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醫科大學生命科學館的入口處,有一處特殊的風景。
一對保存完好的骨架被封裝在玻璃箱內。
兩具骨架一高一矮并排站立,保持著直立的姿勢,骨架兩旁上書八個大字“奉獻醫學,敬畏生命”。
這對骨架前身分別是云南大學醫學院的李秉權教授和胡素秋教授。
他們是一對伉儷情深相守到白頭的夫妻,更是彼此最堅實的后盾。
即使到了生命盡頭,他們也都選擇了同一條路——捐獻遺體。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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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胡素秋的骨架標本
醫學伉儷不僅生前為人民服務,死后也依舊做著貢獻。
成為醫科大人口中最尊敬的“大體老師”(解剖醫生對遺體捐獻者的尊稱),更完美詮釋了“死亡不過是另一種開始”這句話。
錦瑟華年初識君
李秉權和胡素秋出生于動蕩年代,兩人的家世背景可謂天差地別,原本并無相遇的可能。
但知識改變了命運,更改變了兩人的人生軌跡,讓彼此的命運交織在了一起。
李秉權比胡素秋虛長幾個月,于1922年2月28日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市騰沖縣一個貧寒家庭。
出身寒門,李秉權從小就吃盡了苦頭。
更不幸的是,那一時期國家動蕩不安,內有軍閥如狼似虎,外有列強虎視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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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
李秉權的童年幾乎是在擔驚受怕中度過的,他目睹過日軍殘殺同胞的殘酷場面,也見識過軍閥割據一方的暴虐行徑。
家國蒙難,身處其中的李秉權一家也未能幸免于難。
經常為了躲避災禍東藏西躲,靠著吃糠咽菜勉強度日。
日子一天比一天艱難,好在李秉權的父母很是深明大義。
即使生活再困難,也堅持供李秉權讀書。
李秉權深知父母供自己讀書不易,拿出十二分精神勤學苦讀,一直保持班級前幾的好成績。
戰火紛飛的歲月,李秉權目睹了太多慘烈的場面。
見到了太多人因看不起病買不起藥而失去生命,就連他的父母也未能幸免于難。
李秉權的父親在他上小學時因病去世,到了中學時期,母親也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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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秋
父母皆因沒錢買藥受盡病痛折磨去世,李秉權受了很大的刺激,立志要成為一名匡正驅邪濯疕瘍的醫師。
高中畢業后,李秉權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花費兩個多月時間, 翻越高黎貢山到昆明求學。
1941年,李秉權順利考入國立云南大學醫學院(昆明醫科大學前身),開始了為期6年的本科學習。
李秉權努力對抗時代洪流,可1942年,他的家鄉還是淪陷了,他也與家鄉的親友失去了聯系。
當時還是學生的李秉權失去了家人的庇護,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
但他本人并沒有氣餒,反而更堅定了求學的信念。
李秉權靠著助學貸款和獎學金維持生計,微薄的貸學金和獎學金扣除學習費用之外,剩余的錢只夠每天吃點饅頭和稀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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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和胡素秋
后來,據李秉權回憶。
在國立云南大學醫學院求學六年,頓頓稀粥、饅頭,吃的他一見稀飯就發憷。
乃至后來工作之后,再也不碰稀飯,甚至看到稀飯都會繞道。
靠著成為優秀醫師這一精神支柱,李秉權每天都泡在圖書館蒙頭苦讀。
當時的云南大學條件極差,學生宿舍擁擠又狹窄,不適合鉆研學術。
圖書館又禁止喧嘩,并且一到晚上10點就關門。
李秉權抓緊每分每秒時間學習,圖書館閉館后,就和同學一起去青云街,在茶館里讀書。
學習期間,李秉權注意到一個和他一樣刻苦用功的女生。
李秉權總能在圖書館瞥見女孩的身影,時間一長兩人碰面會互相打個招呼。
再后來,兩人逐漸熟絡,閉館之后也會相約一起走一段路程。
女生名叫胡素秋,是李秉權的學妹,也生于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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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獲得的榮譽獎狀
同年出生,兩人的命運卻完全不同。
李秉權是頓頓吃稀飯的窮小子,而胡素秋卻出身名門,父親是參加過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
的云南滇軍元老胡瑛。
胡素秋家教良好,長相清秀可人,早在剛上初中時上門提親的人就幾乎踩破了她家的門檻。
可胡素秋卻并不為之所動,她并不是一個逆來順受的女孩子。
