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靈獎得主：中國頂尖大學新生比斯坦福新生優秀，但4年后卻……

約翰·霍普克羅夫特是享譽全球的計算機科學家、教育家。他先后任職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康奈爾大學，入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國家工程院院士。曾獲圖靈獎（1986）、馮諾依曼獎（2010）、美國工程院西蒙雷曼獎創始人獎（2017）等全球計算機科學領域重要獎項。50多年來，他培養的博士生中有十余位當選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院士，其中兩名學生分別獲得1986年和2021年的圖靈獎。

2011年，霍普克羅夫特教授加盟上海交通大學，親自開展課程設計，招聘人才，并給本科生授課。今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為了以其命名的計算機“約翰班”。2016年，他獲得外國專家在華貢獻最高獎——“中國政府友誼獎”。2017年當選中科院外籍院士。

作為深耕中國10年的美國人，約翰·霍普克羅夫特對中國的高等教育有著獨特的見解。

【正文】

我從1964年開始給本科生授課，至今已經50多年了。我喜歡教學和科研，這是我至今還沒有退休的原因。康奈爾大學的退休計劃非常完善，我的工資不會因退休而降低。但是，如果退休了，我還能做些什么呢？

我在小學、中學和大學階段都遇到了非常棒的老師。他們真心希望我能獲得成功。他們對我的人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我也希望能對其他人產生這樣的影響。

我真正參與中國的教育工作是在大約十年前。當時，中國教育部讓我幫助他們提升大學教育水平。我和150名教師一起工作，嘗試提高他們的教學技能。但后來我意識到這樣的工作沒什么效果，就建議取消了這個項目。

隨后，上海交大的校長找到了我。從那時起，我就一直與上海交大合作，幫助他們招聘教師，提高教育質量。

（1）中國頂尖大學新生比康奈爾新生優秀，但4年后被康奈爾畢業生超越。

我之前曾在大約15個不同的國家工作，以改善當地教育，包括巴西、智利、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突尼斯和印度等。在這些國家，我幫助了一些學生和教師，但很難提高整體的教育質量。

現在我明白了，除非政府高層想要改善教育，否則你是無能為力的。在中國，國家總理都將改善本科教育作為首要目標之一。所以在這里，我的工作有機會得到回報。

我曾經帶30個中國學生到美國待了一個月。他們中的一半人立即接受了美國的理念，開始好奇地探索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但另外一半人仍會問我：“今天我該做些什么？”

所以一個主要的區別是，一些中國學生只會做你要求他們去做的事情。

我在康奈爾和上海交大為大一新生講授同樣的課程。我發現上海交大的大一新生要比美國頂尖大學的更好。

我認為原因在于，美國有很多不錯的大學，美國的人才分散在這些學校中，而在中國，最好的學生都集中在所謂的C9高校（中國頂尖大學聯盟）里。因此，中國頂尖大學的新生比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大學或康奈爾大學的新生更優秀。

但4年后，我再次面對這些中國學生時，卻發現康奈爾大學的學生已經超過了他們。這意味著中國的大學教育并不成功。

過去20年里，中國的父母意識到他們的孩子需要大學文憑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大學生數量急劇增加，大學教師也從30萬增加到100萬。而問題是，你們是從哪里找到這么多教員的？

有相當多的中國學生到美國高校攻讀博士學位，其中很多人更愿意留在美國。

我認為原因在于，中國的高校不能提供他們想要的環境，籌集研究經費和發表論文的壓力太大，很多年輕教員不得不為資深教師工作。這不是一個教育學生或者做基礎研究的良好環境。

在上海交大，我負責招聘計算機科學的教師。我無法改變整個學校的環境，但學校愿意為我招聘來的教師提供較為寬松的環境。結果也很好，我已經從美國招回了20名教員，我們很快還會再招10人左右。

如果我們的使命是培養下一代的人才，那么我們聘用教員時，他們已經做出了哪些研究成果不是最重要的，我們更希望這個人可以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都保持活躍。所以我們要尋找的是有創造力的人，他要能不斷學習、保持活躍。

在中國，評價高校教師和校長的標準應該改變。對于高校，提高學校的國際排名是一個錯誤的目標，因為這些排名都是基于研究經費和論文數量的。我們應該用本科教育質量來評價高校，而不是研究經費的多少和發表論文的數量。

在中國，現在已經有了一些變化，我相信中國的高校將會快速發展。

（2）大學應專注教育和基礎研究，而不是應用研究。

美國的大學和中國的大學還有一個不同之處。美國有足夠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因此如果我們需要開展應用研究來實現某個具體的社會目標，公司和研究機構可以雇到人才，來進行應用研究。而大學是不參與應用研究的。

