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幾天說過,若回到歷史,后世的士子文人大多愿意選擇宋朝,因為這個時代重文輕武,文人地位高,社會氛圍相對平和,較少血腥殺戮。你看,北宋的文官基本上都是科舉出身,尤其仁宗時代,群星璀璨,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晏殊,個個都是文章詩詞高手。文官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成長,普遍具備較高的道德修養,代表了社會的良心與脊梁,由這樣的群體主導社會,宦官、外戚自然沒有滋生亂政的空間。
所以,宋代幾乎沒有宦官、外戚禍亂朝政的情況。
有宋一代,最有“作為”的宦官當屬童貫,此人曾官至樞密使(北宋的最高軍事長官),權傾一時,即便如此其權力依然依附于宋徽宗的信任,其造成的危害程度遠不及漢唐及明代的宦官集團。
除文官集團力量強大這一因素之外,還有一點也挺關鍵,宋朝皇位繼承相對比較穩定,沒發生過嚴重的皇位爭奪戰,新晉皇帝無需倚重宦官、外戚力量,后者自然也就少了胡作非為的機會。
宋朝雖有仁宗養母劉娥太后垂簾聽政11年,但并未實質性突破“輔佐”的底線,自始至終也未提拔重用娘家人,故史稱劉娥“有呂武之才,無呂武之惡”。
一句話:宋朝用“文官集團+制度枷鎖”把宦官、外戚的權力鎖死在宮廷內部,不外溢于朝廷大殿,即便有個別強勢的,也掀不起大風浪。
反觀中國人最引以為傲的漢唐(中國人自稱“漢”民族,海外華人聚集區多稱“唐人街”),卻是宦官、外戚危害為烈的時代。尤其東漢,曾長期處于宦官、后戚交替亂政的局面。這種情況的發生,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東漢皇帝繼位時大多年幼,需要有輔政者,誰最值得小皇帝信賴?當然是宦官,因為他自幼和這些人玩在一起,有很深的感情;誰最值得年輕的皇太后信任?當然是娘家人,娘家人不會和自己有二心。所以,東漢中期之后宦官、外戚輪番上臺,有時二者之間爭權奪利打得不可開交。所以古人說“主幼國危”,確實有其道理。
明朝宦官亂政也很厲害,最著名的當屬宦官王振慫恿英宗親征瓦剌,結果導致“土木堡之變”,英宗被俘;熹宗時代的大宦官魏忠賢更壞,號稱“九千歲”,專權亂政、殘害忠良、搜刮民脂民膏,幾乎無惡不作。
不過,這些權傾一時的宦官最后都沒有好結局:王振被亂軍捶殺,劉瑾被凌遲處死(割了3357刀),魏忠賢被崇禎賜死。
明朝為何宦官亂政如此之烈?原來與明朝多怠政、懶政、玩物喪志的皇帝分不開,當皇帝的不作為、亂作為,宦官自然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以大名鼎鼎的萬歷皇帝為例,此人竟然拒絕與文官見面,三十幾年不上朝,六部官員有事要跟皇帝匯報怎么辦?只能假以宦官之手,這就給了宦官上下其手的機會。有記載,文官上報給皇帝的奏折,竟被宦官拿來包魚并隨意丟棄。
所以,但凡宦官禍亂,背后必有皇帝怠政、嬉政;但凡外戚專權,背后必有皇帝年幼不能獨立執政。
其實,宦官與外戚最無存在感的朝代不是宋,而是清。整個清朝276年,無一例宦官與外戚禍亂朝政的事件發生。你也許知道宦官李蓮英的大名,但此人不是因為干壞事出的名,而是因為梳得一手好頭發才俘獲了慈禧的歡心,此人既不干政也不營私,屬于宦官輩的老實人。
一個朝代,有作為的君主越多,宦戚之亂就越少;有作為的君主越少,宦戚之禍便越烈。
中國兩千多年專制史,清朝是有作為的皇帝最多的一個,從開國君主努爾哈赤到皇太極、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連續6個皇帝都勵精圖治,占了整個大清王朝12帝整整一半。
你看其他朝代,有作為的君主就少了很多。
西漢時期,漢高祖劉邦和漢武帝劉徹較有作為,文帝、景帝也還行,武帝以下就不行了;整個東漢也就光武帝劉秀一人而已。
唐朝雖常被后人譽為“大唐盛世”,但真正有作為的皇帝也就唐太宗李世民和唐玄宗李隆基二人,而且李隆基也是虎頭蛇尾。開國皇帝李淵在位時間不長,不太好講;唐高宗李治性格軟弱,反倒成就了一代雌主武則天。
宋代呢?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還可以,宋仁宗趙禎雖無大能耐但仁愛敦厚,成就了文官與文人的輝煌時代。
明朝有作為的君主,自然是開國皇帝朱元璋及再造明朝的朱棣,之后就一下子跌入深淵,從朱棣之子朱高熾開始,一代不如一代,不是平庸就是荒唐,當然,這是閹宦最喜歡的時代。
每一個朝代,前兩代君主都能做到居安思危,因為前朝的覆滅就在眼前,去之不遠;但他們的后代就不一樣了,“長于深宮之內,養于婦人之手”,精神意志大大退化,荒唐事一樁一樁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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