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偉人收到一封告狀信，閱后淚水涌出，當即指示：先拿出300元

“為什么一個普通教師的信，會讓最高領導如此動容？”這是1972年底，中南海一則溫情卻又驚心動魄的故事。

那一年，五十多歲的小學語文教師李慶霖，第一次鼓足勇氣寫信給毛主席。信的內容只有兩千多字，卻字字催人淚下：他的兒子李良模，響應號召，到了福建莆田郊區某大隊插隊。生活極度艱難，住破草房，吃配給糧，冬天凍手腳卻沒人管。李慶霖寫道：“毛主席，我擁護到鄉下去，可孩子們的活命問題，黨和國家要照顧啊，總不能讓他們沒飯吃、沒衣穿吧？失去家庭支持后，他們怎么活下去？”他列舉了田間勞作、風雨無依的細節，最后嘆氣：“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身為人父，心里比誰都急。”

可是，把信直接寄給中央辦公廳，多半石沉大海。李慶霖想了又想，最終把信投給了外交部信箱。因為從廣播里聽說，外交部長助理王海容經常出入中南海，有機會呈給主席。信寄出后，李慶霖天天提心吊膽，生怕一紙家書將兒子招致牢獄之災。五個月過去，杳無音信；他輾轉難眠，夜夜夢到兒子挨餓、挨凍、挨罵。

1973年4月25日下午，王海容把那封信帶到中南海游泳池邊的更衣室。毛主席剛游完幾圈，扭頭看見文件，就坐下拆信。才讀了幾行，眼眶已紅，淚水滴答落在信紙上。王海容看著主席抽泣，不忍打擾，只是靜靜站在一旁。主席擦了擦眼睛，輕聲問：“這位父親寫的，對不對？”王海容答：“完全屬實。”主席點點頭，若有所思。

短短幾分鐘，主席提筆寫回信：“全國這類情況很多，要統一解決。先寄給你三百元，解決當下困難。”還吩咐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里拿出三百元，蓋了中央辦公廳的章，送去給李慶霖。主席這樣做，看似小小數目，卻釋放了大大信號：知青的苦不能再拖。

沒過多久，新華社記者闖進李慶霖家。記者提著錄音筆，把信的來龍去脈一一道來，李慶霖嚇得直冒冷汗，還以為自己要“倒大霉”。五天之后，郵差敲門，送來兩封信，一封是正兒八經的毛主席回信，一封是那三百元。李慶霖手抖著拆回信，讀了又讀：“全國統一解決，讓你先幫兒子渡過難關。”他激動得合不上嘴，一連跑到縣委大院，給書記念信，把信原封不動地貼在大門口。縣委人士看完紛紛搖頭。

接下來的幾天，消息如野火般蔓延：一個普通人家，竟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和資助！人群里有人驚呼：“這紅綢里面的三百元，可是中央辦公廳的印章！”有人跪在紅綢前磕頭。李慶霖看著那包金黃紙幣，又怕被人混進別的，趕緊拿到銀行存了起來，還叮囑孩子：“這是毛主席送的，只能存，不準亂花。”

可是，這封信里的不滿，涉及到鄉鎮干部對知青的刁難。莆田縣委一聽，坐不住了。個別官員暗地里拉起小圈子，說要給李慶霖和兒子一點“顏色看看”。不過，既然中央已經批示，誰也不敢公然動手，最多是哭笑不得地去訓斥李良模幾句，然后呵斥他別再提這事。可就在“反調查”中，他們翻出了更多亂象：有的小隊隊長索要“保護費”，還有人強迫知青替自己刷墻、抬水，一時丑聞四起。

這時，中央高層已經盯上了知青問題。周恩來總理召開緊急會議，各部委負責人齊聚一堂。會上，來自安徽的代表講了那兒幾百個知青因病無人撫恤；來自陜西的代表說，幾位知青被扣押工分，還遭到拳腳；還有人直言：“有的鄉干部把知青當活牛用。”周總理聽罷，眉頭一皺：“讓公安部、組織部立刻行動，查出誰在欺凌知青，一定不能手軟。”

于是，一場整頓如期展開。從北京到廣州，一支支檢查組奔赴各地。那些打罵知青的“小官”，有的被撤職，有的被通報批評。甚至有幾個田間隊長，因敲詐勒索工分，名聲掃地。知青們看著刮骨般的改革，心里既驚又喜：黨和國家，真的把他們當自己人了。

而李慶霖的故事，成了當年媒體爭相報道的新聞。記者拍下他家紅綢、拍下他手里還留著的主席回信。人們問他：“你當初怎么有膽量寫信？”他笑了笑：“我就是一個教書先生，人家都下去了，就想說說實情。沒想到主席看在眼里，動在心上。”

時過境遷。下鄉浪潮遲早會退去。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知青們陸續通過復員、團聚等渠道返回城市。有人說，那三百元連通了時代的微光，也照亮了普通人發聲的路徑。李慶霖則繼續在小學教書，直到退休。他常對學生說：“歷史，往往由小人物的勇氣推動。別低估誰的聲音。”

回頭看，“上山下鄉”運動中，有的孩子確實學會了白天插秧、夜晚讀書；有的孩子，卻挨餓挨凍、錘煉出抗壓的鋼鐵意志。李慶霖的告御狀，不僅撩開了知青生活的帷幕，也喚醒了體制對普通百姓疾苦的敏感。幾年后，類似的公民來信越來越多，有人因信獲罪，也有人因此改變命運。可那封催人淚下的信和三百元，至今成了許多人心底里，最溫暖也最震撼的記憶。

信息來源：新華社、中央辦公廳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