接受了新式思想的她不屑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一套,一心鋪在學習上,靠著自己的努力考入云南大學醫學院。
李秉權與胡素秋相識后總會約著一同學習,兩人互相欣賞,很快成為了彼此的紅顏知己。
他愛她靈動聰慧下那顆堅韌倔強的心,她愛他貧賤不移自強不息的憂國情。
兩人跨越階級的桎梏,牽起了彼此的手,共同學習共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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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云大醫學院實驗樓
1947年,李秉權順利畢業,順利入職法國人開設的甘美醫院,成為了一名醫師。
終于有了一份屬于自己的收入,李秉權歡天喜地拿出一個月的工資。
買了一只派克筆,向胡素秋求了婚。
投身醫學
胡素秋不顧家人的反對,欣然應允。
那只派克筆,也被她珍藏一生。
甚至到了胡素秋晚年,派克筆上印著的字跡也依舊清晰可見。
1949年12月底,李秉權與胡素秋共結連理。
當時著名的抗日愛國將領、云南起義領導者盧漢參加了兩人的婚姻,獻上祝福和“繡花喜帳”,恭祝兩人喜結良緣。
次年,昆明和平解放。
李秉權和其他往屆優秀畢業生被云南大學醫學院召回云南大學附屬醫院(現為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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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做手術照片
師資力量急缺,李秉權與胡素秋倆人接到母校的邀請,一邊任教一邊從醫。
1956年,昆明醫學院(今昆明醫科大學)建立,李秉權和胡素秋夫婦倆成為了首批教師。
自那之后,兩人再也從沒有離開過醫學領域。
兩人工作兢兢業業,一直到去世前幾年,還堅持到專家門診坐診。
1953年2月,李秉權成為全國第一個神經外科專業醫師培訓班中的一員。
參加這次培訓的只有來自全國各地最拔尖的23名優秀青年醫師,李秉權便是其中之一。
李秉權主攻神經外科,每日泡在實驗室刻苦鉆研,開創了國內醫學史上多個“第一”。
還是云南“開顱術第一人”,是云南省神經外科學的創始人。
李秉權在無專門病床、無固定助理和開顱器械的情況下,創立了云南省第一個腦系科門診。
填補了云南省神經外科和開顱術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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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帶領醫學團隊做科研
1978年,李秉權與五官科醫生合作,成為了全國第一個完成“經顱中窩硬膜外進路面神經移植術”的醫療團隊。
同年,李秉權又應邀出席了全國科學技術大會,獲得了大會大獎。
第二年,李秉權再攀高峰。
開創新的技術,運用“顱骨大骨瓣切除并腦室外引流聯合減壓法”搶救顱腦火器傷員。
當時需要搶救的一共有52名傷員,靠著李秉權研發的新方法,其中51名傷員都活了下來。
只有一名傷員因路途顛簸,到醫院時已經陷入深度昏迷,高燒不止,最終不幸身亡。
李秉權妙手回春、救死扶傷,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還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等軍功。
對于醫療事業,李秉權從來都不留任何余力,甚至連個人安危也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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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研讀醫書
李秉權常年暴露在X光的照射下,為病人做氣腦造影、腦室造影等檢查,承受的射線量遠高于一般人。
長此以往,李秉權的白血球、血小板嚴重減少,肝臟等器官也遭到了不小的損害。
可即使這樣,李秉權依舊奮戰在一線,行醫濟世、救死扶傷。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李秉權毅然擔任起昆明醫學院支前醫療隊隊長的重任,帶領著醫療團隊奔赴戰場。
戰事緊張,傷員不計其數,最忙碌時,李秉權曾連續三天三夜為受傷戰士做手術。
他顧不上洗臉也沒時間睡覺,腳面浮腫的像個包子,眼睛也布滿血絲。
李秉權不遺余力投身醫學,榮獲了諸多獎項。
他的妻子胡素秋也巾幗不讓須眉,是婦產科醫師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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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胡素秋合影
1922年10月出生于昆明的胡素秋,于1949年7月順利完成學業,和丈夫一起到甘美醫院婦科做起了醫師。
1950年3月,胡素秋同丈夫一起響應母校號召,回到云南大學醫學院工作。
胡素秋主攻婦科方向,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她深感知識儲備不足。
于是,1957年,胡素秋到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進修。
