《夜譚隨錄序》及末署時間，知阿林保刻本付刻于乾隆五十四年九月。由此結合阿林保宦跡，可還原其刊行《夜譚隨錄》之始末：

乾隆五十三年（1788）四月，阿林保調任山東都轉鹽運使，11將《夜譚隨錄》書稿攜至任所。乾隆五十四年二月，阿林保委署按察使印務。12同年九月，阿林保將《夜譚隨錄》出資付梓。阿林保涉紅眉批的撰成時間當以乾隆五十四年九月為下限。

《詳注夜譚隨錄》

據此，可對《夜譚隨錄》阿林保涉紅眉批的撰寫時間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霽園雜記》鈔本收錄和邦額末評、恩顯末評，無阿林保眉批。其可能性有二，其一，阿林保尚未撰寫眉批。其二，阿林保已撰寫部分眉批，但《霽園雜記》未抄錄。阿林保涉紅眉批的撰寫時間上限不宜據此遽斷。

第二，阿林保涉紅眉批的撰成時間不晚于乾隆五十四年九月《夜譚隨錄》初刻本付梓——而這也正是阿林保接觸并閱讀《紅樓夢》的時間下限。

二、阿林保眉批所引《芙蓉女兒誄》文字考辨

在眉批中，阿林保由《慘魂篇》聯想到《芙蓉女兒誄》，由此將《芙蓉女兒誄》引入《夜譚隨錄》評語文本。該條眉批的撰成時間下限為乾隆五十四年九月，距離乾隆五十六年冬《紅樓夢》程甲本問世至少有兩年之久。

由此產生的一個首要問題在于，阿林保引用的《芙蓉女兒誄》依據何種底本？在筆者目力所及范圍內，《夜譚隨錄》清乾隆間刻本所載該條眉批均無異文。

然而，經比對眉批所引文字與《紅樓夢》六部相關脂本（庚辰本、戚序本、蒙府本、甲辰本、列藏本、夢稿本）以及程甲本、程乙本，不難發現阿林保所引《芙蓉女兒誄》既不同于現階段所知的六部相關脂本，也不同于稍后刊行的程本。這一現象無疑是極其耐人尋味的。對此，應考慮到以下幾種可能性。

第一，阿林保誤記。

對于阿林保眉批引文不同于《紅樓夢》原作之處，首先應充分考慮阿林保誤記之可能。不可否認的是，阿林保眉批引用文字存在不合理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劉世德《紅樓夢版本探微》

其一，“茜紗帳里”不符合原著。

在《紅樓夢》中，賈寶玉先成“紅綃帳里”，后在林黛玉提示下改作“茜紗窗下”，作者復借賈寶玉之口強調“故今寧可棄此一篇大文，萬不可棄此‘茜紗’新句”13，可見“茜紗窗下”是作者的得意之筆。

“茜紗窗”前與《紅樓夢》第四十回賈母為瀟湘館更換銀紅色霞影紗相呼應，后與本回林黛玉提示“咱們如今都系霞影紗糊的窗槅”14相符合。

同時，《好了歌》中亦出現“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紅綃帳里”與“茜紗窗下”在《紅樓夢》中具有充分的文本依據。相較之下，阿林保眉批作“茜紗帳里”，更類似因原文意象相近而誤記。

其二，“佳人”文學效果不及“女兒”。

《芙蓉女兒誄》在不同版本中或作“女兒命薄”，或作“女兒薄命”，但“女兒”二字并無異文。這既體現了賈寶玉歷來對女兒家的推崇，也吻合《芙蓉女兒誄》的主題。但問題在于，現存諸本無一出現“佳人”之稱謂，極有可能是阿林保因寶、黛二人推敲文字時改動的“小姐”“丫鬟”稱謂而記憶混淆。

劉旦宅繪寶黛情深

同時，考慮到明義《題紅樓夢》中亦有將“錦衣公子”與“紅粉佳人”對舉之句，亦不排除阿林保受《紅樓夢》早期題詠作品影響而誤記。事實上，“佳人”更多令人聯想到“才子佳人”的俗套用語，相較于“女兒”，其文學效果高下立見，毋庸贅言。

第二，《夜譚隨錄》誤刻。

在阿林保誤記之外，亦應充分考慮到《夜譚隨錄》誤刻之可能。由于此時《紅樓夢》流傳未廣，亦不排除校刻者因不熟悉引文而導致的誤改、誤刻。

第三，阿林保所見為一部《紅樓夢》早期鈔本，其中《芙蓉女兒誄》的文字不同于現存世的任何一部《紅樓夢》鈔本。

至于阿林保所見鈔本的異文成因，例如是否源自傳抄致訛、抄手誤改，或者《紅樓夢》不同階段稿本的文字變遷，則均已難以稽考了。這固然是現階段諸多推測中最引人入勝的一種，但毋庸贅言，若對此加以定論，則仍需更多文獻實證的支持。