大學應該專注于教育和基礎研究。例如，斯坦福大學在上世紀70年代建立了斯坦福研究所，把應用研究從學校轉移到了這個獨立的機構中。出于同樣的目的，麻省理工學院建立了林肯實驗室。

但在中國，高校仍然需要為應用研究提供幫助。許多資深教師都積極參與其中。問題是，應用研究可能干擾教育。

如果一名導師在指導學生的同時也在開公司，那么當學生面臨著做基礎研究還是為公司工作的選擇時，導師很可能會要求他們為公司工作。這是一種不應當被允許的利益沖突。

中國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作出改變。當中國培養了足夠多的人才時，應用研究就應該搬出大學。

在美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基礎研究，不是因為它們希望完成一個特定的研究項目，而是因為它們希望被資助的教師能培養出下一代的人才。教師們可以研究任何他們感興趣的課題。事實上，這是美國做過的最好的投資之一。

我們在許許多多的隨機方向上進行研究，偶爾在某個方向上，會有人做出足以創造一個全新行業的成果，從而為社會提供數百萬的工作崗位，以及數十億美元的經濟回報。

（3）大學專業招生應考慮社會需求。

在上海交大，我擔任John Hopcroft計算機科學中心的主任。這個中心沒有學生，它負責為計算機科學系和其他相關項目聘用教師。我們已經使教學質量大幅提高，很多畢業生已經去美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希望在最后，我們可以提升整個上海交大計算機科學系的水平。

這些精英班的教學水平是和美國頂尖大學相當的，它們正在培養出世界級水平的學生。但是，每個這樣的班級通常只有25到30名學生，所以這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必須拓展精英班，最終提高對所有學生的教學水平。中國有這么多有才華的學生，如果能把精英班擴大到所有人，中國的大學將躋身世界頂尖高校之列。

我認為一旦改進本科教學，培養出更好的本科生，那么研究生的質量就會隨之提高，研究生教育也會自動改善。但這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實現。

目前中國社會對計算機科學人才的需求遠遠大于國家目前的設定的大學計算機專業招生計劃。因為國家不允許計算機學院擴大規模，所以許多高校會在計算機學院之外，創建人工智能（AI）、系統科學等其他院系來解決這個問題。

這與美國的情況不同。在美國，一個院系可以決定自己的規模。康奈爾大學有60個系，但有多達10%的學生都是計算機學院的。學生們會用腳投票。

在全球信息革命的浪潮下，我們需要很多主修計算機科學的學生。創建其他實際上還是基于計算機科學的新院系并不明智。不過，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包括很多不同專業的大的計算機科學學院。

（4）本科生做研究不是好的經歷，應該允許學生先弄清自己喜歡什么。

理論上講，我不認為本科生做研究是一種好的經歷。我不鼓勵他們這樣做，除非他們想要繼續深造，去美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么他們最好發表過論文。但這是不幸的。

如果我們允許學生進入一個大的學院，可以是工程學院，或者藝術和科學學院，允許他們在一兩年的時間里弄清楚自己真正喜歡什么，這將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中國的一些大學已經開始在一些學院這么做，但還沒有發展到整個大學。

在美國，學生不必上那么多的課。他們可以只選修相對較少的課程，我也鼓勵他們這樣做。但是出于各種原因，學生們還是覺得自己應該多學一些課程。

事實上，我不認為上更多的課、經常熬夜就意味著他們能學得更多。我認為，如果他們少選一些課程，但是可以充分復習、充分領會課程的內容，反而可以學到更多東西。而且，如果他們沒有那么重的課程，就可以更好地享受大學生活。

或主動，或被動，美國和中國學生都選修了很多課程。我不確定我們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5）中國大學應該多元化。

我認為多元化對于大學非常重要。在吸引留學生方面，中國高校可能會遇到一些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是語言問題，中國大學里的大多數課程都是用中文授課的，大多數學生也是用中文互相交流，這會給外國學生帶來困難。

但現在已經有商業化的翻譯設備，可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另外，外國學生可能會感到孤獨。我們應該建立一些項目，幫助他們與中國學生彼此接觸。

在招生方面，你們或許可以聯系其他國家的教育部，請他們幫忙，因為很多國家都是愿意把學生送到中國來的。在最開始的幾年，要吸引外國學生可能很難。

但是一旦有最初的一批學生來了，他們就會通過互聯網把相關的情況傳回自己的國家，在這之后，就會有更多的當地學生了解中國，愿意來中國留學。如果能做好國際化，中國大學的水平一定會大大提高。