到了1964年,胡素秋又被調入昆明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婦產科。
在1978年至1985年間,任職該院的婦產科主任兼教研室主任的職位。
夫妻倆雙雙投身醫學事業,對于子女的教育,也有意無意向醫學方向引導。
李秉權和胡素秋夫婦一共生養了三個孩子。
據兩人的兒子李向新回憶,姐弟三人的童年,幾乎都是在醫院度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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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胡素秋合影
幾乎每天放學后,姐弟三個就會跑到醫院等父母下班。
遇上急診,李秉權夫婦走不開的情況,就領著孩子們去值班的病床上休息。
“無語良師”
別人家多多少少一年中會有幾次合家歡的歡聚經歷,可李秉權一家卻幾十年如一日。
各過各的日子,各自去食堂吃飯。
遇到特別忙碌的時候,李秉權夫婦就備上幾塊餅干充饑。
甚至大年三十,一家人也不能團聚在一起。
偶遇閑暇時光,李秉權夫婦難得在家做頓飯,也不是想象中那種其樂融融的場景。
夫妻兩依舊談論的是病例或處理病人的方式等醫學類的相關話題,聽得姐弟仨一臉茫然。
李向新姐弟三人在父母的引導下,有事沒事就往醫院跑。
節假日期間,別人家的孩子都瘋跑瘋玩。
李家三個孩子卻被摁到醫院打掃衛生,學一些醫藥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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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在病榻之上
一次,李向新忽然染上重病,咳嗽不止,吃了很多藥也不見好轉。
李秉權心疼兒子,拿起醫書學起了針灸學。
李秉權按照醫書的指導,在李向新的幾個穴位上扎了針灸。
說來也是神奇,一直咳嗽的李向新做完針灸之后,立馬就不咳嗽了。
醫學博大精深,加上李秉權和胡素秋的引導,李家孩子們越發對醫學著迷。
李家三代九個人都選擇了學醫,李秉權一家成為了真正的醫學世家。
對于子女,李秉權夫婦沒有太多余力照顧,他們彼此之間,也有無暇顧及的時候。
高強度的工作加上飲食不規律,胡素秋腹部動了三次手術。
可每一次手術,李秉權都因有其他工作脫不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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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秋研究醫書
為此,李秉權愧疚不已,但胡素秋卻并沒有埋怨李秉權。
反而安慰李秉權:“患者與親人之間本就是最艱難的抉擇,你有你的立場和救死扶傷的責任擔當,無須內疚。”
步入老年后,胡素秋身體每況愈下,有一次走路時不慎跌倒,導致腦出血。
當時李秉權已年近古稀,身體也不太好。
但妻子命懸一線,他力排眾議站到手術臺上。
為妻子操刀,拉回了徘徊在死亡線上的胡素秋。
1979年,已是花甲老人的李秉權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
寫下了入黨申請書,成為了一名預備黨員。
即使晚年時期,李秉權也依舊以自己的方式戰斗,生命不息、學習不止。
常年累月透支身體,李秉權積勞成疾,患過腦腔梗、高血壓血管硬化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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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
1993年,71歲的李秉權辦理退休,離開了摯愛的手術臺。
但他依然沒有放松下來,依舊每天伏案閱讀醫學雜志、參與會診。
而他的妻子胡素秋,也與同年4月退休。
同李秉權一樣,退休后胡素秋仍然堅持在門診工作。
一直到85歲高齡,才戀戀不舍告別工作崗位。
李秉權曾說:“從醫不是職業,而是事業,作為一份事業,要奉獻一生。”
夫妻倆都為醫學奉獻了一生,獲得了諸多榮譽,踐行了將從醫作為事業的神圣諾言。
退休后,依舊忙忙碌碌的李秉權開始思考起了生與死的意義。
彼時,他已功成名就。
不光行醫救人一輩子,也培養了不少棟梁繼續發展醫療事業。
可回想起往事他依舊感到悲涼和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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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秋與子女合影
早年,李秉權還處于學生時代時。
由于資源匱乏,全班五六十個同學只能圍在一副骨架邊研究和學習。
兵荒馬亂的年代,骨架標本屈指可數。
李秉權只能約上其他同學們,冒險跑到葬崗挖尸骨制標本。
這段經歷深深刻在李秉權的心里,令他久久難以忘懷。
時至今日,這一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
李秉權的母校,遺體依舊不夠用。
本應由2到3人實習解剖的遺體,依然按照32到35人分配一具遺體的標準進行。
現存的遺體不足以滿足教學活動,臨床科研也因遺體不足受到了嚴重影響。
從醫近50年的李秉權為此深感憂慮,可已為老朽的他還能做些什么呢?