盡管如此，這并不影響阿林保作為《紅樓夢》早期讀者的身份，亦不妨礙其涉紅眉批作為《紅樓夢》早期流傳文獻的研究價值。

三、阿林保涉紅眉批的史料意義

在《夜譚隨錄》研究中，書中眉批曾被認為“不見署名，且內容多無意味”15。20世紀80年代遼圖本所載阿林保序言及題署被披露以來，阿林保涉紅眉批至今尚未受到《紅樓夢》研究者的充分關注，亦未被納入紅學文獻體系，其紅學史料價值仍有待被深入發掘和充分論證。

概而言之，阿林保涉紅眉批的紅學史料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在史料時間上，阿林保眉批的撰寫時間不晚于清乾隆五十四年九月。

舒序本《紅樓夢》第一回

相較于學界已掌握的《紅樓夢》早期傳播史料，這一時間點略晚于同年六月舒元煒撰《紅樓夢序》，而早于周春《閱紅樓夢隨筆》所載乾隆五十五年秋楊畹耕轉述的徐雁隅購讀經歷（周春所錄為楊畹耕轉述時間，徐雁隅實際購讀時間當早于此，一說為乾隆五十四年八月秋闈），亦早于許兆桂《絳蘅秋傳奇序》自述乾隆五十五年秋羅碧泉薦讀《紅樓夢》事。

相較于周春、許兆桂的撰文追述，阿林保眉批是《紅樓夢》閱讀經驗的直接體現。有必要指出，以上判斷僅就阿林保眉批的撰寫時間下限而言，而阿林保接觸、閱讀《紅樓夢》必然早于其撰寫眉批。阿林保眉批作為反映《紅樓夢》早期鈔本流傳情況的又一確證，理應被納入到紅學文獻體系之中。

岳麓書社版《夜譚隨錄》

第二，在史料形式上，阿林保在評語中援引《紅樓夢》，是《紅樓夢》早期傳播史料的一種獨特形式，且頗具啟發意義：

阿林保借助《芙蓉女兒誄》激發讀者對單文炳、小蕙悲劇命運的共鳴，意在賦予該篇作品更具感染力的詮釋效果，其所預期的讀者至少應對《芙蓉女兒誄》的文本和語境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

阿林保對讀者知識儲備的預設與期待，不僅在時間上早于許兆桂《絳蘅秋傳奇序》“維時都人競稱之以為才”16的記述，而且更為直觀地展示了程甲本問世前夕，《紅樓夢》鈔本在《夜譚隨錄》為代表的文言小說讀者間的流行程度。

第三，在讀者身份上，阿林保出身滿洲正白旗監生，由吏部筆帖式保舉知縣，歷任松江府同知，河間府知府，山東鹽運使，長蘆鹽運使，江西、江蘇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安徽、湖南巡撫，官至閩浙總督、兩江總督。若依據清代檔案所載阿林保生于乾隆十一年（官年）17，則其刊行《夜譚隨錄》約在四十余歲，其接觸《紅樓夢》的時間更應早于此。

阿林保眉批由單文炳、小蕙的愛情悲劇聯想到《芙蓉女兒誄》，可見阿林保不僅對《紅樓夢》情節極為熟稔，還對《芙蓉女兒誄》的悲劇色彩具有深刻領悟。阿林保作為地位顯赫的滿洲高級官員，其中青年時期的閱讀經歷可為《紅樓夢》閱讀史提供重要個案，從而豐富學界對《紅樓夢》早期讀者的認識。

第四，在讀者群體上，阿林保與袁枚、張問陶、王芑孫等與《紅樓夢》早期流傳相關的重要學者均有交游。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三五（乙卯）有《寄懷阿雨窗轉運》《題阿雨窗轉運秋林待鶴圖》。18王芑孫嘉慶初年下第后，在天津與時任長蘆鹽運使的阿林保酬唱往來，《淵雅堂編年詩稿》卷十三（丙辰）至卷十五（戊午）有《醉中別雨窗卻寄》等數首詩作19，《惕甫未定稿》卷二有《適園詩稿序》20。

《小倉山房詩集》

張問陶《船山詩草》卷十三（丙辰）有《酬阿雨窗（林保）轉運見寄詩扇》21，同書補遺卷五有《畫竹寄阿雨窗》22；阿林保《適園詩錄》首有張問陶序23。盡管以上詩文均成于乾隆末年至嘉慶初年，晚于阿林保撰寫《夜譚隨錄》眉批，但這仍不失為今人考察《紅樓夢》早期閱讀群體的又一線索。

