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名將熊國炳，失蹤23年沿街乞討，為何最終餓死也不去找組織

1960年的冬天，甘肅酒泉城郊一座破舊土屋內，一位老人的身軀緩緩倒下。

沒有人知道，這位孤苦而終的乞討者，竟曾是紅軍西路軍的重要將領熊國炳。

他在和組織失散后失蹤了23年，靠沿街乞討為生，但他為何隱姓埋名，寧愿餓死街頭也不肯尋回組織？

巴山勇士

1899年，熊國炳出生在四川通江的一個貧苦農家，十歲那年，他背著書包走進了學堂。

好景不長，隨著弟妹的相繼出生，家里日子愈加緊張，讀書不過兩年，他便退學回家幫忙了，

為了減輕家庭的重擔，十二歲的熊國炳被父母忍痛過繼給了熊家坪的熊邦杰。

熊邦杰是一名郎中，靠山里草藥和給人看病為生，生活雖不富裕，卻知書達理，把熊國炳當親生兒子看待。

到了第二年，就將他送回了學堂，熊國炳非常爭氣，識字快、記憶好，還練得一手好字。

村里人開始請他代寫家書、春聯，偶爾也能換些米面回家，但一年后，他再次退學，回家幫養父母采藥謀生。

少年時的熊國炳每日背著背簍，跟著養父翻山越嶺，識草辨藥。

十八歲那年，他和太平山的姑娘趙紫香成婚，婚后不久，他的養父在一次山中采藥途中不幸溺亡，養母也因悲痛過度撒手人寰。

悲慟之余，他扛起了整個家的擔子，為了養家，他開始四處販賣梨子、山貨，踏遍大巴山的溝溝壑壑。

他抬滑竿、給人挑擔、做短工，甚至跟人去陜西倒貨，一走就是十幾天。

村中排外嚴重，他一家在熊家坪遭人排擠，被小官吏勒索“抬子捐”，最終不得不帶著妻兒背井離鄉，搬到太平山岳父家棲身。

山中地薄，他便開荒種田，勉強維生，農閑時，他便拿起老獵槍進山狩獵。

一次冬末狩獵，他踏進一處深林，不慎踩到他人設下的陷阱，一支涂毒的木箭猛地扎進他的小腿，劇痛瞬間襲遍全身。

他跌倒在地，鮮血混著雪水往外涌，他強忍劇痛，用牙咬著布帶勒住傷口，再用刀子將箭頭硬生生剜出。

血流如注，他就地采了苦參、紫花地丁等草藥，咀嚼成漿敷在傷口，再用樹皮包扎。

靠著驚人的意志，他在林中挨了三天三夜，拖著傷腿一步步蹭回山下。

村里人得知消息后，都震驚于他命大的同時，更被他不屈的精神所折服。

從那之后，太平山一帶的人們便親切地稱他為“巴山勇士”。

投身革命

1932年的一天，正值通江集市，熊國炳挑著兩筐皮貨正準備擺攤。

一個身著長衫、口音生硬的外地商人走到他攤前，指著皮貨問了許多細節，還開出一個高得讓人心動的價錢。

熊國炳早已習慣提防奸滑買主，略一打量對方，覺得不像奸商，便點頭成交。

此人姓劉，名子才，幾次接觸后，兩人逐漸熟絡，熊國炳被劉子才的識見和言語吸引，常與他席地而坐。

直到某晚，兩人在篝火前促膝長談，劉子才才吐露身份，他原是紅四方面軍的地下交通員，肩負偵查敵情、動員群眾之責。

“熊兄，憑你在這山中的人望，若能助我們一臂之力，那可是救人無數的功德。”劉子才誠懇地說。

這一晚，熊國炳沉默良久，許久后點頭，他很快加入了黨組織，成了紅軍的耳目與向導。

1933年，紅軍入川建立川陜蘇區，熊國炳憑借熟人緣和群眾口碑，被推選為竹峪鄉蘇維埃政府主席。

他手握權柄，卻從未居高自傲，依然穿著打補丁的衣服，走村串戶，親自為百姓調解糾紛、分配土地。

最初的他寫不來公文，便讓文化干部起草，自己口述情況，有錯便一字一字摳準。

這一年，他的名字層層上報，最終被推舉為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熊國炳的腳步從山村踏進了整個川陜蘇區的政治中樞，但他依舊每日起得最早，住得最寒，帶著兩名通信員常駐鄉間，視察分田、征糧、建隊伍。

同年，紅四方面軍在川陜蘇區展開“肅反運動”，旨在清查敵特。

作為主席，熊國炳臨危受命，一邊在報刊上發布公告辟謠，穩定民心；一邊走訪鄉村，收集冤情線索。

在一次去毛浴鎮視察時，他親自走進一個案子：當地老中醫許昌和兒子被判死刑，罪名是毒害農會干部。

但老大夫的妻子每天在政府門口下跪喊冤，熊國炳見狀皺眉，命人停止執行，帶案卷回審。

他日夜翻閱資料，又親自走訪目擊者，僅用半天時間便查清真相：原來，是地方反動組織“白扇會”故意嫁禍于許昌，只因許昌曾給紅軍看病，被視為“通紅”。

查清冤案后，他不僅撤銷判決，還公開為許家平反、道歉、賠禮，此事一出，群眾奔走相告，稱他為“青天大老爺”，有人甚至在夜里敲鑼打鼓送上錦旗。

在他的領導下，川陜蘇區肅反運動趨于理性，群眾信心恢復，政令暢通。

血染祁連山

1936年10月，熊國炳被編入西路軍，隨即開始了艱苦的西征戰役。

那時他意氣風發，誓言要打通河西走廊，為紅軍與蘇聯接軌開辟新路。

但敵人早已在沿線布下天羅地網，西路軍孤軍深入，糧草斷絕，援軍無望，最終陷入馬家軍的重圍之中。

老虎溝一戰，是西路軍最后的突圍，熊國炳奉命護送黨組織文件突圍北上。

他翻身上馬，轉身看向戰友們，一一抱拳：“諸位，若我死，文件也不能落入敵手！”