李秉權陷入沉思,直到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他徹底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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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教授遺體做成的骨架標本
李秉權到青島醫學院拜訪參觀期間,看到了自己曾今的恩師沈福彭教授的遺體被制作成一副骨架。
擺放在標本室內,供醫學院的學生研究學習。
生死與共
2000年年初,李秉權開始頻頻向妻子和子女提出死后要捐贈遺體的要求。
一開始,家人都無法理解李秉權的選擇。
畢竟大家都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將“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印在腦海深處。
如今李秉權時日無多,竟然提出這樣的要求,胡素秋和兒女們一時之間都無法接受。
李向新雙眼噙淚,出門冷靜,思忖了好半天,才理解了父親的選擇。
李秉權死前悠悠說道:“行醫一生,有三件幸事,兒女常伴膝邊懂事孝順,老伴相濡以沫相守一生,書房內還有上千冊珍藏的醫學典籍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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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胡素秋遺體制成的骨骼標本
李秉權一生節儉,只為節約洗衣服的時間,買過一件方便打理的昂貴皮衣,再無其他貴重物品。
2005年3月8日,李秉權教授夫婦一同填寫了無償捐獻遺體申請表。
胡素秋終究還是選擇追隨丈夫,一同上交了遺體捐獻申請表。
21天后,李秉權壽終正寢。
家人按照他的意愿,沒有進行復雜而冗長的追掉儀式。
而是按照他的意愿和捐贈協議,將李秉權的遺體捐贈給了他的母校。
自此,李秉權又多了一項頭銜,云南省醫學界捐贈遺體第一人。
李秉權走后,胡素秋傷感不已。
繼續留在兩人共同生活的老房子里,同時繼續著醫療事業,看病問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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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悼念李秉權、胡素秋兩位“大體老師”
兩人的子女擔心胡素秋一人生活會有諸多不便,多次給胡素秋做思想工作,勸她搬來跟兒女們一起居住。
面對子女的好意,胡素秋淡然一笑,搖搖頭表示拒絕。
老房子是她和李秉權共同的家,只有生活在這里。
將一切保持原樣,她才會有李秉權從未離開過的感覺。
胡素秋思念丈夫時,就到昆明醫科大學的生命科學館里默默盯丈夫的骨架好幾個小時。
有時胡素秋嘴里還會念叨兩句:“你放心,我很快就來陪你。”
85歲那年,胡素秋的腿腳越來越不利索。
記憶力也下降的厲害,只能無奈地離開了門診回家休養。
到了2015年冬天,92歲的胡素秋油盡燈枯。
臨走前,胡素秋囑咐兒女,務必要將自己的遺體也捐贈給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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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秋遺體捐獻儀式
2019年9月25日,在學校的安排下,胡素秋的骨骼標本制作完成之后。
與李秉權的尸骨立在了一處,成為昆明醫科大學生命科學館一到最靚麗的風景。
這對醫學伉儷,相愛相守一生。
經歷死別十四載之后,又以一種最為特殊的方式“重逢”。
他們的愛情得到了延續,他們無畏的精神也將被后人繼承。
昆明醫科大學的講師們,總會不厭其煩將李秉權和胡素秋的故事講給每一位新入學的學生。
讓這份刻骨銘心的愛情和為國犧牲的精神永不蒙塵。
山東中醫藥大學人體解剖學教研室副教授李寧曾說過:“沒有大體老師,就沒有解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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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胡素秋合影
多虧了有李秉權夫婦這樣的“大體老師”讓學生們學習完理論知識后,能夠親自上手實踐,才能鞏固學到的醫學知識。
在之后職業生涯中不錯一刀,挽救患者生命。
在生命科學館內,李向新等人看著父母的骨架久久不愿離去,他們有留戀有驕傲。
李秉權和胡素秋將老一輩知識分子孜孜不倦、甘愿付出、不圖享樂、死而后已的優秀品質性格表現的淋漓盡致。
正是有了他們舍小家為大家的無私奉獻精神,我們國家才能實現民族復興。
李秉權和胡素秋雖然永遠離開了我們,但他們的精神永垂不朽。
他們遺體制成的骨架標本更會永遠屹立在生命科學館的入口處,激勵著一代又一代醫學院學生砥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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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權、胡素秋兒子李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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