（6）大學老師的使命：培養下一代人才。

好老師最重要的標志，是他/她是否關心學生的成功，而不在于他/她掌握多少知識，或者多么擅長講課。

我剛剛提到，我遇到了非常關心我的成功的老師。我上的是天主教小學，那里的老師們只有高中畢業，他們加入教會學校，是因為他們真的想幫助學生，而他們沒有大學學位這件事其實根本不重要。他們想幫助我學習。他們希望我能有一個成功的人生。這是你能去評價的最重要的東西。

在我看來，教師的使命就是培養下一代的人才，所以有大學教師不去教書是一件很瘋狂的事情。在美國，我們不會允許這樣做。正如我提到的，我們應該逐步把從事應用研究的教師移出高校。

我們首先選擇要評價哪些課程。我們選的都是基礎專業課，而不是小班課程。然后我們派評委去聽課，對于每一門課程，會有兩位評委去聽兩節不同的課，并進行打分。他們會針對教師是否熟悉講義，講義是否涵蓋最新進展，教師是否與學生互動，以及有多少學生在聽講、有多少學生在玩手機等方面進行打分。最后，我們會選出最好的老師，并給他們頒獎。

2018年，我們只評價了9所頂尖高校的課程。2019年，這個計劃將擴展到約50所高校，并且獎勵50名教師。有很多人參與了這個項目，我們正準備建立一個非營利組織來運作它。

事實上，我已經獲得了政府的許可，來對中國50所頂尖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育進行評價和排名。我們將派45名評委到各個大學去，他們會坐在教室里聽課并且打分。

在第一年，也就是2019年，我們的排名結果不會公開；我們只把結果告訴各個大學的校長，讓他們有一年的時間來改進，在這之后，2020年的排名結果將會公開。這個排名可以幫助高中畢業生和家長進行擇校。

獲獎的教師會獲得約7萬元的獎勵。這個項目由10家中國公司資助。我去拜訪這些公司的時候，它們都非常爽快地愿意提供資助，因為對它們來說，這是一項很好的投資，如果我們改善了本科教育質量，它們就能夠招聘到更好的人才。

（7）大學要教會學生更好地生活，反對一些學生花太多時間學習。

我認為我們真正要做的，是教育學生更好地生活。技術教育對學生就業和國家發展都很重要。但我們也需要提供更廣泛的教育，包括歷史教育、社會教育等，這會讓人們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決定，以應對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的各種問題。

教育的另一個目的是幫助人們享受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不認為人們可以完全理性地計劃自己的生活。當有機會選擇一種或另一種生活方式時，我認為你應該選擇那個你真正喜歡的。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就應該充分享受它。

所以，我反對一些學生花太多時間學習。我上小學時，早上9點開始上課，下午3點放學，沒有作業。我很享受我的小學時期，通過與其他學生互動、打球和探索城市，我在課堂之外學到了很多東西。中國的小學生很忙。我不知道他們是否享受這種生活。

現在確實有大量的科學研究成果，但你不可能全部學會。如果試圖強迫別人去學他們學不會的東西，那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學會如何學習，以及不同的學科是如何組織起來的，這樣當你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很快地找到并使用所需的內容。

有實驗表明，出生頭兩年對人類大腦的發育至關重要。要有穩定的環境和良好的營養，大腦才能學會如何學習。只有這樣，孩子們上小學之后才會有好的表現。如果計算一下投資回報比，你會發現為每個孩子創造穩定的環境是最劃算投資之一，對中美兩國都是如此。

在中國，很多家庭中父母雙方都有工作，孩子由祖父母照顧。祖父母也許能提供足夠的食物，但那是不夠的。孩子們需要更多的情感關懷和早期教育。當他們抬起頭，他們會希望看到有人在身邊，對他們回以微笑。

這些問題不會馬上解決。所以，我現在將重點放在本科教育上。解決本科教育之后，我會轉向幼兒教育。這將是一個昂貴而復雜的項目，但我希望能做一些有用的工作。

（8）根據創造力和求知欲來評價研究人員，將極大有利于基礎研究。

我現在對深度學習很感興趣。人們正在很多領域中應用深度學習，但沒有人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我想把研究重點放在這個問題上。

另外，如果深度學習只是純粹實驗性的，那么我們就很難向學生講授它。所以我想知道它背后的理論基礎，以便更好地教授我的學生。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動力。

我認為最主要的問題是，中國是用發表論文來評價研究者的。但如果你要做基礎研究，就很難發表論文。

實際上，我在20世紀60年代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教職的時候，沒有發表過任何一篇論文。中國文化似乎更喜歡客觀的衡量標準，比如論文和資助。如果你們能建立一個值得信賴的委員會，擺脫掉這兩個指標，根據創造力和求知欲來評價研究人員，從長遠看，這將極大地有利于基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