話音剛落，一顆子彈擊中他的頭顱左側，緊接著又一槍打中了戰馬的腹部，熊國炳被甩出馬背，滾落山坡，滿頭鮮血染紅了雪地。

山林間火光沖天，紅軍戰士子彈打盡，與敵人短兵相接，展開肉搏，喊殺震天，戰友一半倒下，另一半被俘后活埋。

熊國炳昏死了一夜，直到第二日才在一堆尸體中蘇醒，他忍著劇痛摸向背包，文件已不翼而飛，戰馬尸橫就地，身邊的戰友已無一人喘息。

他趴在雪地里，長跪不起。他想死，卻又不能死，因為那批文件還未追回，因為還有責任未盡。

他踉蹌著往山下爬去，在一個帳篷群落附近，他被敵軍巡邏兵抓獲，帶進了一頂裕固族頭人的帳篷。

敵人審問他是誰，熊國炳低頭答：“我是個馬夫，被你們抓來的。”

他衣衫襤褸、傷痕累累、面容憔悴得幾乎認不出原來的模樣，敵人冷眼打量他幾眼，最終信了。

裕固族頭人是位年逾古稀的老者，他看著這個渾身血污卻眼神堅毅的“馬夫”，心中生出幾分憐憫。

深夜里，他悄悄地為他上了藥，取來熱湯，并趁敵人熟睡之際，用自家的毛皮將他裹好，又安排人將他從后山送出。

逃出生天的熊國炳一路南逃，途中多次被查捕、追殺，最終躲進酒泉郊外的屯升鄉。

當地一位姓張的老人收留了他，為他用土法治療凍瘡，每日熬藥洗腳。

熊國炳每晚坐在土炕邊，望著天上的星星發呆，他曾幾度拿起刀子，想在手腕上劃下了結，但最終，又放下。

他不是怕死，而是怕死得不明不白、怕死前不能替兄弟們討回公道。

為了不連累救命的張老漢，他離開了屯升鄉，改名為“張炳南”。

張炳南開始在市井間討生活。他打短工、賣針線、做貨郎，白天在人群中混跡，晚上則縮在廟宇角落枕草而眠。

他曾攢過路費，想北上尋組織，但層層封鎖，處處布哨，哪條路都像死路。

他也曾躲在墻根，聽人談起“熊國炳叛變、帶文件投敵”的謠言，聽到有人罵他“賣黨賣國”，卻只能強忍怒火，低頭擦掉眼角的淚。

悲劇終結

1949年，酒泉城解放，人群如潮，夾道歡迎解放軍進城，熙攘的街頭，熊國炳靜靜站在街角，淚水悄然淌滿臉龐。

他沒有上前相認，沒有高呼口號，只是在人群中默默站了許久，望著那些年輕士兵的背影，眼里有光，也有沉痛。

土地改革時期，鄉里組織成立土改宣傳隊，他第一個報名，拉鋤頭、抬標語、上臺發言，凡事沖在最前。

朝鮮戰爭爆發時，政府號召青年參軍，他將白玉生帶來的三個繼子中的老大送去前線。

1951年底，他帶著干糧和衣物，回到闊別多年的通江老家。

村里的人得知他的身份，一個個圍上來。有人驚嘆：“你是那位熊主席？”

他連忙擺手否認，老鄰居拉著他說：“老熊，你該去北京，去找老首長，將你這功績講講。”

可他只是搖頭，他說：“那年帶著兩萬兄弟去的，回來不到五千，我茍活到現在，已經對不起他們了，怎么還有臉面登門要功勞？”

1956年，妻子白玉生腿腳病重，看著她的病情一日不如一日，他決定帶著一家再次遷回酒泉。

1958年，全國遭遇嚴重饑荒，街頭巷尾開始出現乞討的身影，熊國炳也扛不住了。

糧倉空了，家里孩子哭餓，他又怎能無動于衷？他咬了咬牙，穿上破舊的長衫，戴上草帽，拄著拐杖，開始上街乞食。

1960年秋，熊國炳因營養不良患上重病，最終離世。

鄉人合力為他收殮，卻因他生前無錢購棺，只能用柳條和稻草將他裹住，草草埋于一處沙地，連個墓碑都沒立。

沒人知道這個餓死街頭的老人，曾是共和國革命史上一段沉重而光輝的記憶。

直到二十多年后，黨史部門在清查西路軍歷史資料時，才發現“張炳南”與“熊國炳”竟是同一人。

他一生未向組織提過要求，未與戰友聯系過一次。他從未在公共場合喊出自己是“紅軍老干部”。

甚至連與自己并肩作戰的老戰友成為元帥、上將后，他也從不主動提起。

他不是被歷史遺忘，而是選擇了不去打擾，他說：“我茍活已是恥，怎敢再提功。”

他餓死在偏房，埋于沙地，無碑無棺，卻活成了信仰的化身。