四、阿林保涉紅眉批的文學價值

在古代小說評點中，歷來有援引經典文本以深化讀者理解的互文性闡釋傳統：“互文性評點通過相關文本的比附，為意義延展提供寬廣語境。”24《紅樓夢》蒙府本、庚辰本、甲戌本評語分別引入《西游記》《水滸傳》《金瓶梅》等小說文本，為拓展《紅樓夢》的文本內涵提供了豐富空間。25

相較之下，阿林保站在《夜譚隨錄》評點者的立場，通過引用《芙蓉女兒誄》，在《紅樓夢》《夜譚隨錄》二部小說文本之間構建了互文性關聯，作為《紅樓夢》早期閱讀史上的寶貴案例，具有重要的小說批評史價值。

《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

阿林保對單文炳、小蕙的愛情悲劇具有充分關注，這本身就體現了阿林保解讀《棘闈志異》的全新視角。

今考《棘闈志異》最早見于《霽園雜記》卷三，小序和八則故事的編排已具備了完整形態；后被收入《夜譚隨錄》卷六，除個別人名、地名、年代的模糊化處理之外，整組故事并未出現明顯改動。可見《棘闈志異》是《夜譚隨錄》較早寫成的篇目之一，作者對這組故事的構思較為成熟，在后續修訂中也未作過多調整。

但問題在于，《棘闈志異》的主題并非愛情悲劇，正如小序所指出的：“果報之異，在在有之，而見于棘闈者尤著”，整組故事以科試考場作為關鍵場景，聚合了八則善惡有報的傳聞故事。

從《霽園雜記》到《夜譚隨錄》，宣揚果報一直都是《棘闈志異》的主題。單文炳、小蕙故事作為《棘闈志異》第四則，全文以超過半數的篇幅敘述康生進讒后遭報慘死的過程，單文炳、小蕙的愛情悲劇僅作為康生惡行之緣起，而非全篇的敘述重心。

《棘闈志異》的早期讀者對該篇作品的果報主題亦有深刻領會，恭泰末評“康以小怨，輒生嫉妒，拔舌而斃，報亦慘矣”，其所強調的因果報應代表了大部分讀者的關注重點。對于小蕙之死，恭泰僅以“名辱身死，為不幸耳”點出這一悲劇結局。

相較之下，阿林保眉批對《芙蓉女兒誄》的引用，無疑增強了讀者對單文炳、小蕙的愛情悲劇和個體命運的關注。

阿林保的聯想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小蕙與晴雯具有諸多共同點：

趙成偉繪晴雯

其一，出身卑微，志高行潔。小蕙為人端重，面對單保兄弟的垂涎，往往以“狡獪”使其“交臂失之”。晴雯則“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雪不足喻其潔”。同時，小蕙對愛情的大膽追求、晴雯流露出的主仆平等意識，都體現出傳統道德觀念下的叛逆精神。

其二，容貌美麗、聰慧靈巧。小蕙“白晳如雪，眸黑齒皓。多發如云，黝鬟可鑒”，且“極慧黠，善針黹，一家皆偏愛之”。晴雯眉眼與林黛玉相似，“病補雀金裘”亦是全書濃墨重彩的一筆。可見即便在擅長女紅的人物塑造細節上，小蕙與晴雯都呈現出高度相似性。

其三，遭受讒言，含冤而死。小蕙因康生向家主進讒告密，遭受酷刑致死；晴雯則“風流靈巧招人怨，壽夭多因誹謗生”，二人都面臨著小人讒言、封建家長鎮壓、含冤而死的悲劇命運。

阿林保通過援引《芙蓉女兒誄》，并加以“當為文炳、小蕙涕泣而吊之”的評論，從而在單文炳與賈寶玉、小蕙與晴雯兩組人物之間構建了互文性的類比關系。

阿林保眉批揭示了賈寶玉與單文炳求而不得、晴雯與小蕙紅顏薄命的雙重共性，將單文炳、小蕙雙雙身亡的個體悲劇升華為“公子多情，佳人薄命”的藝術主題，客觀上增強了《夜譚隨錄》的藝術感染力。

劉旦宅繪晴雯補裘

但亦應注意到，晴雯的悲劇根植于封建社會的森嚴等級（“身為下賤”）與追求平等（“心比天高”）的個性沖突，具有明確的社會批判意味；而小蕙的悲劇更多源自康生嫉恨單文炳的私人恩怨，更接近傳統小說戲曲中“小人作梗”的常見套路。同時，賈寶玉形象具有復雜性，與晴雯的關系和單文炳、小蕙亦不盡相同。

阿林保將二者作簡單比附，不僅削弱了賈寶玉形象的復雜性，亦體現了其對愛情悲劇書寫的程式化認知。然而這受限于《夜譚隨錄》作為文言小說的敘事體裁，以及阿林保評點的時代語境，今人對此亦不宜苛求。

