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一腳踹飛了王家衛的墨鏡

一場由錄音引爆的輿論風暴，正撕開中國影視圈的光鮮外表，顯露其下潛藏的創作倫理危機。

曾被視為“華語電影藝術標桿”的導演王家衛，如今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輿論風波。一系列錄音資料的曝光，讓這位一向以“墨鏡”形象示人、神秘莫測的導演被推上風口浪尖。

錄音風波，爭議不斷的《繁花》劇組

一切始于一位筆名“古二”的編劇程駿年。他自稱是《繁花》核心創作成員，指控劇組剝奪其創作成果，并控訴長期遭受壓榨。月薪僅3000至6000元，卻需承擔包括處理王家衛生活事務在內的多項雜務，最終因長期過勞導致其病情加重。

為證明自己所言非虛，古二開始在網絡上持續釋放大量標注為王家衛的錄音片段。其中不乏對演員的尖銳評價，以及關于劇本爭奪、創作過程的內部對話，更引發了對這位國際級導演的全面“祛魅”過程。

在錄音中，秦雯則透露《流金歲月》中劉詩詩與倪妮爭臺詞，稱陳道明記不住大段臺詞，王家衛還認為游本昌“不是省油的燈”等。另一段錄音則顯示王家衛有意開夏令營收劇本，工作人員指涉陳坤、周迅“騙劇本”等。

隨后，向太陳嵐在視頻中直言：“我絕不錄用王家衛，因為他不受控。王家衛沒有張叔平是個屁，拍電影就是靠燒錢。”這番犀利發言，徹底撕開了這場爭議的口子。“我絕不錄用王家衛，因為他不受控。王家衛沒有張叔平是個屁，拍電影就是靠燒錢。”向太陳嵐在直播中的犀利發言，像一顆炸雷響徹整個娛樂圈。

與此同時，演員李立群也在一則視頻下評論：“一代宗師也找過我，酬勞太少我沒去，王家衛根本不懂什么叫宗師，看完電影，電影里也找不到宗師，因為他看不到。”

“告訴你，唐嫣呢，是個很裝的人。所以呢，第一你不要讓她先到，你要老師先到，你先暖個場。”這種對演員的私下評判，與王家衛在公開場合對演員的贊美形成鮮明對比。

劇方回應，各執一詞的羅生門

面對古二的指控，《繁花》劇組最初回應稱，劇組支持所有創作者的合法權益，并根據職責和工作內容給予相應署名。官方聲明強調，那長達兩千余名工作人員的片尾字幕，是對所有參與者的肯定和致敬。

沒過幾天，《繁花》劇組又發布了一則聲明，劇組稱，程駿年（古二）只是前期資料收集成員，并不是核心創作成員。程某某因不滿“前期責任編輯”的合理署名，未經允許偷錄編劇主創的私人對話，并私自對錄音內容加工及對外公開，泄私憤抹黑主創及同行，煽動社會對立，導致相關人員遭網絡暴力。

然而，這則聲明并未能平息輿論。《繁花》劇組的聲明只“回應了署名權問題”，對錄音內容本身的真實性卻避而不談。這種避重就輕的做法，難以平息公眾心中的疑問。有評論認為，劇組的回應更像是在佐證這件事，“好比別人說你演技不行，你最后告別人侵犯名譽權，顧左右而言他，不敢正面剛”。

隨著事件發酵，11月8日，《繁花》劇組發布更為嚴厲的《嚴正聲明》，指責程駿年發布“大量未經證實的非法錄音，未經當事人同意，存在“大量失實、蓄意剪輯和惡意解讀”的情況”。聲明稱，劇組正在持續取證，且已經提交給國家司法、執法機關和相關主管部門。

藝術追求還是權利濫用？

曾幾何時，王家衛代表著華語電影的最高藝術成就—他的標志性墨鏡，抽幀風格，非線性敘事，以及那些描繪都市男女愛恨糾纏、文藝青年中風靡萬千的臺詞金句，共同構筑了一個令人向往的藝術家人設。他的電影有著“可以被清晰辨認的電影符號體系”。

而他的“無劇本拍攝、反復重拍、超長周期”，以及對投資人、對演員的“折磨”也曾被傳為“天才的怪癖”與“藝術執著”的佳話。

劉嘉玲一場擦地板的戲重復20多遍；拍《一代宗師》時，苦練三年、拿到八極拳冠軍的張震戲份近乎被“一剪沒”；木村拓哉為《2046》斷斷續續拍了6年，最后戲份只剩6分鐘。

王家衛人設的反轉，驚掉了眾多文藝青年的下巴。正如知乎一位網友所吐槽的：“作為王家衛的影迷，我一直以為墨鏡私下會討論博爾赫斯、加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和油畫攝影，沒想到和碎嘴編劇在討論哪個人愛裝逼，哪個人胸大屁股翹。”

這些過往被容忍甚至傳頌的創作模式，在今天的語境下被重新審視。隨著社會文化價值觀更為反感舊式權力體系、反對職場霸凌、反抗上位者PUA，以前那些傳為美談的做派，就會被新時代的話語重新解讀。

權力結構中的沉默大多數

《繁花》爭議背后，是整個影視行業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痼疾。古二的遭遇并非個案，而是“影子編劇”群體共同的困境。這些幕后創作者付出大量勞動，成果卻常被模糊，“維權面臨舉證難、發聲渠道被壓制”等多重困境。

當藝術家的光環遮蔽了勞動的尊嚴，當個人才華成為制度性不公的遮羞布，我們需要反思的已不僅是個別人的品行，而是整個行業的倫理基礎與價值導向。場爭議反映了更深層的時代轉變：文化權威的消解與話語權的重組。

在傳統媒體時代，文化偶像的形象由專業機構塑造與維護。而在新媒體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內容的創作者與傳播者，文化權威被消解。

古二作為“吹哨人”的角色，一個青年編劇，選擇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挑戰行業巨頭，本身就反映了影視圈權力結構的不平等。他的處境引起了打工人的共鳴—“牛馬累死累活，他們榮譽等身，賺的盆滿缽滿”。這種資源與話語權的不平等分配，在影視圈乃至整個創意行業都屢見不鮮。

當這樣的沉默大多數選擇發聲，行業權力結構便開始松動。這令人想起崔永元曝光范冰冰陰陽合同事件，最終引發整個行業地震。個體的反抗有時能成為撬動系統性改變的支點。

當兩千多人的名字在片尾滾動，那漫長的字幕恰是行業集體勞動的證明。但勞動的尊嚴，需要的不是片尾的象征性致意，而是制度性的公正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