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安史之亂的“幕后BOSS”？

公元755—763年，“安史之亂”導致唐朝由盛轉衰。這場叛亂導致的內戰，也成為中國古代史上被后世書寫、討論最多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

不久前，在新書《安史之亂：歷史、宣傳與神話》的分享會上，兩位作者張詩坪、胡可奇收到了一位小學生的問題。“罪魁禍首是誰？”這位喜愛歷史閱讀的男孩問，“是造反的安祿山、史思明，是奸臣楊國忠、李林甫，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他認為，唐玄宗處決本方立功將領、寵信奸臣、沉溺享樂，應負主要責任。

《安史之亂：歷史、宣傳與神話》

張詩坪、胡可奇 著

“從史書上的故事來看，這位小朋友的觀點是沒有什么問題的。無論是歷史教科書、史學研究著作還是歷代文人寫下的總結回顧，一般來說，視角確實會集中在唐玄宗、楊貴妃、楊國忠、安祿山、史思明這幾個主要人物身上。”本職為軟件工程師的歷史寫作者胡可奇說，“但是歷史不僅是大人物創造的，也是普通人創造的。”

傳統的歷史書寫習慣于講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是很少真正代入普通老百姓的處境和想法，去呈現什么是“民心所向”。《安史之亂》意在通過重新書寫這一歷史事件，去傳達一個道理：最終決定大戰勝負走向的，是眾多當時普通人的想法，是他們心中的利害評判與真實好惡。

唐玄宗昏招迭出合理嗎？

安史之亂的“知名度”雖然非常高，被歷史上的諸多敘事者反復講述，而且是歷史課本中必有的內容，但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什么涵蓋整體圖景的新論述出現。《資治通鑒》中的記錄和評述仍是今人理解安史之亂的基本框架。

“從《上下五千年》開始，讀很多歷史書籍，我的腦子里積累了很多問題。”張詩坪把寫這本《安史之亂》的初衷，定為回應自己的一系列疑問、給讀者們帶來一些新的印象。他說：“唐玄宗這樣一個靠政變上臺的皇帝，執政40多年，一輩子和人斗爭，經驗非常豐富。到了老年，遇到叛亂，本方往往形勢一片大好，卻總是忽然逆轉，這符合邏輯嗎？到唐肅宗時期，又出現兩次。這種敘事會不會有什么問題？”

張詩坪是《國家人文歷史》雜志的長期撰稿人，他慣于借鑒歐美學術界古典學領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和量化模型，嘗試還原中國古代著名戰役現場和政治博弈過程。在《安史之亂》的寫作過程中，他想把作為歷史讀者20年來積累的疑問都解決掉。胡可奇的加入則帶來了財政經濟等方面的數據和思維方式，他對《唐代藩鎮研究》《唐代財政史稿》等文獻有細致研讀。

“可能從政治、軍事的角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時候，從財政方面看，就能得到一些不同的答案。”張詩坪說。他與胡可奇是在天涯論壇認識十年的好友，從在帖子上討論開始，這本書的雛形逐漸顯現。張詩坪把胡可奇撰寫的關于財政和軍事后勤定量分析的文章融合進來，本書的初稿由此而來。后經世紀文景編輯團隊的協助，歷史學家孫英剛教授和許超雄博士的專業審讀，加上繪制了40幅戰場地圖，本書最終得以成形。

香積寺之戰戰場布陣圖

查證與

“脫水”

張詩坪解釋了如何借鑒歐美古典學寫作思路來重構安史之亂的戰爭史。以往的歷史書寫，會為了打造以少勝多的神話，對敵方人員數量進行過度夸大，比如幾萬希臘人擊敗幾百萬波斯軍隊。自19世紀后期，歐洲的軍事學者開始對戰爭史進行重構，重點是還原戰事進程，對數字進行“脫水”，構建出更符合現代軍事學邏輯的戰役現場。

哥舒翰像。來源：紀錄片《夢幻涼州》

《安史之亂》后記中提到，我國很多古代史料雖然資料來源是軍方一手戰報和親歷者與同代人的回憶，能提供很多細節信息，但在兵力、布陣和整體交戰過程等方面常有糊涂賬，甚至不同口徑之間相互矛盾。紀傳體史書“報喜不報憂”的劣勢，也需要推敲還原。比如天寶十五年六月，哥舒翰率領唐軍主力出潼關尋求與燕軍決戰。戰事發生在今河南靈寶，距潼關60多公里，無論陸地行軍還是黃河水路運糧，都需要兩天左右。現在的很多書把這場戰役稱為“潼關之戰”，張詩坪認為是把地點都弄錯了。《安史之亂》第九章《慎勿學哥舒：決定命運的靈寶之戰》，嘗試對這場戰役做了深度還原。