進一步說，阿林保眉批對《夜譚隨錄》與《紅樓夢》的互文性闡釋，不僅存在于單文炳與賈寶玉、小蕙與晴雯兩組人物關系之間，還存在于《慘魂篇》和《芙蓉女兒誄》兩篇作品之間。

《慘魂篇》為單文炳憑吊小蕙而作，《芙蓉女兒誄》是賈寶玉祭奠晴雯的誄文，二者本身就具備相同的創作語境。

《慘魂篇》和《芙蓉女兒誄》在內容上亦有相似之處，除了祭文常見的追思、招魂之辭外，還包括作者深切的自責、對小人讒言的痛恨，乃至對香草美人手法的運用，等等。

值得關注的是，阿林保援引的“茜紗帳里”四句，正對應《慘魂篇》中“冀美人于一晤兮，倏神結而為夢。出闉阇以遐矚兮，見蓬顆之蔽冢”等句。阿林保的聯想正基于兩篇作品共同出現的“美人黃土”意象。

阿林保在《棘闈志異》一以貫之的果報主題外，敏銳捕捉到小蕙故事所承載的美好生命消逝的濃厚悲劇意味，通過與《芙蓉女兒誄》并置，提煉并揭示了《慘魂篇》中“美人黃土”意象蘊含的悲劇宿命色彩，以及由此帶來的深刻閱讀體驗。

《林黛玉》

在這一意義上，阿林保眉批不僅僅局限于《慘魂篇》和《芙蓉女兒誄》兩篇作品的對讀，還將《慘魂篇》這一個體悼亡之作納入到文學史上既有的“美人黃土”的悲劇譜系，在實質上提升了《慘魂篇》的文化意蘊。

鑒于“美人黃土”意象對《紅樓夢》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26，阿林保對《芙蓉女兒誄》“紅綃帳里”四句的精準把握，不失為《紅樓夢》評論中互文性闡釋的寶貴案例。

結 語

在阿林保評點《夜譚隨錄》的時代，《紅樓夢》尚未隨著程高本的刊行而風行天下、家喻戶曉，阿林保對《芙蓉女兒誄》的引用，其意本不在于借助《紅樓夢》的知名度提升《夜譚隨錄》評點本的文化影響力。正因如此，阿林保涉紅眉批真實反映了其對《紅樓夢》的閱讀體驗和文學趣味，不僅是《紅樓夢》程甲本問世前的重要紅學史料，也是古代小說批評中互文性闡釋的獨特案例。隨著《夜譚隨錄》研究的不斷深化，今人理應對阿林保涉紅眉批的價值有新的認識。

注釋：

①和邦額《夜譚隨錄》，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刻本。下文引用《夜譚隨錄》序言、正文及評語均據此書，標點為筆者所加，不另出注。

②參見蕭相愷《和邦額文言小說〈霽園雜記〉考論》，《文學遺產》2004年第3期。

③⑩⒂和邦額著，王一公、方正耀點校《夜談隨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5頁、前言第5頁、前言第5頁。

④方正耀《和邦額〈夜譚隨錄〉考析》，《文學遺產》1988年第3期。

⑤韓錫鐸、黃巖柏《阿林保與〈夜譚隨錄〉》，《滿族研究》1987年第1期。

⑥薛洪勣《〈夜譚隨錄〉并沒有“己亥本”》，《文學遺產》1991年第4期。

⑦⑾王贈芳、王鎮修，成瓘、冷烜纂《（道光）濟南府志》，載鳳凰出版社編選《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據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影印，鳳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冊第209頁、第一冊第612頁。

⑧ 參見穆彰阿《（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二一“河間府”：“秦為鉅鹿、上谷二郡地”，《四部叢刊》本。顧祖禹撰，學謙等校《讀史方輿紀要》卷一：“上谷，今保定府、河間府及順天府之南境、西境……”，團結出版社2022年版，第57頁。

⑨ ⒄秦國經主編《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第21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24頁。

⑿ 清乾隆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覺羅長麟《奏聞以鹽運使阿林保委署按察使印務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奏折，檔號：故宮082512。

⒀ ⒁ 曹雪芹、高鶚《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2、1141頁。

⒃ 朱一玄編《〈紅樓夢〉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頁。

⒅ 王英志編纂校點《袁枚全集新編》（第四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18—920頁。

⒆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480冊據清嘉慶間刻本影印，第514—547頁、第646—647頁。

21 22 張問陶《船山詩草》，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50頁、第667頁。

23 阿林保《適園詩錄》，清嘉慶十一年（1806）守意龕刻本。

24 劉勇強《中國古代小說評點中的發散思維》，《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2025年第1期。

25 參見胡晴《燭明香暗花樓深 紅樓夢人物研究》萬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8—190頁。

26 劉勇強《美人黃土的哀思——〈紅樓夢〉的情感意蘊與文化傳統》，載周建渝等編《重讀經典：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的多重透視》，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7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