山西的地理示意圖

書中寫到，潼關經陜郡到洛陽的道路十分艱險，第一個障礙就是陜郡西邊的靈寶西原地區。這里是秦函谷關遺址，但在唐代不是很知名。這一帶的黃土高原地貌呈現為階梯狀或臺狀，四周陡峭、頂部平坦。高山深谷多，通行困難，唐軍雖然人數多于燕軍，但在狹窄的地形中無法施展優勢。最終，在合理利用地形布置兵力和陣型，結合火攻戰術之下，燕軍主帥崔乾佑投入約6000人的同羅人（鐵勒九姓核心部落之一）步、騎兵，成功實施了包抄，一舉擊潰唐軍主力。

個體化的歷史認識

從普通人的視角去看待安史之亂，也是這本新書有所建樹之處。歷史寫作者、譯者陸大鵬在讀這本《安史之亂》時注意到，安史之亂歷史進程中有很多非漢族因素存在，比如安祿山就是一個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兒，史思明是粟特人，他們下屬很多將領和士兵來自各部族。唐軍方面也是如此，左右戰爭局勢的因素還包括唐軍為對抗燕軍強大的騎兵，從回紇（回鶻）借騎兵參戰。唐軍甚至曾向大食（阿拉伯帝國）招募雇傭兵。

“當時中國中原地區可能是今天我們很難想象的狀況，山西、河南、河北都有大量說著五花八門語言，風俗習慣、兵器戰術都不一樣的各族軍事力量參與混戰，漢人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如果我們把當時的東亞看作一個世界，那么唐朝和安史之亂的發生就特別具有世界主義的色彩。”陸大鵬說。

胡可奇認為，古代的作戰方式決定了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性和優勢。“西方有人做過復古戰場實驗，一匹馬沖向一排排人站著的步兵方陣，可以沖倒十來個人，沖到第三排。可見它的沖擊力和機動性在戰爭中有多重要。”他強調說，當時要培養一支精銳騎兵部隊，需要從小就進行職業化的訓練，打造“馬背上的職業選手”。北方游牧民族從小就善于騎馬，依托他們去建立騎兵部隊更劃算，更易量產。即便郭子儀的朔方軍、仆固懷恩所部的騎兵，也都是唐朝出資養的“胡人”。

而當時漢族地區強大的礦冶能力、絹布等產品的集約化生產能力，需要與北方邊疆地區的軍事能力進行分工合作。按書中的分析，安史之亂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地區間經濟權益的不平衡。在藩鎮割據的環境下，無論從事生產還是從軍的人員，對待遇是否滿意、對未來發展是否有樂觀的預期，都是“人心向背”的重要因素。因此，安祿山、史思明和他們的將領集團，以及跟從他們的少數民族集團頭目，按他們對命運的預期做出造反決策；而上百萬的普通人，則是為了實際生活，用腳投票擁護他們，加入到洪流之中。

影視劇中的唐朝士兵形象。來源：影視劇《長安十二時辰》

張詩坪說，唐朝時由于商品經濟的興起，士兵們只要有錢，就能過得很不錯，也給家人帶來很好的生活，這導致博弈的群體擴大了。尤其是到中唐時，基層士兵是相當重要的博弈力量，“皇帝姓李，姓安還是姓史，跟他們都沒關系，要搶這些士兵的飯碗和兜里的錢，他們肯定要拼命”。史思明在實力巔峰時期，為了維持軍隊消耗，強制實施掠奪財富的貨幣兌換政策，“以一當百”超發大錢，導致眾叛親離，最終因內部政變被殺。群體博弈的概念，也是這本《安史之亂》引入的新鮮視角之一，以達到更鮮活地還原歷史的目的。

本文原發表于《第一財經》，文景獲授權轉載

作者：佟鑫 責編：李剛

《安史之亂：歷史、宣傳與神話》

張詩坪、胡可奇 著

★以40幅戰略示意圖、戰役組圖，細繪決戰全貌，深度復盤唐燕兩軍激烈交鋒

★由財政、糧食、后勤分析，解構軍政博弈，勘破歷史大棋局中的對弈迷陣

★李碧妍作序，馬伯庸、羅振宇、李碩、陸大鵬、劉勃 力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